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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他死去、也只能希望他死去，无论他们是否赞同这样做。医学的预设前提和刑法，阻止着
医生中止自己的努力。这条生命是否还有价值，什么时候便失去价值，这不是医生所要问的
问题。所有的自然科学给我们提供的回答，只针对这样的问题：假定我们希望从技术上控制
生命，我们该如何做？至于我们是否应当从技术上控制生活，或是否应当有这样的愿望，这
样做是否有终极意义，都不是科学所要涉足的问题，或它只有些出于自身目的的偏见。我们
也可拿艺术科学（Kunstwissenchafte）这门学问为例。存在着艺术品，对于艺术科学是一个既
定事实。这门学科试图搞清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会有这样的事物存在。但它并不提出这
样的问题：艺术领域是否有可能是个魔鬼眩技的世界，是个只属于俗世，从骨子里敌视上帝
的领域，因为它有着根深蒂固的贵族气质，同人类的博爱精神相对立。艺术科学不追问是否
应当有艺术品。或者再考虑一下法理学。法律思想的构成部分来自逻辑，部分来自习俗所建
立的制度，法理学所要确定的是，根据这种法律思想的原理，什么是有法律效力的。因此它
只对具体的法规或具体的解释方式是否可被视为有约束力做出判定。它并不回答这些法规是
否一定应当创制的问题。法理学只能这样宣布：如果有人希望成功．那么根据我们的法律体
系的规范，这一法规便是取得成功的适当方式，或我们再想想历史和文化科学。这些学科教
给我们如何从其源头上理解政治、艺术、文学和社会现象。它们既不告诉我们，这些文化现
象过去和现在有无存在的价值，更不会回答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是否值得花费功夫去了解这
些现象。它们所预设的前提是，存在着这样的关切，希望透过这些过程，参与文明人的共同
体。但是它们不能向任何人“科学地”证明，事情就是如此，并且它们预设这一关切，也绝
不能证明此关切是不证自明的。
马克斯·韦伯；《学术前沿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199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34
页 4．
科学的责任
海森堡
（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本文选白海森堡《原子物理学的
发展和社会》，马名驹等译，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85。
在 1945 年 8 月 6 日的下午，威尔兹突然冲进来告诉我一个特别的新闻：美国在广岛投
下了一枚原子弹。最初我不愿意去相信它，因为我一直确信建造原子弹需要相当庞杂的技术
尝试和大约几十亿美元的经费。同时我还觉得我所熟悉的科学家们在这样一个科研项目背景
下，完全能很好地摆脱他们的全部责任，这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是难以置信的。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是倾向于相信那些审问我们的美国物理学家，而不大相信那些被别人指派去做各种宣传
报道的电台广播员。此外，威尔兹告诉我在新闻报道中没有提到“铀”，这好像暗示着即使
有炸弹投下来，它们还称不上我们所说的原子弹。但在后来的一个晚上，当新闻广播者叙述
已经取得的巨大技术成就时，我才勉强地接受了那一种我参加长达 25 年之久而现在又导致
十万人以上死亡的原子物理学进展的事实。
我们之中受打击最大的是哈恩，他的非常重要的科学发现的铀裂变，早已成为通往原子
能道路的决定性步骤。正是这一发现，现在导致了一个巨大城市及其居民——许多手无寸铁
和无辜的人民的可怕的毁灭。这怎么不使他痛心呢！他怀着深受责备和战栗的心情回到他的
房间去。我们都替他担心，惟恐他会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来。那天晚上，我们谈了许多缺乏全
面考虑的事情，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们才能使自己从混乱的思想中平静下来。
在法姆大厅这一古老的红砖建筑物的后面，有一片多少被人遗忘的草地，当时我们常常
在那里玩手球。在草地和作为我们活动的边界的有顶围墙中间，是一个细长的玫瑰花园，这
个花园主要是由盖纳赫管理着。花园为我们所使用的小路所环绕，宛如中世纪僧侣必须使用
的回廊一样。那里正是私下密谈的好地方。在那个可怕的新闻播送后的第一个早晨，弗里德
利希和我在这条路上来回走了几个小时，边想边谈。我们开始表露出对哈恩的担心，弗里德
利希那时表达了我们大家都感到难以忍受的心情：
“哈恩为什么这样沮丧，这是容易理解的。他的最伟大的科学发现现在带来了想像不到
的恐怖。但是他真正意识到有罪吗？难道说他比我们这些在原子物理方面工作的其他人更有
罪吗？难道我们之中没有人应为他承担部分责任，与他分担一部分罪过吗？”
我告诉他说，我并不这样认为，虽然我们大家都同构成这一重大悲剧的因果链条联系着，
