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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结构调整的阵痛。即使是美国，也熬过了纺织业、钢铁业全面衰退和失业上升的严冬，熬
过了制造业空心化和被日本超越的尴尬，才迎来新经济的一缕晨曦。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近年
来从财务表上看，整体始终处于亏损状态；而从国际收支表上看，却有数百亿美元的资本收
益汇出＇2＇。因此指望跨国公司带来中国经济的繁荣是不切实际的，但中国的现代化的确需
要外部资源和市场，如果得大于失，那么忍受全球化的痛苦也许是明智的。如果把中国入世
当成是顺应全球化迈出的关键一步的话，那么 8。7 亿农民和 1。5 亿小城镇人口逐渐向城市和
其它产业部门转移，而不困顿在不适宜生存的贫瘠地区，可能是我们不得不忍受的艰难岁月；
利用外资和对公司全球化寄托希望，可能是与本土狼共舞无望时，不得不与外来虎谋皮。跨
国公司的本性就是无耻和贪婪，无论鼓吹全球化还是反全球化，对其本性几无影响。
全球化带来了无能的政府？
反全球化者宣称，全球化带来了“无能的政府”，使民众的生活失却了政府这道强有力
的屏障。在发达国家，政府正日益“大权旁落”，典型的例证是德国宝马公司在 1988 年还向
政府缴纳了 5。45 亿马克的税款，在 1993 年公司总利润和股息并没有变化，但在国内却出现
了亏损，并从德国政府得到了 3200 万马克的补贴。此外，德国西门子公司则将其总部迁到
了国外，在 1996 年，西门子没有向德国政府支付一分钱！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对政府
说：“你们从我们这里再也得不到一个子儿了！”＇3＇这样的景象与其说反映了政府的无能，
不如说暴露了政府的实质，即政府本来就服务于跨国公司并作为利益集团的经济代言人和合
法暴力提供者的角色出现＇4＇。尽管本质上政府应该征得大多数被统治者的许可，作为其代
理人而行事，但现实中政府仅仅是企业的代理人、市场的守夜人而已，政府本身不生产，其
任何行为背后都是税款和举债，是企业和个人的税款养活政府，而并非政府养活民众。因此
反全球化者指望政府作为自身的屏障本身就有致命的逻辑荒谬。
与其说全球化暴露了政府的无能，不如说暴露了其越发臃肿，权力从来都是要求更大
权力的前提和归宿，而绝对权力只能导致绝对腐败。作为市场“守夜人”的模范，尽管这几
年英国和美国公共部门的膨胀有所回落，但是历史轨迹说明百年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几乎无所不在。30 年代罗斯福新政被贬抑为反市场的“强势政府”，但联邦政府当时的支出
还不足 GDP 的 6％，而英国经济即使在最崇尚市场的撒切尔夫人掌舵之下，国家支出的比
重，也远远高于 40 年代末的艾德礼政府。政府职能的滥用甚至不仅仅体现在支出上，千奇
百怪的市场限制和立法管理，也正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泛滥成灾。如果说指望他人能比自
己更谨慎地支配自己的钱袋是可笑的，那么有什么理由相信臃肿的政府会节制自身的膨胀，
珍惜从民众那里收来或借来的钱呢？至今全球仍有一半人没有听过电话，有 1/3 不懂读写。
全球化无情地剥夺政府本不可能具有的职能，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凋弊不堪和人民生活的困
厄，往往更直接地是当权者巧取豪夺的结果。
＇以下删除＇
全球化带来了“亚洲危机”和“国际帮凶”？
反全球化者宣称，亚洲危机证明发展中国家遵循全球化轨迹是错误的，全球化带来了热
钱的全球泛滥和索罗斯之类的金融大鳄，带来了印尼华人惨剧和社会动荡，带来了种种坏东
西＇5＇。但却忽视了正是全球化，给亚洲带来了资源、市场和就业，带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使亚洲仅用了 50 年的时间，就走过了西方耗费两个世纪才达到人均 GDP2500 美元的
水准。当初克林顿称“危机不过是亚洲前行中一颗小石子的颠簸”，成一时之笑谈，而现在
看来，亚洲危机的确仅仅是全球化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音符而已。但这不是说亚洲奇迹是西方
赐予的，而是亚洲经济体自身不断努力的结果。
反全球化的人士另一件乐此不疲的事，是对世界银行、国际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这
些国际组织进行严厉谴责，认为它们不过是“全球化的国际帮凶”，全球化正是这些既得利
益集团鼓吹的结果。其中重要的诱因之一就是因为在世界银行、ＩＭＦ或者其它跨国金融机
构中，美国利益集团的驱动力。这种利益集团的成员主要地由华尔街、财政部、国务院、IMF
以及世界银行等最著名的机构的要员组成，其中财政部长鲁宾来自华尔街；阿特曼从华尔街
来到财政部，然后又返回了华尔街；尼古拉斯。布拉迪曾任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现在重操
金融旧业；恩斯特。斯坦曾任世界银行代行长，现在是 JP 摩根的总裁；詹姆斯。沃尔芬森曾
是美国投资银行家，现任世界银行行长，几乎 IMF 和世界银行所有重要部门的执行经理都是
