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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尖锐了，而且是太过激了。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社会伦理道德学家长期不愿意正视这个问
题。他们纷纷提出慷慨激昂的理论来反驳马尔萨斯，说每多一张吃饭的嘴，同时带来一个聪
明的脑袋和一双劳动的手；说用合理的分配，用正义与平等的宣传教育，总可以解决由人口
灾难引起的冲突和瓦解。
当年的马尔萨斯为什么要提出他的警告？原因正在于他看到哥德温用盲目的乐观主义
把人引入歧途。哥德温在 1795 年的《政治正义的探讨》和 1797 年的续编《研究者》中宣
称，他对人类向着社会和谐与伦理一致方向前进的能力抱有完全的信心。因为，自发的道义
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加上人人可以培养起来的宽容和利他思想，会使无论是现在还是未
来，不再需要对抗。1798 年马尔萨斯写《人口原理》，其中只用人口增长与粮食关系一个论
据来反驳哥德温的乌托邦思想。
重提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是有益的。因为马尔萨斯在中国不仅一度被政治家和理论
家们批得“体无完肤”，而且由此滋生出的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种下了最可怕的祸根。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者比较低估自然与环境规律的力量，对社会、对革命、对
人的能动性，常常抱着过分乐观的态度，当种种条件还未清楚的时候，结论就出来了，因而
往往过快地“走在时间前面”，使随后的实践跟随者们一再碰壁。
现在，全世界都承认，人口问题是第一号全球问题。当前，粮食不足、人均资源不足、
资金不足、生态平衡破坏等世界性的紧迫问题，全是人口过多的结果。人口压力首先会产生
生态压力和资源匮乏，导致过度的开荒、耕作、捕捞、放牧和环境的破坏；然后又转化为经
济压力：产量低、效率差、失业、通货膨胀、分配困难；接着又转化为社会压力：饥饿、社
会福利和保障水平低、教育困难、道德败坏、管理混乱；最后会转化为政治压力——甚至引
起冲突和战争。其实，最早明确指出人口压力问题的，可能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韩非。他在
两千多年前便说：“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
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想不到这个简单的道理，今天会爆出一大堆似乎是令人束手
无策的问题。中国在这一堆全球问题中，负有重大的责任。显然，在目前国家的超负载运转
中，在未来国家进一步发展的人口困境中，问题将更为严重。
在我们继续讨论之前，不能不提一下两个人。一个是马寅初。1954…1955 年，当时这位
已过 72 岁的老人，三次到浙江实地调查，看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已超过 20‰的严重发展趋
势，并在 1957 年 2 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新人口论”，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同年 7
月 5 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马寅初的研究成果。两天之后，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上作
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此后，“人多是好事”“对于我国人口多，增殖快
、
的一切悲观论调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 ，等等，均
成了批判“新人口论”的最有力的武器，马寅初成了“中国的马尔萨斯”。还有一个人是前
中华医学会理事长钟惠澜。1957 年，他通过严格的计算提出一个警告：如果政策不变，中
国人口会在 20 年内达到 10 亿。后来他的遭遇与马寅初同样不幸。而更不幸的是，事实证
明了他们的预言。
中国人下了很大的功夫批判了两个“马尔萨斯”，所付出的代价也比任何其他一个国家
都大得多。在 1962 年到 1975 年的 14 年间，中国共出生 3。5 亿个孩子。中国这块土地，从
公元前 23 世纪夏禹时代传说的 1300 万人算起，直到 1820 年清仁宗嘉庆年间约 4000 多年
时间的人口发展才达到这个数字。而且如果那 14 年间出生的 3。5 亿个孩子将来仍按两胎生
育，在此后的 20…30 年间又会生出 3。5 亿人！仅仅这个出生量就远远超过牛顿时代全世界的
人口总量！
据估计，地球的人口在原始公社时期， 3 万年才翻一番， 1 万年前只有约 10 万人；
约 在
埃及法老建金字塔时约只有几百万人，罗马帝国时期（公元 5 世纪）约有 1 亿人。此时，大概
每千年增长一倍。1650 年全球约有 2。5 亿人，1750 年约有 5 亿人， 1850 年约有 10 亿人。
此时，约 60 年翻一番。以后人口爆炸。①目前世界人口约 33 年翻一番。1987 年 7 月 11
日联合国宣布，世界第 50 亿个居民在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共和国首府萨格勒布市作为“和平
