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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校办企业既然是企业，当然要进行经济核算，盈利用来支持教育事业
也无可厚非，但它的主要目的不应当是赚钱，尤其不能靠学生劳动来赚钱。否则就违反了国
家禁止童工的法律。我们也不反对中等职业学校办一些与本专业有关的盈利企业，但其主要
目的还应当是培养人才。现在一些校办企业，事实上并不要学生参加劳动，而是雇用一部分
社会闲散人员，或者由本校教职员业余经营。这类校办企业性质已经改变，本身与教学没有
什么联系，只是在校办名义下享受减免税待遇，用企业盈利弥补教育经费之不足，来解决教
师生活困难问题。
问题的实质在于，能不能用此类办法办好教育事业？在教师由于工资标准太低，要靠第
二职业或社会施舍才能维持生计的情况下，还有谁愿意来当教师呢？一种职业的收入不足以
维持起码的职业尊严，怎么能够要求人们去尊敬这种职业呢？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
一种必须投入全部身心精力才能干好的崇高职业。如果国家不尽快采取措施提高教师待遇，
任凭学校去自谋生路，那么任何行政上的管、卡、压措施都无法长期维持教师队伍的稳定。
所有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号召都会变成无法实现的空话。
各国历史经验证明，教育事业是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自行发展起来的。文艺复兴时代以
后，公学渐渐取代了私学。这是全球性的趋势。苏联和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再次证明，
要想赶上世界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就必须由政府来大力普及国民教育。教育本身不可能赚
钱，但教育投资却是所有政府投资中效益最高的。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教育的外部经济
效益最大。如果政府放弃对普及教育的财政支持，听任经济规律自发地起作用，那么不仅落
后地区和贫困阶层的儿童和青少年会被拒之于学校大门之外，而且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科
学研究也要受到影响。这样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
三
我国是１０亿人口的大国，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医疗卫生费用由政府财政全部包
下来是不可能的。３０多年来，财政包下来的实际上只是城市人口中的一部分。与８亿农民
缺医少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部分干部、工人公费医疗大锅饭造成的严重浪费。因此，对原
有的公费医疗制度进行改革，加强医疗机构的经济核算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医院本身
能不能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医院要不要去追求经济效益？
在福利经济学中，医院被称为“负效益”机构。所谓“负效益”就是说，医院自身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福利目标是矛盾的。无论由谁出资来办医院，维持其正常运转的成本是很高的。
不管病人多或少，医护人员的工资，房屋设备的折旧，水、电、气，辅助材料和备用药品的
费用总要支出。而医院惟一正当的收入来源只能是病人交纳的纯粹诊疗、处置费。在收费标
准确定的情况下，医院的经济效益与看病人数成正比。从经济角度看，看病的人越多，医院
收入越多，经济效益越高。从社会角度看，则看病的人越少，说明国民健康状况越好，所体
现的社会福利越大。医院不能为了增加收入去人为地制造病人，否则就是对社会的犯罪。所
以说，医院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去追求经济效益。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医院可以不讲经济核算，可以不实行严格的预算管理制度。多年以
来医院吃财政大锅饭的结果，造成了财务管理上的许多漏洞，给不法分子滥用公费医疗制度
提供了可乘之机，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药品和器材。医院挂号费、出诊费、手术费、治疗费标
准订得过低，远不足以弥补实际成本。随着人口的增加，公费医疗范围的扩大，财政的负担
越来越重，不得不进行改革。应当向群众讲清楚，医院不是生产单位，因设备运转、材料药
品消耗产生的费用，自己没有消化能力，国家承担不了的，只能由患者或向患者承诺医疗保
险的社会机构承担，是多少就得交多少。医院实行严格的财务管理，是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
务的重要条件之一。
不过，对于目前一些医院实行的财务层层包干，各科室奖金自理的办法，笔者认为值得
商榷。实行经济核算，严格预算管理不等于财务层层包干。从理论上讲，医院是无法实行财
务包干的。因为人们得不得病，得什么病以及得病人数多少都不是医院本身可以左右的。层
层包干，奖金自理，说穿了就是要医院各科室自己去设法解决医护人员工资低的难题，让医
护人员直接从病人身上“创造”经济效益。这是违反医护人员职业道德的做法。医生和病人