美国名牌大学的博士。很自然地，这个利益集团已经初步具备通过操纵金融资本来左右全球
化的能力。不是“帮凶们”推动何来全球化呢？＇6＇
这些人也许忽视了，恰恰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这些组织，对减除饥馑和贫困倾注了最多
的热情和资金，反自由贸易者也忘却了发达国家设置贸易壁垒的损失，相当于发达国家给予
贫困国家赈济资金的两倍。既然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发达国
家，既然它们处理全球事务在表面上还不能完全依赖强权，还偶尔顾及所谓“国际秩序”，
那么就算它们运作效率低下，总比赤裸裸的霸权好一些，例如，联合国已经对全球化带来的
负面效应有所警惕，并指出：“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示的
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 ＇7＇所以不妨
”
对联合国、IMF 和世界银行等宽容一些，并敦促全球化利益分配机制的合理化，而将其视为
全球 28 亿穷人的敌人，似乎大可不必。
全球化带来了“人性漠视”？
温和的反全球化者宣称，全球化带来了人性漠视，西方文明和价值观如潮水般涌入，各
国的经济发展只有顺应全球化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这一条道路，
而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多民族的缤纷文化只能被淹没在古希腊文明的衍生品中，而忘
却对多样化文明所滋养的生命的尊重。我们不妨将这种“人性漠视”喻为人性丰富的诞生蜕
变为单调的克隆；而激进的反全球化者则宣称，喧嚣尘上的全球化，根本只是“迷思”
（myth），
它只能导致强权对人性的蔑视（例如北约对科索沃的杀戮） 以及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
，
促使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经济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只是天方夜谈，一统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的全球化
“狂想”
，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臆想和杜撰出来的，所谓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一致”，
只是将一己之欲强加于人的强权国家的口号。我们不妨将这种“人性漠视”喻为人类理性的
演进蜕变为非理性的解构。
反全球化者也许没有看到，开放的市场经济只是意味着人类合作秩序的自发扩展，而扩
展的方向则是增进人类福祉，且并不是救世主可以先验地指誉的。美国人以其自由精神说德
国自律式社会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法国人泡在咖啡和葡萄酒中指责美国粗陋的影视不能
和法国优雅的文化同日而语，而英国人漂泊在欧洲大陆之外讥笑法国人是“欧洲的中国人”。
香港经过了百余年英殖驯化，却依然粤语粤风；最欧化的日本人，即使在亨廷顿那样的政治
家看来，在未来文明冲突中也将倒向亚洲的怀抱。因此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等所称的“西方文
明必胜”，乃是人为恶意地错指了全球化的可能方向，是用“少数人的全球化”窃取了全球
化的演进路径，把全球化的必然性扭曲为“少数人的全球化”的必然性，并以此对多数人进
行强制全球化，并得出“地球上最后一个人”之类的奇谈怪论，这种认为全球化会使得人类
未来更单调或更非理性仅仅是经不起推敲的臆想和假设。
但是反全球化者热衷于以“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来对抗“人性漠视”却的确提醒了我
们：人类的活动仅仅以生命为目的。如果我们承认生命的种子是不同的，那么在全球化的土
壤中成长的结果，就不仅仅有参天大树，也会有藤蔓和绿草。前一种“人性漠视”以为未来
人类只有参天大树，而后一种“人性漠视”则以为藤蔓为生存就必须绞杀大树。由是观之，
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恰恰是我们自身必须承认希腊罗马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共生性，如果一种
文明不能解决自身引发的问题，它就是一种堕落的文明；如果一种文明对自己最紧迫的问题
都视而不见，它就是一种病态的文明；如果一种文明对自己的基本要义用于欺诈，它就是一
种行将灭亡的文明＇8＇。借口全球化唯洋是拜不必，但借口反全球化唯洋是仇也大不必。也
许我们应该民族为本全球为怀，给每一颗种子以成长的平等机会，以同等的尊重承认树、藤
和草共组而不是谁独享森林。
＇以上删除＇
全球化带来了扭曲的“社会公正”？
反全球化者宣称，全球化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化”的借口，是对“社会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