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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0
一个忿怒但又无理的人，只感到可恶但不知为什么恶、恶在哪里的人，还有什么横祸不
会产生呢？他两眼充血，满脸凶光，毫无反顾地向他认为可恶的东西扑过去，不管对方是不
是无辜者。他像野兽，完全失去理智。
一六三
不要怪别人不义，只怪自己不行；不要在众叛亲离时徒然兴叹，而要重新开拓你的事业。
自己最可畏者，畏己之软弱无能耳。
一七八
游戏，娱乐，宗教……精神需要，是对人好像可以没有的东西，但是绝对不能没有的东
西。必须明确，它是一种需要，一种客观的存在的需要，一种栽根于内心的需要，—种天性，
人性的一个方面。
一八一
观人生法，不惟暂，惟常；不惟显，惟微；不惟矜，惟忽。
观人之法，在于观人怎样消磨他的空闲时间，他自由支配的日子。
一八四
公者，众人之利益所在也；正者，真理之基础所在也。无我为人者公，然无我非同流合
污，迎合落后。因之必以正。
一九一
凡病皆可医，惟俗不可医；凡事皆可耐，惟俗不可耐。
一九二
凡人必先量己之长，知己之短。于所长则不可自恃而任性，于所短则不可自欺以欺人。
然后平气以察人情，准情而考成事。
一九八
人经患难，死人复活，见世人变异，当悲人心之不测也，而易对人之虚无感情，对人类
作道德上的绝望，而信乎荀子人性恶之说。
一九九
《易·大过》云，君子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天下非之而不惧，举世不见知而不悔人皆
尚同而违众，信深守固；莫我知隐遁于世，不怨不尤，则不惧而无闷矣。人之常情，孤独无
援必惧，默默无闻必闷，君子卓行绝识，处大过时，利害迭变，是非交攻，独立不惧，坚贞
不移，其守过人，其量过人，不惟一毫不动，而更是磨炼生平学力识力之好机会。
侠出于伟大的同情
罗家伦
（1897…1969），现代学者，教育家。本文
选自罗家伦《新人生观》
，沈阳，辽宁教
育出版社，1997。
我所谓侠，乃是“豪侠”
“任侠”之侠，我所谓“侠气”，就是豪侠任侠之气。中国历史
上向来认为侠是一种美德，但同时也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侠是一般浪人，不务正业，专
管闲事，为人家报仇，打抱不平，甚至去作奸犯科。韩非子就曾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
以武犯禁，”认为两者都不对。可是我们要知道，这只是侠的流弊，这在社会没有纲纪，政
治不上轨道的时候才会发生的；这种侠只是一种所谓“游侠”，然而侠不必就是“游侠”。何
况就在这种“游侠”里面，也未始没有一种天地间的正气存在。所以太史公作《史记》，特
撰游侠列传一篇，并举出朱家郭解等人，来表扬他们特立独行的地方，不是没有道理的。
为什么我提倡尚侠？我们要确定一个观念，建立一个主张，必须先考察我们民族的弱点，
社会的病象，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发生实效。现在中国的社会已经堕落到一个残酷的社会，
一个最缺少侠气的社会。中国人常讲“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
， ，而事实上的表现，却正
相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第一是同情心的缺乏。中国人论交，有所谓“患难之交”；这是最可宝贵的，就因为讲
“患难之交”的人太少了。中国社会有一种最凉薄的现象，就是看见别人在患难之中，不但
不表示同情，反而高兴快乐。比方有人在街上跌了一跤，假如在英美各国，大家一定要抢着
去把他扶起，甚至送他到医院去，如果他跌伤了的话。而在中国，大家看见了，往往还拍掌
大笑。1935 年我因事到重庆来，因为不认识路，从一个书店乘洋车回旅馆，半路上洋车翻
了。奇怪得很，因为重量偶然的平衡，我没有向后翻出去，洋车夫也双脚悬起来，于是人力
车成了自动车，向一个很高的坡度开下去，开了二十几丈。当时我看见前面有军用卡车要撞
来了，叫路旁的人把洋车拉住一把，但是沿路的人只有笑的，没有拉的。我还有一次，在武
汉轮渡上，看见一个人掉入水中，船上许多人不但没有一个人去救他，反满不在乎似的以笑
谈出之。我当年在欧洲的时候，知道有一次火车出事，开车的人因为酒醉跌出去了，火车自
动进行，无法停止，于是有一个大学生在前站的铁桥上，奋不顾身地跳上车头，将车闸住，