但是也不能使用“罪恶”这个词。哈恩和我们大家只不过是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发挥了应有
的作用。这个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过程，人类或者至少是欧洲人，在若干世纪以前就已开始了
这一过程。或者，你宁愿提出一种他能接受的刺激性较小的说法。我们凭经验知道，这种过
程能导致好的结果，也可能导致坏的结果。但是我们大家，特别是十九世纪理性主义前辈们
都确信，随着知识的增长，将是抑恶扬善。在哈恩的发现之前，谁也不会严肃地想到有建造
原子弹的可能性；当时的物理学家中根本没有人暗示过这种倾向。在这么极其重要的科学探
索中起作用，无论如何也不会被认为是一种罪过。
弗里德利希评论说：“当然，有少数人要坚持科学早已走得很远。他们企图证明，未来
有更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任务需要去完成。当然，也许他们是对的，但是所有那些像
他们一样考虑问题的人未能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已开始依赖于科学的发展。
如果我们把日益扩大的知识置诸脑后，那么在不久的将来，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口势必发生根
本的削减。而这意味着只能通过像原子弹一样恐怖或者甚至比这更可怕的手段来实现。
“那时，知识就是一种力量，它像地球上的权力斗争一样长远，只要当这种斗争的终局
尚未呈现在眼前时，我们还必须为获得知识而斗争。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世界政府，我
们期望着在这个政府统治之下，将能够充分自由地对科学知识进行探索，而不会像今天这么
狂乱。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问题。目前，科学的发展对于全人类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因而任
何个人对它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决不能被认为是犯罪。我们现在的任务，同过去一样，是促
使科学朝着正确的目标发展，扩大对于全人类谋利益的知识范围，而不是去阻止科学本身的
发展。因此，正确的问题是：每一个科学家为实现这一任务能够做些什么？科学研究人员确
切的职责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科学的发展作为一个世界规模的历史过程来看待的话， 我回答说，
” “那么
你的问题使我想起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老问题。任何一个领域，个人总是可以更替的，这
看来是毫无疑义的。如果爱因斯坦没有发现相对论的话，它将迟早被另外什么人发现，也许
是彭加勒，或是罗仑兹。如果哈恩没有发现铀裂变，也许在几年之后费米或居里会发现它。
我不认为，如果我们这样来认识问题，就是贬低了个别人的伟大成就。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我们不能说，那些做出决定性发现的科学家对于科学发现的后果所承担的责任，要比以往曾
为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其他科学家更大些。历史是会把先驱者摆在恰当的位置上的，而且
他迄今所做的一切也仅仅是历史赋予他应该履行的职责。作为一种结果，他或许有能力对他
的科学发现及其后来的进展产生一点重大影响，但也不过如此而已！事实上，哈恩总是强调
指出铀裂变的全部应用应该有利于和平的目的；在德国，他也一直坚持反对把原子能应用到
战争中去的任何企图。当然，他的这一切努力并没有影响美国的发展。
”
此外，弗里德利希继续说：“我们大概有必要明确区分一下发现者和发明者的概念。一
般说来，发现者在他的贡献应用于实际之前，是不能够预测出它的实践后果的，以致有的要
经过很多年，才能应用到实际中去。例如伽伐尼和伏打对电机工程后来的进展就完全不知道，
因此对后来成果的滥用，丝毫也不能要他们负责任。而发明者似乎是处于与此完全不同的位
置上，他们在心目中有一个明确的实际目标，并能评价这个目标的利弊。因此我们可以明显
地掌握发明者对他们的成果应负的责任。然而，确切地说，正是发明者才能够充分地为社会
造福，而很少顾及自己的利益。例如，电话的发明者了解到社会迫切需要加速通讯联络。同
样，火器的发明者，可以说是按照社会军事力量迫切要求增长的命令而付诸行动的。至少只
要发明者和社会都不能预见到他的发明的全部后果时，那么仅仅把责任加于他们哪一个都是
不公平的。例如，发明了一种农用杀虫剂的一个化学家，他所能告诉你的由于应用他的农药
而引起的关于害虫总体变化的最终结果，远不及一个农民所说的多。总之，我们对科学家个
人提出的要求仅仅是，他应该力求把自己的目标放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之上，以及他不能轻率
地为着少数人而去危害多数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