的一代人”降生。 2000 年估计世界人口将达 62 亿人左右②。
到 而世界人口的增长要到 2010
年，才有停下来的可能。那时，世界的人口总数将为 1950 年的 4 倍，1975 年的 2。5 倍。
另外，国外有人估计，世界的食物增长只能维持约 100 亿人口的需要，加上其他考虑，
世界人口以 70 亿人为限度。也有人认为地球只能养活 80 亿人。③按此，到 2030 年前后，
按最乐观的估计，地球人口容量已接近极限值。而据一般的预测，到 2040 年，世界人口将
在 100 亿…110 亿之间。
宋健等科学家对中国的情况也作了相应的预测，结果认为，“如果在百年左右时间里，
我们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水平的话，那么我国理想人口数量就该在 6。8 亿以下”
④。按另一种简单的方法估算，以世界人均耕地 5 亩计，我国人口以 3 亿为合适；以人均
粮食应为 1000 斤／年计，我国人口应为 6 亿；以水资源估计，人口可为 7 亿。综合起来
考虑，我国总人口以 5 亿为佳。可惜我们在 1963 年（总人口 6。9 亿）就突破所有估计的界线
了。这一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33。33‰。此后 10 年的自然增长率仍在 20。89‰至 28。38
‰之间，到 1974 年才开始往千分之十几下降。
我国 1979 年的人口增长率曾下降到 11。61‰。但“本世纪末人口要控制在十二亿以内”
的目标提出后，人口增长率反而上升。1980 年为 13。02‰，1981 年为 14。55‰，1982 年
为 14。49‰。即使今后能维持在年平均 11‰，到 1998 年就会突破 12 亿。而按田雪原的一
个预测，我国人口纯增长率要到 2020 年至 2030 年间才有接近零点的可能。由于人口政策
的失误，仅仅十几年时间内，我们的人口便从 7 亿增为 10 亿，而即使严格执行“只生一个”
的政策，也需要 90 年时间才能从 10 亿降为 7 亿。何况，这种政策还可能隐伏着更大的危
机，是我们不可以长期执行的。
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等曾在 1976 年出版的《人口问题的二十二个方面》 （《世界
观察专题报告》第 5 号）一书中，详细地列举了预料未来不会得到较好解决，而会发展得更
糟的难题。内容涉及随着人口增加而出现的文化教育水平下降，海洋渔业面临崩溃，自然保
护区会遭到破坏，污染增加，环境恶化，通货膨胀更难对付，环境病增加，粮食短缺，住房
紧张，气候变化更烈，植被破坏，高密度群集压抑加重，人均国民收入下降，城市化的社会
问题增加，森林过伐，政治矛盾加剧，矿物资源枯竭，卫生服务水平降低，水资源危机，失
业增加，物种灭绝可能导致支持人类的那张生命之网受到破坏，能源紧张加剧。我们必须认
识到，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全球性的。
①这里“10 万”“几百万”均为特勒在《广岛的遗产》后记中估计的数字。
、
②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按 1977 年估计》一书对 2000 年世界人口中度变式的预测
数为 6254377 千人。另外，美国巴尼等人在 1980 年的预测值为 63。5 亿。
③见王翌亭等《环境学导论》，37—52 页，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1983。
④《中国理想人口目标的定量研究和优化分析》，见《人口地理论文选》，华东师范大学
人口研究室编。
后发劣势
杨小凯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1948… ），当代学者，现居澳大利亚。本文
原载“学者庄园网”。选文有删节。
今天讲的题目是“后发劣势”，这个题目也许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口味，因为现在国内都
在讲“后发优势”。我讲的后发劣势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有一位过世的经济学家叫沃森，
他在财政联邦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很有建树，“后发劣势”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他提
出的英文名称叫“Curse To The Late 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
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
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
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麽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
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
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地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
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
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