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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血与火铸成的不公正，对全社会来讲，是个潜在的、孕育着动荡的严重不安因素。
战争本身不再会还给这些人以他们所应该享有的公正，而那些赢得了这场战争胜利的人
们也难于公正地再提这段往事。然而，最早提出要赦免这些战俘的却偏偏是负责制定和执行
战俘惩处条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将军。他在 1954 年 12 月 14 日给苏共中央的报
告中建议，应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名义颁布命令，宣布对“流亡者”——在国外的苏
联公民，包括前战俘，实行大赦，其目的是揭露美国的诬蔑宣传、苏联侨民组织头头的反苏
活动和促进苏联公民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回归。谢罗夫的“大赦”就是让前战俘回国，然后把
他们送往边远地区，包括垦荒区从事 5 年的劳动，在此期间他们不得挑选职业，不能选择
居住地点，不能在该地区内自由迁移。几个月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相关的命令。
然而，这并不是要真正解决战俘问题，因为被大赦回国后的前战俘，仍要处于囚犯的状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流亡者”们拒绝返回苏联（据苏军总参谋部的材料，他们约 45 万
人，其中有 17 万前战俘）。
到了 50 年代中期，前战俘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它自身的范围，它在苏联社会因素的砝
码上，明显增加了动荡不安的分量。又是 8 个月后，苏共中央不得不成立了一个由朱可夫
将军为召集人的特别委员会来研究前战俘问题。这个委员会在所提出的报告中，认为前战俘
问题是大规模专横行为和严重破坏法制现象所产生的恶劣后果。报告谴责了内务部在处理前
战俘问题上的“恣意妄为”，说“对苏联战俘命运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已不归国防人民委员会
所管辖，而只处于内务部的手中”。报告还指出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这方面所起的不良作
用。这个委员会不仅要求为前战俘完全恢复名誉，而且要为他们被俘后的英勇逃跑和游击队
中的斗争树碑立传，并给他们授勋授奖。
赫鲁晓夫在他短短 10 年的执政时期，干了许多鲁莽的事，签发了许多仓促而成的决议，
但这次他在看了这份报告后，却显得分外的谨慎。他虽然同意了委员会的分析和建议，但却
没有指责斯大林和内务部。他把造成前战俘问题的一切责任都推在了“贝利亚、阿巴库莫夫
及其一伙人的身上”。他像分权一样，把处理前战俘问题的权限交给了三个部门：责成内务
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撤消以前的命令，责成国防部恢复前战俘的名誉、军衔和一切权利，责
成文化部为前战俘们树碑立传。
决定虽不鲁莽，但却令人颇费猜疑：既然内务部造成了前战俘问题，又不让它具体去解
决这一问题；既然国防部无权解决前战俘问题，却又偏偏让它去为前战俘恢复名誉和权利，
这明显是不让前战俘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只有被誉为苏联第一号女强人的福尔采娃所领导
的文化部无事一身轻，它既不要为过去承担责任，也不要为未来运筹策划，它只要拿出电影、
小说和音乐等作品来就行了。
而事实上，那些制造了前战俘问题的人并不想真正解决这一问题。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
他们现在已经获得的地位、权力和一切物质待遇。他们不想因为给前战俘平反、恢复名誉，
而失去自己的一切。也许，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是在前战俘搭成的阶梯上爬到今天这样的地位
的。苏共中央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和苏联总检察长就反对为赦免前战俘而重新颁布法令。他们
说用过去的法令就行了，只需要解释和进一步的说明，而颁布新的法令，无疑是要宣布实行
一次新的大赦。他们这种对苏联官场行事的娴熟了解，阻挡了对前战俘问题的认真解决。苏
共这样一个执政大党在其统治中不出现失误显然是不可能的，可它到头来却没有足够的勇气
和求实的决心去改正和弥补这些失误，而让这些失误去日益扩大它和人民之间感情、道义和
政治上的裂痕，其不祥的结局是可以想见的；苏共这样一个大党在其队伍中有几个争权夺利
者并不足为怪，可它却没有认真和切实可行的措施去遏制这些人的野心和非法，而是让他们
日益发展和膨胀，演变成一批批不知人世冷暖的食禄者，一层层高居于人民之上的权贵阶层，
其未来的垮台就初见端倪了。
今天是战俘问题，明天是迁徙少数民族的问题，岁月愈益推进，“失误”所造成的问题
