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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对科学精神所包含着的理性，他也没有把它供上上帝的祭坛。爱因斯坦极其理智地提醒
自己以及他人：人间并不存在上帝，上帝永不会现身于人间。在 1948 年世界知识分子和平
会议组委会上，他指出：“通过痛苦的经验我们懂得，理性思考不足以解决我们社会生活中
的诸多问题。深入的研究和敏捷的科学工作对人类常常具有悲剧性的含义。”理性——以及
理性的成果技术，也并不完全是牢靠的，而理性却又是人类文明和精神的象征，在这样一种
困难中人类该如何做出选择？是不是需要弃理性而去？爱因斯坦的天才智慧在这时候又显示
了其超越一般人之处：不会有上帝来帮助人类解决困厄，人类的窘境只能由人自身来解决。
理性虽然不万能，但是，丢失理性却万万不能，在对理性也保持着距离、不忘审视的基础上，
合理地借助理性，人类才能试图去化解困难、走出困境。有鉴于此，爱因斯坦号召人们：要
“运用理性和谨慎来解决人的问题，而不是向远祖遗传下来的本能和热情投降”。1948 年，
在接受一个世界奖的颁奖会上，他在演讲中又说：“所有像我们这样关注和平、关注理性与
正义获得胜利的人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理性与诚实善良对政治领域发生的事件具有的影响
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不论这种影响是多么微弱，也不管我们未来的命运会怎样，我们都
可以确信：如果没有那些关注整个人类利益的人们所进行的不知疲倦的奋斗，人类的命运比
现在还要糟糕。”
在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之间，爱因斯坦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科学精神。的确，这是智者的
智慧，这种智慧是具有穿透力的。当时光忽而又过去半个世纪之久，反思人类的历程，50
年前与 50 年后，世界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人类又在面对什么样的生存境遇？科学是比过去
富有独立性了还是比过去更不自由？我们的思维模式是与过去相同还是有所改变？当我们对
这些问题发问时，让我们再次回味哲人在 50 多年前的声音：
“对真理和知识的探索与追求是
人类最为崇高的品质之一”——我们不断地以此为资作着疑问，我们对所有的问题才能保有
“头脑的清明”（马克斯·韦伯语），我们对现世的欢乐或苦难才会有真切的感知。
克隆技术的含义
邱仁宗
（1932…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由林平编
撰《克隆震撼》 北京，
，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克隆技术的科学和生物医学意义
克隆技术对于科学和生物医学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发展这一技术将大大有利于人
类的健康和福利。人类细胞系的克隆，可产生单克隆抗体来诊断和研究疾病，例如癌症。动
物克隆可有利于保存和发展具有优良性状的动物品种，抢救濒危动物。例如—旦某种濒危动
物只剩下一只动物，甚至即使该动物已经灭绝，但仍留下组织成细胞，就可以通过克隆技术
来挽救或再生。动物克隆也有利于生物医学对人类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的研究。如将人类基因
引入动物产生供移植用组织和器官，用转基因动物产生人类的凝血因子（第ⅷ，ⅸ因子）等等。
人类细胞系的克隆似乎并不存在伦理问题，但涉及到克隆动物，有可能产生一些伦理问
题。这些问题有两个方面：
其一，对人而言，存在着传染病跨物种传染给人的风险。生物物质在不同物种之间的转
移有可能随着将未知的病原从一种物种转移到另—物种，在这里就是人。但这些风险可以随
技术的发展而减少。
其二，对动物而言，存在着利用动物为人类服务的伦理问题。将人类的价值奉为至上，
为了人类的利益，可以以任何方式牺牲其他物种，这被谴责为“物种主义”。这是一个有争
议的伦理问题，涉及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评价问题。目前在国际学术界，认为非人物种也具
有道德地位的观点，越来越被人接受。然而，在中国的学术界，却仍然在用不那么充分的理
出为人类中心主义辩护，这形成一个明显的反差。动物的食用和实验研究可以用物种之间的
合作来辩护。我们保护—些动物物种避免在地球上被天敌消灭，作为—种报偿，它们允许人
类在一个还不能消除食用动物或用动物进行实验研究的过渡时期内为人类提供食品或实验
研究对象。但这样做，不能为任何残害或虐待动物的任何行为辩护。
但目前学术界和公众注意的焦点并不在上述方面，而是在克隆人的问题上。克隆人应该
提倡支持吗？还是应该被禁止？这样我们就进入了伦理领域。