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在病痛和死亡面前，病人没有和医护人员讨价还价的能力。医护人员给
患者治病时，不应有任何其他个人的考虑，这是医疗卫生事业必须遵守的人道主义原则。如
果医生一边看病，一边盘算如何从病人身上多赚些钱，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四
目前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大学和科研机构是最有条件搞活的，只要放手让它们去干，
克服知识界的清高孤傲，不怕知识分子富不起来。这种观点难免有些失之偏颇。我们的大学
和科研机构统统由国家包下来，造成机构臃肿、管理涣散、人浮于事是事实。但不加区别地
要求它们到市场竞争中去学会游泳，去直接为经济发展服务，去自己解决知识分子待遇问题，
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我们教职员工与大学生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是较低的。其中授课教员与其他职工的比
例更是低得令人难以置信。这和我们目前的人事制度、就业政策有很大关系。学校办社会、
吃喝拉撒睡，样样都由学校包下来。国家每年的高等教育经费，不知道有多少是真正用在教
育上的。但是要改革，而国家的人事制度和就业政策不做大的调整，只靠大学自己的力量实
际上推不动。不是所有的大学学科都能直接为生产服务。要求基础课、人文学科、基础理论
学科去创收，无非是像中小学教师一样去业余兼课。那就难免发生与中小学同样的问题。即
使是与实际经济工作联系密切的工程、经济、法律等学科，也有一个如何正确处理教学与科
研关系的问题。为了知识更新，大学教师边教学边从事科研工作是必要的，但如果科研的额
外收入高于正常工资，还有谁来认真搞教学呢？把课堂变成完全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讲坛，那
就难免重犯１９５８年的错误。
科学研究本身是分层次的。大体上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开发研究、应用研究三个层次。
在国外，开发研究和应用研究一般都是以企业、财团为主，政府资助为辅。但基础研究一般
都是以政府出资为主。我国的科研机构过去的问题是：层次重叠、分工不清；各自隶属于不
同的行政系统，条块分割，互相封锁；再加上政企不分，人员流动困难，所有的科研机构都
在吃财政的大锅饭。尽管３０多年来也出了不少科研成果，但能及时应用于生产的为数极少。
不少科研成果的鉴定会实际上也是追悼会。多少科研人员的毕生精力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
科研直接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口号，对于开发研究和应用研究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在科技
体制改革过程中，这两类科研机构不仅有可能，而且也应当企业化，不能再躺在国家财政身
上要饭吃。但是基础研究却不可能企业化。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任何一项突破，对国家以至人
类未来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但一般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经过开发
研究和应用研究阶段，才可能变成直接的生产力。基础研究本身一般是只有投入，没有经济
产出的。因此，要求基础研究直接面向经济建设，实际上无异于取消基础研究，迫使搞基础
研究的同志转向开发研究和应用研究。
五
政府机构中，司法行政系统和国家武装力量是社会公正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是国民安
全的保卫者。无论工商、税务、行政、司法、军队、警察系统，都应当有它们自己一套特殊
的价值判断准则和职务晋升规定，而不能乞灵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现代政府机构的效率是
靠严格的等级管理制度保证的。个人对职务的忠诚，主要是出于为社会服务的荣誉感，而不
是基于经济利益。西方公职人员的收入是有保证的，足以维持其职务的尊严和个人生活的体
面。但从社会比较来看，不过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并不像我们一些同志想像的那样“高官厚
禄”。
现代政府的性质和职责决定了其机构不能追求自身的所谓经济效益。政府所属机构普遍
实行严格的财务预算制度，但第一位考虑的是履行它们的社会职责。追求的目标是在履行公
务时的办事效率。这一点加上必要的知识、忠于职守、遵纪守法，构成公务人员晋升的主要
标准。公务人员成绩突出的，除晋级提薪外，还享有立功受奖的机会；公职人员违法乱纪者，
处分比较严厉，开除公职后一般不再录用。按照西方习俗，个人家庭收入是保密的，但公职
人员除外。例如在香港，如果公职人员的生活标准难以用其收入做出解释，廉政公署就要找
上门来。各国法律对于公职人员接受礼品、馈赠都有严格的数额限制，以确保其执行公务时
持公正态度。
我国传统的经济体制是政企不分的，只有通过政治运动来保持政府的廉洁。在向现代政
府体制过渡时，应当借鉴各国政府的管理经验。不能为了应付一些眼前的困难，放弃政府制
度建设上的一些原则。例如，为了解决子女就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