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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还是逃避战争”？参战意味着献身，而且义不容辞。那么这是什么“义”呢？民族大义。
然而，它不过是一种放大的私利而已。群体比个人更自私——一个学者如是说。作为个体的
人总是被要求成为一个道德的人和无私的人，教化的结果是个人在一些问题上能把他人利益
或群体利益置于自己之上，甚至为此献身。但吊诡的是，这样无私的要求却无法落实到任何
群体，小到一个村落，大到一个民族，它都不可能像它对个人所要求的那样来反求于己。民
族群体只有利害的衡量，没有克制自己利益冲动的道德理性。个人尚可用道德来约束自己，
狭隘民族主义则只服从利益至上的原则。它的非道德性使它不愿理会和自己相同的其他民族
在利益上的需要，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其他民族群体之上。不妨看看阿以两大
民族几十年来在土地问题上纠缠不清的冲突吧，这冲突如果是在私人之间，解决的难度也不
会有这么大。因此，这里就出现了“集体的自私”问题。这也正是美国学者尼布尔在一本名
为“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的书中揭示出来的有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条定律。
——既然如此，当我负责编选本章文字时，我便拥有了一种裁选的价值尺度，同时也裁
选出现在见到的这些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在为我张言，何况言说得如此之好，比如
哈耶克，比如米塞斯，当然还有汤因比……
建）
（邵
地方国家消亡论
汤因比 池田大作
汤因比（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池田大
作（1928… ），本佛教学者。本文选自汤因比、
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荀春生等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本文有删节。
池田 国家威信在丧失，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值得注意的倾向。特别是在国家形态高
度完备的所谓发达国家中，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但是国家这一概念，如博士所说是对古代集
团力量崇拜的复活，近世以来很不容易才明确起来的。对人类来说，不能否认国家是有用的，
但不是不可缺少的，也不是什么尊严的东西。倒可以说，作为以国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国
家主义，对人类有害的一面更大些。
汤因比 国家主义——对地方民族国家集团力量的崇拜——是西方脱离基督教时代的
主要宗教。比起任何其他宗教来有更多的人虔诚地信奉这种宗教。这种信仰遍及全球，今天
大约有 140 个正式的地方主权国家。每个国家都被奉为神明，享有任意肆虐的神圣权力，以
前地方主权国家，无论在理念上或实际上都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但像您所说的那样，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人们对地方民族国家的崇拜思想减退了。
池田 这是因为什么呢？我想第一是经济文化以及人类的各种活动中，国际交流频繁起
来了。这些活动越出了国家权力干预的领域。人们感到国家的存在反而会妨碍各种国际交流
活动的自由。
第二是今天被认为是可能爆发核战争的时代。这种战争的规模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所能处
理得了的。我想这是国家权威低落的重要原因。
就是说，在国际纠纷中超级大国有着强有力的发言权。但是超级大国也不是具有一切职
能的。因此，就不能不依赖集体防卫体制等同盟形式。然而在这种集体防卫体制中，也始终
是持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掌握着主导权，中小国家尽管大胆发言，也总是被忽视的。
换句话说，以前单独进行战争是国家的特权。今天由于核武器的令人恐怖的破坏性，任
何国家都难于单独进行战争了。
汤因比 我也认为您说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是今天历来被神化了的地方国家权威跌落的
主要原因。最近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之一是，不论军事的还是非军事的活动，规模都在显著
地扩大。如果要开展哪怕有一点意义的活动，惟一有效的规模只有全球的规模。我们正在临
近这样的时刻。
这意味着地方民族国家，作为最适于人们各种活动的单位，今天已成了极不方便的东西
了。并且只要有国家权力，就完全是个障碍。而且开展活动的规模在不断扩大，而另一方面
地方国家的范围在不断地缩小。如今在地球上，同一个可居住的地区，地方国家的数量比第
二次世界大战前大约增加了一倍。
池田 国家权威跌落的第三个原因，是不断组织起企业和工会等社会集团，它们具有独
