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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昭和十八年（1943）由东条英机做主拆除，拆除下来的 90 余吨铜和铁被用于“国防”（小
堀不用“侵略战争”这个词）。现在这座鸟居是昭和四十九年（1974）用钢管重建的，高达 25
米，依然是日本第一。
神社前的气氛异乎寻常。有人在路边演说，喊口号，发传单。随手接过几张传单一看，
有新成立的小党派的广告，有主张恢复《教育敕语》（1890 年颁发，宣扬忠君爱国，1947 年
被废止）思想统治地位的征求签名通知，有反对“谢罪外交”、主张趁江泽民来访时前往抗议
的倡议书。大鸟居前停着警车，车旁边一群手持盾牌、警棍的防暴警察。
神社里已是人来人往。一个白色的大帐篷里，“第十二回战没者追悼中央国民集会”正
在进行。路边有个免费茶摊，一位黑瘦的老人端着大托盘给人们递茶水。他斜披着一条白布
带，上书“告慰英灵”几个黑色大字。遮阳帽上别着个小纸牌，上书“缅甸派遣独立汽车第
59 大队油谷宗四郎”：是一位为当年的军旅生涯而自豪的老兵。一位老态龙钟的和尚身着袈
裟拄着大木牌站在路当中，旁边插着一面太阳旗，一面“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木牌上写着“忘记靖国民族悲剧将会重演”之类的话。在人来人往的神社里，老和尚杏黄色
的身影与两面国旗的奇特组合引人注目。凄厉的军号声传来了，循声望去，老兵的游行已经
开始。光芒四射的海军军旗，指挥刀，三八枪，洁白的军服。兵虽老但队列依然整齐，步履
依然有力。在照相机的咔咔声中和摄影机的镜头前，他们精神抖擞。老兵队列过去，又一拨
儿警察，又一拨儿衣袖上缝着太阳旗标志的现役自卫队队员。在正殿前扔硬币、合掌、鞠躬
的日本平民，络绎不绝……那晚回家看电视，得知刚上任的邮政大臣野田圣子也和几位阁僚
一起参拜了靖国神社。野田只有 36 岁，是战后日本最年轻的内阁成员，而且是一位女性。
8 月 15 日靖国神社里的景象一定让小堀桂一郎欣慰。作为《靖国神社与日本人》的作
者，他是某些怀有“靖国信仰”的日本人的忠诚代言人。从吉田茂到桥本龙太郎，许多日本
政界要人不顾中国人的不满以“个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是因为他们深知靖国神社在日本
人精神世界中的位置。对于日本领导人来说，国内的民心当然比国外的反应重要。
《靖国神社与日本人》的后半部分多次提及一本叫做《再见吧，我是祖国的山樱》 （展
转社 1994 年 8 月初版）的书，并引用了其中一位名叫植村真久的学生兵留给女儿的遗书。8
月 15 日那天在游就馆，我买到了这本书。
平成五年（1993）是日本“学徒出阵”（学生上前线）50 周年，靖国神社为此举办了题为“学
徒出阵五十周年——苏醒的殉国学生的真情”的展览。展览自 7 月 13 日开始，到年底，来
自日本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已超过 8 万人。应各方要求，展览一直延长到第二年 8 月 15 日。
《再见吧，我是祖国的山樱》，就是用从展品中选出的 65 位学生兵的有关材料编辑而成的。
植村真久是立教大学学生，战争末期应征入伍，昭和十九年（1944）10 月 26 日作为“第一神
风特别攻击队大和队”队员从后来受到原子弹袭击的长崎登机飞往菲律宾，战死海上，年仅
25 岁。出击前夜，队友理解他的心境，用军用电话接通了他远在东京的家，使他能够通过
话筒最后一次听到襁褓中的女儿素子的啼哭声。在留给女儿的遗书中他写道：‘素子’这个
“
名字是爸爸给你取的，爸爸希望你成为一个素朴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等你长大了，想
；
念爸爸的时候，就到靖国神社来吧。你在心里默念爸爸，爸爸就会出现在你的心头……”20
年后，在靖国神社的大殿里，长大成人的素子伴着《樱花奏曲》，为亡父跳起安魂舞……
展览不仅感动了小堀桂一郎以及许多日本人，甚至感动了一位俄罗斯人。当年是苏联红
军横扫了日本关东军，但来自苏联红军故乡莫斯科的某杂志副主编卡列娜，德陶卡娜却被日
本学生兵征服了。在访谈《莫斯科女儿东京印象记》（《东京人》1994 年 2 月号）中谈及参观
学徒出阵展的印象，德陶卡娜说：“青年学生面对死亡时的表情豪迈坦荡”“我理解了什么
；
是大和魂。我又一次深刻认识到拥有那种表情神圣的青年人的日本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精神
力量的民族。”她的话被靖国神社宫司（官司类似于中国寺庙的住持）重新组合引用在《再见
吧，我是祖国的山樱》的“序言”里。就是我这位在靖国神社里备感孤独的中国人，读到植
村真久的遗书，看到他怀抱婴儿的照片，也几欲泪下……我恐惧于自己的眼泪。