愈积愈多，而苏共这个执政党又不以为然，总是坚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论：无非是伟大胜利
中的一个小挫折，无非是一片光明中的一个小黑点。待到所有的问题都积重到非在一天解决
不可的时候，悲剧就会发生。对于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瓦解，人们有许多原则和理论上的分
析，而却常常忽视在一切危险中最危险的莫过于感情背离和人心向背的危险。苏联垮台时，
普通人对这一重要历史现象的沉默就是一个可怕的证明。
在强烈的阳光下，那束紫白相间的花已开始打蔫。目光呆滞的老人颤巍巍地起身回村。
我虽然已经和他很熟，他依然没有向我讲述过他自己过去的任何事情，包括这段不幸和悲惨
的战俘生涯。不要说我这个外国人了，就连他的乡亲们也很少有人听他说过多少话。他被送
进甄别营后，他的妻子被关押，获释后就永远地离开了他。她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子女，只留
下了四壁空空的一处木屋。待到有一天，他终于熬出了甄别营回到故里时，这四壁空空的木
屋就更摇摇晃晃了。是他的亲爱的邻里们帮他修复了小木屋。即使在战争年代，他们也从没
有把他看成是背叛祖国的人。现在，他活下来已没有了什么事情可做，只是每天要去田野采
一束鲜花，放到那阵亡将士碑前……在伟大的卫国战争 50 周年时，俄罗斯政府颁布了有关
恢复前苏联战俘一切权利的总统令。这个政府显然把苏联政府的这一沉重历史负担接受了下
来。除了一纸法令外，它还能给那些目光呆滞、只有一处破旧小木屋的前战俘什么呢？
战争规则的三次质变
丁林
本文原载“世纪中国网”，原题为“在‘9．11’危机的十
字路口”，现题为编者所加。选文有删节。
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745 年，英法交战，法军的 52000
人和英国与荷兰的 46000 精兵摆开阵势，法王路易十五和王太子在附近的山包上亲自观战。
当双方接近到毛瑟枪射程之内的时候，英军指挥官查理·赫伊大喊：“法国卫队的绅士们！
开枪吧！”不料法军的指挥官安托歇伯爵却回答说：
“先生们，我们从来不先开枪！你们请先
开枪吧！”结果，这样的君子风度代价惨重，英荷军队一阵排枪，就把法军阵线打垮。这一
仗，法军差一点打输，靠国王亲自督战才挽回败局。
这是 250 年前的事。仗打得这样有礼貌，现在听来未免过分迂腐，简直不可思议。现在
常有人说，既然是战争，还讲什么规则。然而，战争不讲规则的说法，貌似有理，却不符合
人类历史。
在国际法历史上，现存最古老的条约是公元前 3100 年刻在石碑上的苏美尔城市国家之
间的和平协议。古代中东、希腊、罗马都曾有过制约战争行为的条约。犹太法典里有战争中
禁止杀害妇女儿童的规定。古希腊城市国家之间建立过复杂的条约来规范他们之间的战争，
比如对神庙等宗教圣地的共同保护。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这种条约关系的产物。罗马法
中对发动战争的规范，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法典中承认战争必须有正当的理由，从而建立了战
争正义性的概念。我国历史上也一直有“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规矩。
之所以有这些规则，道理很简单：我们常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是不能不讲规则
的，规则是政治能够得以进行下去的先决条件。战争也是这样。战争是残酷的，而交战双方
之所以愿意守规则，就是因为这样的规则对双方都有利。
一、战争的规则和战争公约
最近一百五十年，是产生了一系列有关战争的国际法规和公约的时代。这些战争规则可
以用日内瓦战争公约作为标志，它是人类战争技术和战争形式发生两次质变的产物，也是人
类精神状态文明化进程的产物。
第一次质变是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质变。这一质变发生在西方工业化时代。火药广泛使
用于战争，来复枪和远程大炮可以大批量生产，铁路运输使得大量兵员可以迅速远距离运送。
战场上的杀戮从面对面的搏杀变成远距离的射击。从而，伤员和俘虏数量增加，这是战争中
最为悲惨的场景。
1862 年，瑞士红十字会创始人邓南特发表了著名的《回忆索费林诺战场》一书，书中
描述了他亲身经历的 1859 年意大利北部索费林诺战役中受伤士兵的悲惨命运。他身体力行，
建立了中立的国际红十字会，致力于一视同仁地救助战场伤员。在他的呼吁下，国际红十字
会建立的当年，1864 年的第一次日内瓦战争公约提出了保护战场上的伤病员的规则。1868
年第二次日内瓦公约又把这一规则扩展到保护海战中的受伤水兵。1929 年第三次日内瓦公
约规定保护战俘，指出战俘不是罪犯，交战方必须人道地对待对方战俘，并且在战后释放战
俘。
第二次质变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冷战时期。核武器的发明和核武器制造技术
的扩散，常规武器技术的惊人发展，以及毒气和生物武器的出现，使得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威胁。二战中纳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