自己一个手臂撞断了，一车的人却是救住了。这件事各处报纸大载特载，奉这位青年以英雄
的徽号，真是他应得的称誉。这较之中国人在急难时看人冷眼的何如？
前一向卫生署一位负责当局告诉我一件事，说他亲眼看见一个人病得快要死了，抬到重
庆某个教会医院门口，但是因为找不到保人，付不出一个月的住院金，医院不许他进去，他
只有躺在医院外面死去。这种见死不救的现象，在慈善性质的机关门口出现，是何等骇人听
闻的事！我还听说有些当军医的人，往往发财，这是何等的残忍，何等没有心肝！前些时候，
重庆临江门外，一场大火，烧去四千余家，若是在外国，这还得了，恐怕要全市动员来募款
救济了，但是此地却也平平淡淡地过去！
最近潘光旦先生介绍美国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所著《中国人的特性》
一书，其中有一篇题名是《无同情心的中国人》，我看了非常难过；但他所举的都是事实，
我也无法否认。不但明恩溥的观察如此，就是最恭维中国文化的罗素，著书时也提出中国人
残忍而缺少同情心这点。譬如死了人是人家一件最不幸的事，但是中国一家死了人，别人对
于这件不幸的事是不同情的。我初到法国的时候，在电车里，看见同车的许多人，忽然都脱
帽致敬，很以为奇怪；原来是车旁有人家在出殡，这是表示对死者的同情。不要说普通人遇
着出殡是如此表示，就是总统出来遇着出殡，也是脱帽的。中国人却不然，看见死者亲属的
“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就是吊者也会大悦起来！乡村人家甚至还希望别人家有人死，可
以去喝酒吃肉，饱啖一顿；城市里不是万人空巷的去看大出丧吗？明恩溥特别举出中国人对
于残疾的人，没有同情。出过天花的人，到药店去买药，药店的人常常要问他：“麻大哥！
你是哪一个村子里来的呀？”看见斜眼的人，便要说：
“眼睛斜，心地歪，”来取笑他，挖苦
他。普通以为残疾的人都是坏人， “十个麻子九个坏”
譬如 ，
“天怕六丁六甲，人怕斜眼蹩脚，”
这类尖刻无稽的话是很流行的。其实肢体略有损坏的人，哪里就是坏人。如果其中有坏的，
也大都是社会逼成的，因为社会对他太歧视了，使他感觉人人都苛待他，他也自然不得不存
心防范，或设法对付人了。再还有对于年幼孤弱的人，也是同样的不加爱护。童养媳受虐待，
是普遍的现象；打丫头、虐奴婢更不必说了。所以同情心的缺乏，是现在中国社会最显著的
一种病态。
因为同情心的缺乏，于是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以为事不干己，绝对不管，因而社
会上无公是公非可言，也缺少急公好义之人。是非的观念，不但需要政治去培养，而且需要
社会去扶植。有社会的奖励和社会的制裁，然后才有公是公非产生，例子很多，不胜枚举。
社会的进步，不但要有是非的标准，而且要有人肯自己牺牲，去维持这是非的标准。
但中国传统的哲学，只教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须知达固且要兼善天下，
穷也不应独善其身，至少也要兼善其邻罢。中国人受这种传统哲学的毒太深了，人人都想独
善其身，所以不但同情心不能发达，而且公是公非也无从树立。
因为同情心的缺乏，所以牺牲精神也就堕落。侠者最好讲“千里赴义”。设如没有牺牲
的精神，如何能去赴义？我们应该“见义勇为”“见义不为无勇也”
； 。是的，闲事不管，可
以省多少麻烦。但正当的闲事，哪能不管，而且愈能多管愈好。英美法律上规定的陪审制度
（Jury syslem），不但鼓励，而且逼迫人家管闲事。不过没有牺牲精神的人，是不配管闲事
的。若是自己不肯牺牲，不要说千里之义不能赴，就是隔壁人家出了事，也是不配问。上海
人家被盗时，决不能喊“捉强盗”，而只能叫“起火”，因为隔壁人家听到“捉强盗”，必不
敢出来，恐怕自己会吃亏，而听到“起火”，因为怕自己的屋子烧起来，也就不得不出来了。
这些冷酷懦怯的事实，正是现在中国社会病象的表现。
这种病象，可说有两个来源：第一是生活。在贫苦的社会里，生存竞争，非常激烈。要
“解衣衣人，推食食人，”是不可能的。漂母饭韩信，也要她自己有一饭才行。我们常常看
见，有些贫苦的人，为争一两毛钱，而打得头破血流，甚至打出人命事来。轮船将靠岸的时
候，那些脚夫不等船靠妥，就抢着向船上乱跳，稍不当心，就扑通下水。他们自己的生活，
尚且无法解决，哪里谈得上对人的同情？第二是思想。中国多少年来的教训， “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