但是，我从《再见吧，我是祖国的山樱》中读出的东西，与小堀桂一郎（以及德陶卡娜）
读出的东西大不相同甚至相反。小堀读出的是学生兵对祖国怀有的献身崇高感，而我读出的
却是“军国日本”的残忍与丑恶。书中，每一张照片上的脸（有的戴着眼镜）都是那么年轻。
20 多岁的年华，青春焕发。其中许多人是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庆应大学等名校的高才生。
从那些遗书或日记中，我读出了他们对生命的留恋。植村真久在飞向死地的前夜用电话倾听
女儿的啼哭声的时候，他不会希望女儿成为孤儿，成年之后到神社去寻找父亲。中央大学的
穴泽利夫在写给未婚妻智惠子的遗书中，说他想读《万叶集》，想看拉斐尔的名画《西斯廷
圣母》，想与智惠子见面。登上战斗机去撞美国军舰的时候，他脖子上围着智惠子相赠的围
巾。他 21 岁的生命殒落在冲绳附近的海面上。同样是中央大学的沟口幸次郎，战死时也是
只有 21 岁。在死前的日记中他写道：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以务农为生的伟大的人。每当听
他们谈起年轻时的奋斗与挣扎，我都感到对不起他们。在山村的小道上，他们拉着车在走，
我想跑过去帮他们推车……现在我已经帮不了你们，请原谅我的不孝……”
这些年轻、聪慧的生命过早地消失了，像花蕾尚未绽放便在风雨中凋落。说他们是英雄，
不如说他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他们的死告诉人们战争这把双刃剑是怎样在伤害他人
的同时伤害自己。将东条英机的牌位与他们的牌位并列在一起，其实是对他们的嘲弄，任何
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应当能够从游就馆里的“人体鱼雷”和樱号火箭特攻机这些用于自杀性
攻击的武器中发现日本军国政府对生命的残忍。然而小堀桂一郎作为一位本应代表社会理性
与良知的知识分子，发现的却是克己、献身、忠君爱国这种封建道德观，并试图以这种道德
观为核心重建“大和精神”。
当然，在小堀桂一郎看来，我对《再见吧，我是祖国的山樱》的理解一定很荒谬。也许
确实荒谬。
在甲午战争以来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中形成的日本人与中国人历史观的对立难以改变。
对于中国来说，靖国神社里游荡着侵略者的幽灵，而对于日本来说，这些幽灵则是为国捐躯
的“英灵”。因此，某些日本人不会停止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中国人也不会对其参拜心平气
和。这种“历史宿命”不会改变。也许只有当靖国神社里的亡灵不是被作为精忠报国的英雄
来褒扬、而是被作为侵略战争的牺牲品来哀悼的时候，中日两国由靖国神社参拜而生的政治、
情感的冲突才会消失。不过，那样一来，“靖国神社”“游就馆”这种带有褒扬和教诲性质
、
的名称就不能再用，日本人就必须彻底否定其半个世纪的侵略史，必须抛弃在这侵略史中建
立起来的“靖国信仰”。而小堀桂一郎的《靖国神社与日本人》和 8 月 15 日靖国神社里的参
拜队列，证明许多日本人根本无意于那样做，而且做着恰恰相反的事情。
值得庆幸的是，日本人败战不久的 1947 年，部分日本人曾一度将靖国神社作为军国主
义牺牲品的祭奠所（据世界思想社 1971 年版《昭和世相史》），日本还有富于理性精神、拒
绝靖国神社的战后民主派，在学徒出阵 50 周年之际，日本全国还有 270 余所私立大学的校
长联合起来发表共同声明：
“学徒出阵的悲剧不能重演！”但愿有一天，靖国神社的意义会因
为他们而改变。
1998 年 9 月草就于东京
1999 年 3 月改定于北京
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
乔治·奥威尔著
（1903…1950），英国作家。本文原载“思想评
论网”，有删节。秋风译。
如果我们说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都是相同的，甚至其精神气氛也是相同的，这种说法也
许有点过于简单化，但各种形态的民族主义确实有某种规律可寻，下面就是民族主义思想的
若干基本特征：
走火入魔（OBSESSION） 除了自己这边的优越性之外，民族主义者没有考虑、谈论或论述
任何别的东西的兴致。要让一个民族主义掩饰自己的这种忠贞不渝，简直就不可能的事。对
他所在群体的哪怕是最小的不敬，或者是对对立组织的哪怕是再含蓄的赞扬，都会令他极不
舒服，只有作出最强烈的反击，才能平息他的愤怒。如果他效忠的是现实存在的国家，比如
爱尔兰或印度，那么，他一般会宣称，他的国家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军事实力和政治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