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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物质深层结构中的“质能转换公式”，那么，可以相信，人类对物质构成的理解仍将滞
留于牛顿的力学视野，也就很难在 40 年后制造出原子弹。同理，假如 1945 年，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不是以广岛上空的蘑菇云为最后一幕，那么，还真不知故国山河何日才能彻底挣脱日
寇的铁蹄。此并非危言耸听。因为竖看国史，偌大中原遭外族蹂躏，逼迫朝廷南渡，故土父
老泪眼欲枯，而王师北定却混茫无期，已非一例。
“科学”当是人类智慧结晶，却又反过来要重编人间秩序，重写人类史。是的，
“科学”
不涉及人的终极关怀（克尔凯戈尔说望远镜无助于限定灵魂），但大凡对人类命运有深切责任
感的科学家，却又无时不在忧思何以才能让“科学”和平地造福人类——我们所以要永远记
住海森堡、波恩等这些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巨子，以及前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的不朽
姓名，不仅因为他们作为专家在高能物理学方面的学术发现与技术开发，堪称当年科学史之
最；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世界级大师同时不失赤子之心即良知，故海森堡会在广岛核爆之
日便痛悔高科技所应负的伦理使命，故萨哈罗夫即使面对克里姆林宫的绝对权威，仍敢屡屡
站出来说真话，哪怕因此失却荣华富贵与人身自由。
编者所以格外敏感科学家的道义责任，是因为深受“科学”演化之影响的当代人类，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痛感“科学”本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激励人类征服自然的雄心且倾情享
用高科技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之余，人类未必有足够的清醒与能耐，足以防范高科技因无
知或不慎而铸成的全球性灾难。更毋庸说某些无心肝的“科学狂人”，从未放弃——将人类
命运当做化学粉末置于试管，去经历魔火的焚烧——这类邪念。
科学需要学识，更需要良知。或许对科学家来说，良知是比专业学识、技能更高一层次
的人生智慧。惟其如此，科学在权衡它与人类命运的关系时，才不再有“傲慢与偏见”，相
反它将变得成熟，既积极进取、探索，又谦恭、审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切忌轻举妄动，
将妖魔从“潘多拉盒子”中放出来后，再也收不回。
可以说，现代科学伦理学是发轫于 20 世纪高科技开发对地球生态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致使诸多珍稀物种灭绝。由此联想到 21 世纪“克隆”技术作为全球性“生命基因科学”之
前沿，若稍不慎，又将给人类带来什么呢？假如说，上世纪高科技开发之不慎，是以破坏人
的外部自然为代价的，亡羊补牢，已属艰巨；那么，新世纪高科技开发若再不慎，人类怕已
承担不起如此昂贵之代价了：因为它将在“生命基因”层面伤害人的自身自然，而人体基因
之自然变异本是以数十万年为演化周期的，一旦闪失，再悔晚矣。
（夏中义）
纯科学与应用科学
戈兰
美国自然科学家。本文选自莫里斯·戈兰《科
学与反科学》
，王德禄、王鲁平等译，北京．中
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有删节。
物理学家赖德诺尔（Louis Ridenour）在 1947 年 8 月号的《原子科学家通报》中写道：
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大的州立大学的很有才能的带光谱学家。他对氮元素的带光
谱特别感兴趣。他曾经对我说：“每当州立法代表来访问我，我总是告诉他们，我要造
出更好的肥料。”的确如此，肥料中的氮和人的知识都是一种力量。可以想像我的朋友
对于氮的带光谱的探索或许有一天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氮工业。但是，毋庸
置疑的是他的兴趣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光谱学。
所谓纯科学家，并不总是试图把他们的实际活动合理化或确定化。只是人们日益接受把
纯科学和应用科学分开的神话，他们才试图加以说明。从近代科学起源到最近，科学和它的
应用之间的区别，即便被承认，也很有限。一个课题的先驱者总是积极地从事这一课题的所
有方面的工作。
在第三章中提到了一个不实际的米利都人泰勒斯，当他垄断榨油橄榄市场时却成了一个
讲实际的人。达·芬奇既因他设计的机械仪器而闻名，又因他在纯理论方面所做的努力而闻
名。假设哥白尼是为他的教会对于有效的日历的关心所激励，是有道理的。当他给那些为保
卫城堡而与条顿族爵士战斗的人们提供食物时，第一次发明了涂奶油面包。历史学家小林
恩·怀特（Lynn White Jr。）在加州大学出版社 1966 年出版的《伽利略再评价》一书中说：
