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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等人在其成长道路上不曾得到这样的鼓励和支持，他们作为革命家和文化英雄的形象还能
站立得起来吗？而没有这些人的挺立和闪耀，俄罗斯的十九世纪究竟还有多少光彩可言呢？
赫尔岑的这个故事，让人不能不对领袖与人民的关系有所领悟。领袖不只是代表人民，而且
的的确确是由人民培养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从而也就有什么样的民
族和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被赫尔岑称为“老布肖”的那位目睹过法国大革命的老师不仅造
就了赫尔岑，还造就了俄罗斯。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之所以那样奇光异彩，令人景仰，其决定
因素究竟是什么？我们平时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上文所列的那些显赫人物身上，但是在读
《往事与随想》的时候，我的目光不知不觉中就投向了那些普通人，那些从来不被看作英雄
的、既无人为之建造铜像、也无人为之开设纪念馆的普通人身上。
亚历山大一世时期，艺术院长以阿拉克切夫伯爵离皇上最近为由，提名他作名誉院士，
艺术院秘书反驳说：
“要是这个理由站得住的话，我就推荐马车夫伊里亚·巴依科夫为院士，
他不单离皇上最近，还总是坐在皇上前面。”拉勃津秘书虽因此遭到流放，却捍卫了艺术的
尊严和自己的良心。亚历山大一世的弟弟尼古拉（后继位为皇帝，正是他绞杀了十二月党人 5
位领袖）有一次想来点粗鲁行为显显威风，要抓一位禁卫军军官的衣领，军官沙莫依洛夫伯
爵威严地说：“殿下；我的佩刀在手里呢！”一语将尼古拉击退。莫斯科要塞司令斯塔阿尔将军
受命主审赫尔岑等人一案，他在审读案卷后这样向皇上直陈己见：这些青年人是清白无罪的，
侦讯委员会所做的事情是极不光彩的，我不能为此违背自己的良心，玷污自己的满头白发。
他愤然退出侦讯委员会，事后还一直为这群青年人的厄运耿耿于怀，上书尼古拉要求释放他
们。试想，如果换成另一个民族的将军或坦克手，情形将会怎样呢？而如果失去了赫尔岑，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俄罗斯革命史和俄罗斯思想史都将是断裂而又残缺的。看一下沙皇枢密
院总检查官祖布科夫的书房也许是十分有意思的。赫尔岑写道：“他的书房里挂满了所有革
命名人的肖像，从汉普登和伯伊到菲艾斯基和阿尔芒·卡列尔。在这个革命圣像壁下方有一
个完备的禁书库。一具骷髅、几只鸟标本、几只制作过的两栖动物和若干保存在酒精里的动
物内脏——它们给这间气氛非常热烈的书房加上一种思考和研究的色彩。〃这位大臣的书房
所表现出的现代气息和人文气息，与《祝福》里鲁四老爷的书房实在大异其趣。
在《萨哈林旅行记》中，契诃夫这样描绘这个流放之岛和监狱之岛的岛区长官科诺诺维
奇将军：
“谈吐高雅，文笔优美，给人的印象是一位诚挚的、充满人道精神的人。”一位少校
典狱长冒着生命危险，从傍晚到凌晨两点一直巡游海上寻救一位被波浪卷入大海的苦役犯的
故事，契诃夫记述得更加详备。上述这些人；无论是艺术院秘书还是禁卫军军官，无论是要塞
司令、岛区长官、典狱长，还是总检查官，他们无不表现出强烈的尊严意识和人道主义倾向。
他们即使身居要职也改变不了沙皇政权的专制体制和非人性质。但他们以自己良好的人文素
质和历史良知，在国家机器与历史要求、民族利益、革命思想之间构成了一种弹性，正是这
弹性使得新思想新力量不但未遭毁灭，反而勃然发展。这些官员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实际上
可以看作是反对他们的那些思想家革命家的精神资源和社会基础；即使是亚历山大一世这样
的沙皇，面对着日趋强盛的革命团体和思潮，也一直在观望和思索，而不让他的僚属举起屠
刀，他表现出强烈的历史良知。在处死普加乔夫之后，俄国实际上废除死刑达 50 年之久，
这为培养人道主义精神和生命意识开辟了一片政治空间。可以说，俄罗斯思想家革命家只是
把深蕴在人民心中的心理倾向明白地表述出来并担当起来。他们在政治上是沙皇和将军和大
臣的敌人，但在人文素质和人道倾向上，敌对的双方却是颇为相近的。
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以后，俄罗斯社会一度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黑暗和道德堕落。可是
这个民族对于正义事业的崇仰和对于英雄人物的热爱还是以某种方式表达了出来。赫尔岑带
着深深的敬意写道：“那些给判处苦役的流放人的妻子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抛弃了财富