立于国家之外的目的。人们开始具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意识，认为个人是属于这些个别集团的，
这比从属于国家的思想意识要强烈得多。
汤因比 这一点也很重要。以经济为目的的一些民间组织——营利的企业团体和工会—
—已经比各国政府机关还强大，因此对其成员来说，这种组织比政治上的公民权还重要。各
国政府对跨国营利企业团体已经无力对抗。工会虽然还没越出国界，但各国政府同其中的一
些组织已不能抗衡。
在 1500 年的英国，国家获得了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难以对抗的权力优势。英国的亨
利七世确立了这种国家的极权，而在日本要比英国约晚一个世纪，是由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
完成的。
然而在今天的英国，各种工会可公然同国家对抗。这和过去的英国贵族在亨利七世彻底
摧毁其权势以前，能与国家相抗争的情况是一样的。
池田 必须指出的第四个原因，是有这样一种见解变得强烈起来，即认为“体制” “人”
跟
是完全对立的。这种观点认为国家是代表体制的头头。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国家权力的横暴
和权威主义开始抱有强烈的反感。
汤因比 这个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我相信，任何形态的国家都受体制的支配，都
是由代表体制的人来操纵，达到为体制的利益服务的目的。
因此任何时候，只要体制疏远了群众，被统治的群众就会对国家本身抱有敌意。
池田 您说得很对，被疏远的群众对国家抱有敌意，任何时代都能看到这种现象。我看
可以说过去这种疏远，无论在意识上或在事实上都没有今天这样涉及这么多群众。我想战争
就是一个明显的实例。在现代，国家把所有国民都卷入战争，使其生命和财产濒临危险。而
在过去，冒这种风险的只是特定阶层的人，只限于志愿人员。可是现代国家通过征兵制将死
亡的危险笼罩在每一国民的头上。
1914 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战争变得极为凶残了。我想这也是导致群众不再相
信国家是绝对存在的一个理由。
汤因比 的确，事实上自 1914 年以来，由于战争的性质起了很大的变化，战争愈加残
酷，人们已对国家失去信赖。20 世纪的战争在世界各地所犯下的罪行，跟 17 世纪西欧战争
的残暴野蛮没什么两样。17 世纪的战争比 18 世纪、19 世纪的战争更加疯狂，流血也更多。
1914 年以后，伴随战争的残暴行为，不言而喻，就是所谓合法的战争行为，也已经带
来了不可收拾的破坏性结果。军人伤亡人数相当庞大，群众伤亡人数也同样有增无减。这是
因为武器改良——发明了飞机和导弹运载核弹——已使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无法区别。在
越南，枯叶作战使农村地区急剧荒废。今天，由于在农业上过度使用杀虫剂，正使世界各地
的田园逐渐荒废，而在越南所发生的同类事情，是用激烈的手段进行的。
池田 上面我们谈到了使国家权威跌落的几个因素。实际上这些因素都是复杂地交错在
一起的。与此有关，我想谈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军事审判。这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问题。
这种审判是战胜国裁决战败国的战争魁首，并根据“违反和平和人道罪”处以极刑的。
战胜国方面的官兵，当然也有不人道的行为，但战胜国只裁判了战败国的魁首。并且没有充
分证据就判决的事例也不少。审判的内容具有缺乏严正性的一面。
这些暂且不论，但在这种军事审判中——当初也许并无这种动机——作为结果，也有应
该给予高度评价的地方。其一就是“和平”“人道”具有不可侵犯的严肃价值。就是说，即
、
或有军令和国家的指示，侵犯“和平”和“人道”的人，也要受到惩罚。可以说，这一事实
已经作为历史记录在案了。
与此相对照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败国的德国皇帝、将军并没有问罪。因为国家做
的事情，不管后果如何悲惨，也不加罪名。然而第二次大战后，把“国家的意志”看成绝对
的，把国家本身看成尊严的这些既定的概念，事实上已被打破了。这样，军事审判就意味着
否定了国家权威的绝对性，象征性地显示出了赋予现代历史光彩的重要特点。
汤因比 纽伦堡军事审判和东京审判象征并宣布，人类实现了对战争态度的一个历史性
转变。这两次审判的意义就在于把明明是犯罪的战争，第一次作为犯罪行为而明确下来。通
过这些审判，战争失去了主权政府以之为合法特权的土壤。而在过去发动战争的这种特权是
被认为神圣而不受法律制约的。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次审判也有不够公正的地方。一方面无论哪个战胜国都对
战败国进行了审判，而另一方面战胜国一方的政治家、军事当局没有一个人受到审判。本来
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应该按同样的罪名公正地给以起诉的。
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