“在伽利略的早期生涯中——至少到他利用望远镜获得重大发现的 1609 年——他的周围及
他的兴趣主要是技术方面的。”即使像伽利略这样著名的人物对实际问题也很有兴趣。就在
他去世之前，他还提出了一个在海上测量经度的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法，参加荷兰国会的
科研征文竞赛。由于液压原理而为大学学生所了解的帕斯卡，造出了第一台计算仪器。和牛
顿同时代的伟大的德国人莱布尼兹说：“在我看来，真正的科学的价值，甚至其标志，是在
于从中得出有用的发明。
”
20 世纪许多伟大的纯科学家仍然对应用科学保持有一种兴趣，有时在这一方面还会做
出一些贡献。核物理学之父卢瑟福在其早期生涯中设计过一个测量振动的仪器。他对他未来
的妻子说：
“我希望得到至少 50 镑酬金。”F．哈伯，这位固氮方法的发明者，在技术方面取
得许多成就。甚至抽象和不实际的典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曾经考虑过为一个冷冻机申请
专利。
随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出现，人们开始尝试对纯科学与应用科学进行区分。自然科学
家不再可能插手各种各样的探索，而不得不安心于专业的某一分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能够
写生物学和物理学的书，而 19 世纪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恩斯特·马赫却只能写物理学尤其是
力学方面的书。20 世纪的劳动分工带来更多的限制，以致在物理这一范围内的科学家不得
不被分为固体物理、弱相互作用或其他许多专业。另一种相似的区分是假想的实际工作和远
离应用的工作：纯科学和应用科学诞生了。
在科学界各种专家都把他们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或另一个科学专业作为基本的和重要的，
而把其他专业看做低一个层次的。有时，分类被善意地嘲笑，但它也能在有机化学家和无机
化学家之间或生理学家和分类学家之间爆发严重的冲突。在那些应用科学和所谓的纯科学之
间的情形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仍处于微妙的起伏之中。基金不再对两个方面都提供。技术过
剩造成了更多的敌人而不是朋友。纯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差别正在被寻找出来并传播开来。
1879 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罗兰德（Henry A．Rowland）说：
“他使原来只能生长单子叶
植物的地方生长出双子叶植物，所以他或许是社会的有功之臣。他在一片混沌之中发现了这
种生长规律，所以他也是智力上的优秀者，是社会和知识两方面的伟大功臣。”这种概念由
于提供所谓纯科学而或多或少被推进。例如化学家、前总统科学顾问基斯塔科夫斯基写道：
应该严格限定研究任务，不断强调这一点是有价值的，但是，靠其自身不足以、
也不能够发展真正的新思想和新原理，每一个实际工作最终都将发现自身依赖于这些
新思想和新原理。如果社会风气和支持机构不是这样鼓励迅速、有效地对新思想进行
自由探索，我们的技术将会夭折；这是因为缺乏新的、非直接的基础研究的结果，将
导致应用工作将越来越多地局限于代价更高地琢磨和利用旧的思想。
并不是所有无私的评论员都同意这个观点。1965 年，国家科学院发布了一个《基础研
究和全国目标》的报告，其中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逊（HarryC．Johnson）写了题为“联
邦对基础研究的支持”的一章。他写道：“为了给政府的资助找到根据，必须证明基础研究
能产生一种超越其花费的社会报酬并证明偿还任何类型的资源投资后仍有剩余。 他总结道，
”
要得到根据还缺乏信息。……
正像纯科学有其推动者一样，应用科学也有它的支持者。贝尔电话公司实验室的工程师
H．博德（Henrik Bode）的观点就是证明。他主张：
与技术受惠于科学相比，科学更多地受惠于技术……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依赖
于早已存在的发达的眼镜片制造业。磁极作为经验事实为人们所了解，早在 18 和 19
世纪物理学家开始研究这一现象之前的许多世纪就已经用于航海家的罗盘上。而瓦特
蒸汽机是没有借助卡诺循环或焦耳定律发明出来的。
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商务部科技助理的工程师 J．H．霍洛曼（J．Herbert Holloman）在
华盛顿大学讲演时，以相同的语气说：“新技术是来自旧技术，而不是来自科学。”
关于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相对价值和相互关系的争论几乎完全有利于技术。1963 年国
防部选出 20 种关键武器进行分析，看是否存在一种 1945 年以来提出的原始的科学理论构成
每一种武器的基础。在《总结计划的首次报告》（1966 年 6 月 30 日）中得出结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