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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政府经营商业说成是自由开放主义，那是假自由开放。要是把我国的商业官僚化，
每走一步都会损害自由开放主义的根基：政治平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和机会
均等。走这条路，开放自由只会减少，不会增加。自由开放主义不应该奋力扩大官僚主义，
而是应对它加以大力限制。真正的自由开放主义寻求的是所有合法的自由。首先就要有信心，
要相信如果没有这种自由，就谈不上追求什么其他的福祉。这个信念是美国一切政治和经济
进步的基础。
自由开放主义其实是一种精神力量，它源自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如果要保护政治自由，
就不能牺牲经济自由，即使政府对商业的管理可以提高效率而不是降低效率，也还是应该坚
定不移地大力反对，因为它会摧毁政治平等，会加剧而不是减轻弄权和腐败现象，会扼杀积
极性和创造力，会破坏领导能力的培养，会挫败我们人民的智力和精神力量，会使平等和机
会化为乌有，会枯竭自由和进取的精神，出于这些基本原因，必须对它进行抵制。150 年来，
自由开放主义的真正精神是在美国制度而不是欧洲制度中找到的……
我国的人民有权利知道能不能不放弃美国制度而继续解决我们的重大问题。我确信这是
做得到的。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的制度很有机动性，足以跟上我们经济和商业生活中复杂
的新发展。我们也证明了，我们可以对付任何经济问题而仍能维持民主在我们国内的主导地
位，同时又能维护机会均等和个人自由……
我们美国制度的结果如何呢？对出身贫寒的人来说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这不
光是因为资源富饶、工业发达，还因为有主动积极性和进取的自由。俄国的自然资源不少于
我们，俄国人民跟我们一样勤劳，但俄国没有这 150 年来赐福于我们的政府形式和社会制度。
我们美国在追求人间幸福方面的尝试由于遵循了权力分散、自我治理的原则，信奉俨然
有序的自由制度、机会均等和个人自由，因此，所带来的幸福是举世无双的。在消灭贫困、
扫除对匮乏的恐惧方面，我们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
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
吴敬琏
（1930…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 2000
年 12 月 29 日《中国青年报》。本文系《中
国青年报》记者潘园对作者的采访稿。
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是压不住的。阻碍改革推进得更快的一个因素是旧观念的障碍，但
更重要的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
要用市场经济制度去创造机会平等和效率。当前出现的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贫
富悬殊现象，主要不是由结果的不平等造成，而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掌握权力的人们利
用手中的权力营私。
对于改革过程中必然多少会发生的不平等，以及其他因个人条件不同而引发的结果不平
等所造成的贫富悬殊，政府要及时地通过自己的政策来缓解社会矛盾，力求实现共同富裕。
现在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就是因为体制未改的国有部门还支配着一些重要资源的主要
部分。这是当前许多困扰我们的经济问题的一个总的根源。不过今年的改革有比较快的进展。
现在我们正在过大关。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中国联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非执行董事。著有《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ll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合著）、
、 》《现代公
司与企业改革》《何处寻求大智慧》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 《国企改革攻坚
、 、 、
15 题（合著）
》等。
再也不能贻误时机
记者：变法图强是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以来发出的强烈心声，最近 20 年波澜壮阔的改
革无疑是其中最激动人心的乐章。在这场新的革命中，社会主义应该走计划经济道路还是市
场经济道路成为主要分歧，围绕这一分歧有过多次激烈的交锋。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您
能否简要回顾其历程？
吴敬琏：
“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中国政府机构和学术界，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苏联计
划经济的一套，我自己当时对这一套也是深信不疑的。有的经济学家如顾准，就提出过市场
经济的观点，但是刚一露头就被政治运动打下去了。
“文革”使得中国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也给了我们一些人以思考的空间，开始对计划经济进行反思。
粉碎“四人帮”后，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等一大批经济学家把改革的取向指向了市
场，我也成为其中的一员。1980 年，在由薛暮桥等人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
见》中，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
并存的商品经济。”但这种认识并没有成为决策层的共识。
从 1981 年冬季开始，强调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的观点重新抬头，虽然当时以邓小
平为首的许多领导人是主张市场经济的，但最终十二大报告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
场调节为辅”
，没能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认识上取得进展。
然而，市场取向改革的要求是压制不住的。1984 年，
“市场派”开始反攻。马洪受命组
织社科院的几个研究人员写了一篇文章，放出试探气球，要给市场经济翻案。这种要求得到
各方面的响应和领导的认可。于是，建设“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成为 1984 年 9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基调。最后，这一提法被写入这次全会《关
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当中，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虽然“社会主义有计
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有点绕弯子，不够明朗，但毕竟为改革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大多数
经济学家认识到，所谓商品经济，就是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经济资源的市场经济。
然而，有关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并未平息。1989 年以后，有些理论家坚持认为，惟一正
确的说法应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中国经济的性质是计划经济，决不能提市场
经济，否则就是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 1990 年 7 月的一次高层会议上，经济学家们就这
一问题正面交锋。当时，市场这边的力量很单薄，这次我站到了捍卫市场的第一线。会后，
传出了“有计划、吴市场”的说法，意思是批评我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为了回答反对的意见，我更加深入地在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基础上，研究这个关系中国命运和
前途的问题。经过研究，我坚信为了中国的富强和人民的福利，我们必须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在许多学者和领导人的努力下，1992 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为这场争论一槌定音。党的十
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记者：中国从来不缺乏有识之士，中国需要的是对真理的倾听。从 1956 年顾准率先提
出中国市场取向改革至今已是 40 多年，中国为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摸索了相当长的时间，
也失去了太多的机遇。您对此有什么感触？
吴敬琏：顾准临死也没有看见曙光。孙冶方还在改革道路的探索时期就辞世了。薛暮桥也只
参与了市场经济蓝图的制定和开始阶段的施工。我比他们幸运得多，因而责任更大。我现在
更多的不是为自己的一些主张被采纳而欣喜，是为正确决定执行得不够快和不够好而惋惜。
我感到不满足的是，1984 年以后，一些方面的改革仍然进展太慢。十二届三中全会确
定了改革的基本道路。其后的党代表会议要求在“七五”
（1986～1990 年）期间建立起商品
经济的基本框架。这个任务没有完成。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那时到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市场经济的
有些重要架构，例如现代金融体系，还有待建立。阻碍改革推进得更快的一个因素是旧的意
识形态的障碍，但更重要的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
随着入世的临近，留给我国进行认真改革、使自己能够在未来激烈竞争中自立于强手之
林的时间已经不多。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按照党的决议已经确定的方针进行改革，避免由于
延误时机而犯历史性错误。
贫富差距缘于机会不平等
记者：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而当今贫富差距拉大是显见的事实，这使一些人产
生怀疑，市场经济能带领我们走向共同富裕吗？
吴敬琏：单纯从效率的角度分析很容易做出市场经济的选择，但人们往往对效率和平等
的关系提出疑问。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提出的“效率与平等替换”的原理：分配越是平等，
效率越是难以提高；分配越是不平等，越能提高效率。市场经济追求高效率，就必然造成不
平等的加剧。
从理论上说，平等（不平等）有机会的平等（不平等）和结果的平等（不平等）两个大
类。奥肯所说与效率有着替换关系的平等，指的是结果的平等。至于机会的平等，则大体上
是同效率互相促进的。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机会的不
平等和无效率，用市场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