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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回想他们青年时代的情况，而听任孩子们自己去学习人生。也有父母不能这样而由祖父
母来代替的，因为年龄的衰老，心情较为镇静，也不怎么苛求，思想也更自由，他们想着自
己当年的情况，更能了解新的一代。
在这篇研究中，我们得到何种实用的教训呢？第一是家庭教育对于儿童的重要，坏孩子
的性格无疑地可加以改造，有时甚至在他们的偏枉过度之中，可以培养出他们的天才；但若
我们能给予他一个幸福的童年，便是替他预备了较为容易的人生。怎样是幸福的童年呢？是
父母之间毫无间隙，在温柔地爱他们的孩子时，同时维持着坚固的纪律，且在儿童之间保持
着绝对一视同仁的平等态度。更须记得，在每个年龄上，性格都得转变，父母的劝告不宜多，
且须谨慎从事；以身作则才是唯一有效的劝告。还当记得家庭必须经受大千世界的长风吹拂。
说完了这些，我们对于“家庭是否一持久的制度”的问题应得予以结论了。我相信家
庭是无可代替的，理由与婚姻一样：因为它能使个人的本能发生社会的情操。我们说过青年
时离开家庭是有益的，但在无论何种人生中，必有一个时间，一个男人在经过了学习时期和
必不可少的流浪生活之后，怀着欣喜与温柔的情绪，回到这最自然的集团中去，在晚餐席的
周围，无论是大学生、哲学家、部长、兵士、或艺术家，在淡漠的或冷酷的人群中过了一天
之后，都回复成子女、父母、祖父母，或更简单地说，都回复了人。
性革命与婚姻进步
潘绥铭
潘绥铭（1950…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
自作者《中国性现状》，北京，光明日报出
版社，1995。
提起性革命，许多人会立即想到它破坏甚至消灭婚姻。在中国，这更是人们痛恨性革命
的主要原因。其实，历史的真相绝非如此简单。我们可以把问题分解成三个方面来考察：一、
性革命高潮与婚姻制度改变，谁先谁后，谁是因谁是果？二、性革命高潮主要冲击了传统婚
姻的哪些方面？三、性革命造就了什么样的新婚姻形式？
婚姻本身的变化是性革命的前提 近一万年的农业社会中，无论一夫一妻制还是一夫
多妻或一夫一妻多妾制，婚姻实际上都遵守着四条共同准则：（1）婚姻首先是对财产的占有、
合并或继承关系，性交关系则是次要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2）婚姻神圣，不可离异；（3）
男权（夫权或父权）统治着女性（妻或女）；（4）婚姻不仅严禁婚前与婚外性行为，也降低或贬
斥婚内性生活。但时至 19 世纪后半期，随着现代大工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逐步确立，
西方各国的婚姻形式与制度开始背离这四条准则，使性革命成为可能。
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工业社会确立了以个人为单位，而不是以婚姻或家庭为单位来参与
社会的生产、占有与分配的经济原则。一个人从社会获取多少报酬，完全依据他（她）自己付
出了多少劳动，根本不考虑他（她）的配偶、双亲或子女有多少或有没有收入。由于女性和青
少年大量参加社会生产，获取独立的收入，农业社会中那种由男性家长独占家庭一切收入，
然后供养妻儿老小的制度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因此；英国在 1857 年、1870 年分别立法保
障妻子的财产权，最终于 1882 年通过了《已婚妇女财产法》
。这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
之一。它规定夫妻婚前婚后财产都分别拥有、分别核算，而不是共同拥有。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西方各国都把夫妻财产分立作为法定选择之一与共有财产制并列。本世纪 20 年代，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一律实行夫妻财产分立。这样，婚姻就不再是某种财产同盟，也不再是男
权王国。一方面夫妻性爱在婚姻中的地位大大上升，另一方面婚姻本身也失去了制裁性爱转
移的最有力手段，用停止供养或离婚来惩罚配偶，已没有原来那么大的效力和威慑力。同样，
为获取财产而结婚也行不通了。
其次，基督教所一贯鼓吹的“婚姻神圣论”
，在 19 世纪末期开始破产。尽管各国法律直
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仍坚持“责任主义”
，即配偶一方有过失的才可离婚。但在实际社会生活
中，离婚现象早已剧增。从 1900 年到 1924 年，英、美、法、德、比、荷、丹麦、挪威、瑞
典、瑞士等国每 10 万人口中的离婚数，平均增长 126。8％，其中英国增加 8。3 倍，德国增
加 4 倍，法、比、丹麦、瑞典都增加 3 倍以上。美国虽只增加 2 倍多一点，但离婚率最高，