和社会地位，动身到西伯利亚东部去，一辈子忍受那里可怕的气候，和当地警察的更加可怕
的压迫。姐妹们没有权利到她们的哥哥或者兄弟那里去，她们就退出宫廷，过着隐居生活，
许多人离开了俄国；几乎所有妇女的心里都保留着对那些受害者的热爱……”特鲁别茨卡雅
公爵夫人第一个动身去西伯利亚，追随着她的英雄丈夫并死在那里。法国姑娘唐狄在巴黎得
悉昔日情人伊瓦谢夫被判流放西伯利亚；立即来俄国要求去西伯利亚与情人结婚。尼古拉一世
虽甚感恼怒，终于还是同意了她的请求。这对年轻的情侣后来双双死在苦难深重的西伯利亚。
赫尔岑的记述使我想起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两件事。在给车尔尼雪夫斯基执行象征性死刑
的刑场边上，一位少女把一束鲜花递给了这位囚徒。在随后奔赴西伯利亚的途中，一位马车
夫用这样的话跟车尔尼雪夫斯基告别：“谁拥护人民，他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这一点我
们早就知道。”俄国革命家能在流血牺牲的同时享受到如此伟大的幸福，真叫人妒羡不已。
这些精神巨人最需要的并不是世俗的功德圆满，而恰是这种被理解，这种在精神上与世界的
联系和沟通。他们因为有了这样的人民而伟大；也因为有着这样的人民而幸福。
而在另一个民族，情形则远不是这样。像邹容、陈天华、秋瑾、徐锡麟这样的人，既没
有赫尔岑那样丰厚的精神资源，更没有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式的安慰和幸
福。他们永远遇不到老布肖那样的老师、要塞司令那样的办案者、少校典狱长那样的官员、
特鲁别茨卡雅夫人那样的家属、马车夫那样的老百姓等。秋瑾的叔父就是她的告密者，她死
后不但没有得到鲜花，而且被老百姓吃了她的鲜血，徐锡麟更是给办案者分吃了心肝。1978
年，当李九莲那颗决不放弃思考的头颅倒在血泊中时，她的同时代人都在准备着高考，甚至
没有一个人听见枪声。在她漫长的囚徒生涯中，家里没有一个人来看过她一次，没有一个人
送过一次饭、一次衣。而她的厄运最初的起因，竟是她的男朋友的出卖。在中国绵延不绝的
政治运动中，互相揭发、互相诬陷、卖友求荣、卖亲求荣的现象是如此普遍。一个人只要受
到权力的敌视或迫害，几乎马上就要从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中开除出去，谁也不敢拜访你，
谁也不敢跟你打招呼跟你握手跟你聊天，谁也不敢给你写信，谁也不敢喊你为老师为同志为
父亲为叔叔。虽然还有人谈到你，但那是按着官方口径进行诬陷和诽谤，也许还有人来敲门，
但那是为了宣布跟你划清界线。难怪鲁迅吞吞吐吐地说，他没敢说出全部的真话，因为他还
要在这社会中居住。他不敢真的被这社会和伦常所开除。鲁迅绝非多虑。一位因在庐山讲了
几句大白话而丢官的政治人物，很快就被自己的妻子从家里开除了出去。在中国想做一条好
汉，确实比别国更难。鲁迅曾感叹中国的监狱比别国的难坐，实际上何止如此。对于一位优
秀人物来说，中国生活的千万个环节中，每个环节都杀机四伏。中国社会对于优秀人物怀着
本能的仇恨和恐惧。顾准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顾准受到迫害后，他的妻子绝望地自杀了。子
女宣布与他断绝亲缘关系，还逼着顾准签字同意。他的老母亲住在妹妹家里，可因为妹婿是
官场中人，为了照顾官员的前途，这对同住一城近在咫尺的母子终生不得相见。顾准拖着病
体，蜷曲在孤室寒窗之中，形单影只地写着那些先知般的文字。他一再要求与子女恢复关系；
均遭拒绝。他只能从别人那里收集子女的照片，以此寄托他的慈父之情。他临终的时候，又
一次吁请子女“宽恕”他（倒好像他真有什么罪过似的）并来看看他，自然是又一次遭到拒绝。
无休的政治迫害，无穷的精神凌辱，无限的感情折磨，这就是一个文化英雄的境遇和结局。
如果他的母亲来给予抚慰；妻子来给予照顾；兄弟姐妹们来给予帮助；如果他的子女来为他骄
傲，他的朋友来与他切磋，我相信这个顾准一定可以写出更加坚定、彻底的文字，也许当我
们回顾“文革”时，就可以因为有了一位精神巨人和文化英雄而感到骄傲和安慰。然而，顾
准终于没有得到这样的幸运，这个民族终于没有得到这样的幸运，因为这个民族像他的子女
一样，一直在遗弃着他、拒绝着他。直到他逝世 20 年之后，
《顾准文集》才在中国一个最偏
僻的角落里勉勉强强问世。
我们平时谈论那些优秀人物时，常说他们“孤胆”“孤勇”“仅仅凭着个人就敢于与整
、 、
个世界对抗”，其实这都是片面而又夸张的说法。优秀人物自己也爱作如是说，那更是饱含
愤激之情了。有恃才能无恐，谁能够在精神上无所凭依就自然地强大起来呢？越是精神强大
的人，越是需要拥有最丰厚的精神资源。一个巨人不但需要通过研读典籍占有历代前贤的精
神财富，不但需要通过研究人性和社会来把握人性的需要和历史的走向，他还同时需要周围
那些有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