克隆技术的伦理含义
伦理学提供评价行动的框架
伦理学为评价人们的行动提供框架。人们的行动包括个人的决定、改府的决策以及立法
机构的立法。对行动评价的结果可以认为某一行动是应该采取的、或禁止（不应该、不允许）
采取的、或允许采取的。根据一定的信念相价值系统，某—行动采取后，能够使世界变得更
好，这就是应该的；如果该行动采取后，使世界变得更糟。这就是不应该、不允许、禁止的；
如果使世界变得更好还是更糟不能肯定，那么该行动就是允许采取的，当然也允许不采取。
伦理学也是分析以及提出和执行政策的框架。对政策建议，需要进行概念分析、语言分
析、推理分折和后果分析。有些政策建议，在概念和语言上存在混乱，需要经过分析，加以
澄清。有些政策建议，在推理上存在问题，例如从前提中推演不出结论，或所提出的论据或
理由不能支持要达到的结论。任何政策实行起来，都可能会既有积极后果，又有消极后果，
对这些后果要进行分析和权衡。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对政策建议的评价，提出改进政策
建议的意见，或另外提出新的政策建议。政策的提出涉及实质伦理学，即解决应该做什么的
问题，政策的执行涉及程序伦理学，即解决应该怎样做的问题。
评价生物医学领域内行动的基本伦理原则
与克隆技术有关的生命伦理学，在评价生物医学领域内的行动时，普遍运用如下基本伦
理原则：
不伤害：所采取的行动不应给有关的人带来伤害。医务人员或研究人员不应给病人或受
试者带来本来可以避免的伤害。但在特殊的情况下，一个行动会给某—个带来伤害，但目的
是避免给这个人带来更大的伤害（为了救命而截肢）。
有利：行动应该使有关的人受益。医务人员“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就是使病
人和人民受益。
尊重：尊重一个人自主作出的决定，治疗方案或参加实验都应在使之知情的基础上获得
病人或受试者的同意，等重他们的隐私权。
公正：平等地对待人，而不应顾及其性别、年龄、种族、富贵贫贱。行动的受益或代价
在人与人之间应公平分配。
互助：入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对于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例如残疾人、老年人）
应给予优惠对待。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根据这些基本伦理原则，克隆人的行动能不能在伦理学上得到辩护？
克隆人的概念问题
所谓“克隆人”是什么意思？或者首先需要问：“人”是指什么？如果说“人”只是指特
定的基因组，或者指“生物学的人”，那么可以说“克隆人”与他们的父本或母本是完全相
同的。但“人”不仅是在系统发育谱上属于脊椎动物门、哺乳动物纲、灵长类、人科、人属
的人，而且是心理、社会的人（Person 人格。）初生儿的神经系统是没有发育完全的，只有
在产生后与他人交往中、在社会环境中逐渐发育成熟，形成具有特殊心理、行为、社会特征
的人。因此，人是生物、心理、社会的集合体，具有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特定人格。这个集
合体，这个具有特殊心理、行为、社会特征的人，这个特定的人格，是不能复制的、克降不
出来的。所以，克隆出来的只是与他或她的父本或母本相同的基因组，而不是与父本或母本
—样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多利”，由于她生长的环境与供体羊有区别，虽然她与
供体羊具有相同的基因组，但很可能会有与供体羊不同的特点。
有什么理由可在伦理上为克隆人辩护？
对克隆人提出的理由，不管这些理由已经有人提出是假设性的，可能有以下一些：
克隆人是要孩子的唯一偏好的选择。设有一对夫妇，他们患有不育症，虽然现在不育
症可以用人工授精（男方不育）、体外受精（女方不肯）或代理母亲（女方不能怀孕）解决，但夫
妻双方不愿意，也不愿领养别人的孩子。这个理由本身在原则上可以成立，但在现实上，即
根据目前技术水平，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消极后果；前面已经介绍，“多利”的成功率是 1：
434。如果在人身上做，成功率可能更低，而且很可能会产生出许多畸形的、具有严重缺陷
的克隆人。这样，会造成对他们的伤害。更不要说，为研究克隆人，需要大量的经费，这对
目前世界上以及每—个国家中都存在许多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的人来说，这是很不公正的。
克隆人是要避免产生一个患有严重遗传病的孩子。例如有一对夫妇、其中—个患有严
重的显性基因病，另一个是健康的，他们要自己的孩子，不愿意用供体卵或供体精子，也不
愿意领养别人的孩子。这一理由的地位与前—理由相同：即理由本身在原则上可以成立，但
在实际上会引起严重消极后果。
克隆人是为了进行研究。这里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