已达每年每千人口中有 1。6 人离婚，超过 1986 年的中国近一倍。严格说来，离婚并不是性
革命的内容，而是婚姻革命的一个方面，但作为一种法定形式的性对象再选择，离婚的增加
无疑有助于人们对性活动和性关系采取更为宽容与开明的态度。
第三，婚姻对性活动的垄断也开始破除了。早在 18 世纪初期，法国工人和城市贫民中
就盛行不履行结婚手续的、不专一的、不白头到老的“浪漫婚姻”。19 世纪中期，连马克思、
恩格斯这样的学者，也惊叹普通大众中非婚姻行为的广泛与多样。因此，西方各国上层社会
发起了一场广泛、长期的“道德净化”运动，力图把下层人民中实际存在的性关系纳入法律
或宗教的规范之内。结果，这种运动促使各国在 20 世纪初承认或默认了事实婚姻的合法权
利，以及私生子女的合法权益。事实婚姻的出现非同小可。它打破了农业社会那种必须先结
婚，然后才能性交的传统，等于承认了是性交而不是契约缔造了婚姻，等于承认了婚前性交
也是合理合法的。婚姻开始恢复它本来的自然面目：首先是为了性交，首先是一种性交关系。
同时，对私生子女权益的承认，标志着对婚外性交的惩罚已大大减轻。古今中外，人们禁止
和惩罚通奸的第—位理由，就是防止私生子女干扰财产占有与继承关系；遏止婚外性交的最
大威慑力量，也是对可能有私生子女出生的恐惧。现在，婚姻制度本身的变化已使它无力再
像以往那样垄断一切性活动了。
这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美各国的婚姻状况，不但为性革命第一次高潮提供
了坚实基础，而且简直是在促使它不得不出现了。
性革命冲击了什么样的婚姻？ 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相反，性革命高潮不是首先出现于资
本主义西方，更不是美国，而是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然后才传
到西欧各国。此外，它的发起者和参加者也不是资产阶级分子，而是大学生和以工人为主的
大城市青年。它的主要口号也并不是屡遭批判的“爱情杯水主义”，而是自由同居和友爱婚
姻。
十月革命后，苏联革命青年在内战中无暇考虑性问题。1920 年到 1927 年的和平时期，
他们提出“补偿自我”的口号，但又不愿再返回传统婚姻的篱笆之内，于是首先出现了离婚
自由运动。1924…1927 年间，离婚对数占结婚对数从 5．3％剧增到 21．2％，而结婚不满 1
年就离婚的，在 1921 年的列宁格勒占 33．1％，在 1925 年的白俄罗斯农村占 51．2％，在
乌克兰全境占 36．4％；结婚 4 年以上才离婚的，在各地都只占 1／4 左右。
婚姻既已松散和多变到如此程度，青年也就不再以缔造和维持婚姻作为性爱的目标了，
各种非婚性爱大量涌现。1922 年，在以“工农兵学员”为主的大学生中，甚至像莫斯科的
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样的干部学院中，同时过婚内婚外两种性生活的学生占
62％，没有性实践的男生只占 12．3％，女生只占 33．4％，女生包括正式结婚在内的种种
性关系中，长期保持的很少，而短期的和同时与多人性交的却在男生中占 84．3％，在女生
中占 55．2％。希望过性生活，又不愿用婚姻束缚双方的人占 77％。敖德萨大学甚至有 48．2
％的学生根本否定爱情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党是把这些现象看做婚姻革命与进步的。《真理报》曾
数度宣布：把党员的离婚或性行为问题拿到支部会上来讨论，“是小资产阶级的梦呓”“对
；
那些热心维护婚姻神圣论的同志，我们要说：党不是天主教会”。可惜， 1927 年斯大林上
台并大搞“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后，这些实践和开明态度都遭镇压。直到 1956 年，苏联
成了一个派民兵上街查禁男女亲昵的“严肃”国家。
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20 年代也是一个性革命高潮期，但各国政府和教会都把它归罪
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婚姻革命，也归罪于犹太人，因为早期性学家大多
是犹太人。保守派惊呼：
“敌人已来到我们的家门口，它就是性革命。”但进步人士却为之欢
欣鼓舞。劳伦斯借小说中女主人公之口呼唤：“给我古代那种火辣辣的爱吧。现在这些矫揉
造作而又垂涎三尺的年轻绅士们，实在叫我恶心透了。 德国和法国都有些知名人士号召
” “自
由性爱”，还组成“自由同居联盟”和巡回演讲团。双方的斗争十分激烈，奥地利左翼作家
伯特威尔，由于办刊物鼓吹自由同居，被一个 19 岁的技校学生“出于道德义愤”所枪杀。
罗素则被美国法官禁止赴美任教。美国原法官和参议员林西，则因主张友爱婚姻而险些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