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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知识分子必然下降为附属的等级，可以随意处置的等级。“阶级论”被儒教化以后蜕变
为著名的“皮毛论”。知识分子中，除了技术知识分子可供调用外，人文知识分子基本上在
改造和打击之列。许多政治运动都是针对后者的，对此，敏感而脆弱的作家、艺术家特别容
易产生自卑感。庞大而严密的组织，则进一步提供了可靠的心理依据。制度化心理的一个重
要提示是：人是生而为集体的，不应当具有独立头脑的，必须听命于人的。在遭遇运动的压
力以后，自卑会迅速转化为恐惧与焦虑。存在主义者把这两种心理状态当做哲学范畴加以探
讨，是不为无因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指出，一个可怕的结果就是：“逃避自由” 胡风
的青年朋友，
“中国的杜勃罗留波夫”张中晓说：
“恐惧和畏罪，是中国道德实践的基础”其
实．这也是针对自由而发的。无论外在的自由还是内在的自由，一旦失去，就只有无条件服
从。中国几千年奴隶根性的养成，就因为权力者致力于培养恐惧，从天罗地网到不测之威。
近些年来，在讨论知识分子的时候，常常提及“人格”问题。人格的建树，除了土壤，
同精神气候如何大有关系。
“风号大树中天立”，这是罕有的。心理学家认为，焦虑作为一种
人格特质，在具有恐怖症状的焦虑状态中可以观察列人格的解体。所谓人格解体，就是自我
的丧失，独立性的丧失。1952 年，胡风的朋友，著名作家老舍发表《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
艺生命》一文，说：“现在，我几乎不敢再看自己在解放前所发表的作品。”1955 年，著名
学者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重印后记中写道：“回头来看这一部旧作，感到非
常惶悚。”胡风 30 年代的朋友冯雪峰，40 年代的朋友乔冠华，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与胡
风是比较接近的。到了后来，也都先后反过来批判胡风，疏远胡风了。这种人际间的变化，
是认识上的分道扬镳呢，还是出于自保的实际考虑呢？在“第二批材料”刚刚发布，而胡风
实际上已经被捕将近十天的时候，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会上，
郭沫若致开幕词，正式提出把胡风“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与会 700 多人报以热烈
掌声，并一致通过决议撤销胡风在文艺界的一切职务。其间，只有吕荧一人公开为胡风辩护，
但也立即招致会议一致的驳斥。这一幕，可以看做是中国知识分子作家群体的一次即兴表演，
自此以后，批判性大会迅速扩展至社会各界，已经是集体人格——“国民性”——的更大规
模的巡回演出了。
1979 年，胡风获释时，问儿子晓谷道：
“有没有一种能使人头脑混乱的机器？”由系统
控制所引起的恐怖是巨大的。爱因斯坦说：“人们应当明白，人的组织制度同人的心理状态
是相互影响的。”组织生活与群众斗争把个人抛向波涛掀天的大海，使之深感孤立无援，于
是始而被迫继而自愿服从集体，也即权威的支配。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小说《判决》中叙述
一个关于权威的故事：父亲疑心儿子反叛他而判决儿子投河，儿子不敢违抗，死前还低声喊
道：
“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对于外部强加的意志不作抵抗，而是无条件
顺从，甚至本能地顺从，从行动到思想、感情，态度，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正是现代人
文化专制与传统文化专制不同的地方。
回顾建国后的第一个“文字冤狱”，曾经作为“胡风分子”过来的绿原说：
“历史已经粉
碎了那些鸵鸟式的幻想：无论胡风可能怎样反常，或者‘老实就范’，或者，‘装死躺下’，
他也一定逃不脱此后几十年来没有人逃得脱的大小劫难。”这是穿越炼狱之后的觉悟者言。
左拉与德雷福斯案件
贝尔纳 法国作家。本文选自贝尔纳《左拉》，郭太初译，上海译文
出版社，1992。标题为编者所加。
1894 年，左拉在意大利为《罗马》一书收集资料。后来又回到梅塘继续工作。同年 10
月 15 日，德雷福斯上尉被捕；12 月 22 日，他被判终生流放撒旦岛。
1894 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罗马．12 月 15 日前才回来。我在罗
马当然很少阅读法国报纸。这就是我对这个案件长时间处于无知和冷漠状态的原因。
1897 年，我从乡间回到了巴黎，有机会了解到了后来公之于世的事实和一些资料，我
的信念变得坚定了，不可动摇了，这时候我才开始热衷于这个案件。
案发之初，谁也不怀疑德雷福斯有罪：甚至日后成了他的积极辩护人的那些人，如克列孟梭
和饶勒斯，当时都激烈地攻击他。后来有消息在巴黎慢慢传开，认为德雷福斯可能是无辜的。
一位军官，皮卡尔中校，于 1896 年告诉上司，他确信艾思特哈茨是真正的叛徒，是向德国
提供清单的主谋。但是有人强迫他保持沉默，派他到北非去出差。国防部各办公室不打算推
翻前审。他们认为复核案件有损于军队的威望，有可能表明审理此案的方式有多么的武断。
如果左拉在巴黎生活的话，他或许会对当时在全城开始扩散的传闻十分敏感。但是他住
在梅塘，全神贯注地在写他的三部曲：他对德雷福斯案一无所知，或者至少可以说，他把这
个案件看做是一般的通敌案，并未予以过多的注意。
然而不安的情绪在增长。上议院副议长肖尔·凯斯特奈也产生了怀疑，他的正直是无可
非议的，他是一个受人普遍尊敬的人。要强制他像职业军官那样缄口不语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这一场方兴未艾的斗争中，他投入了自己全部的道德信誉。此外，德雷福斯给家里人写的
信也开始为人了解，这些信言真情切，动人心弦。他被关在撒旦岛的一间牢房里，有 12 个
人日夜看守着，他不停地、顽强地鸣冤叫屈，使一些有良心的人深感不安。最后，贝尔纳·拉
扎尔也参加到激烈的斗争中来了，他公开地向舆论发出了危险的警报。从此以后，正如左拉
后来写的那样，“真理在前进，任何东西也不能阻挡它的步伐”了。然而，当时左拉还没有
受到这股正义激情的感染，后来渐渐地，整个法国都燃起了正义之火。
只是到了 1897 年底，他到巴黎的寓所过冬的时候，才看到了一些资料，比较清楚地了
解了事实。自从他从事创作 30 多年来，他第一次看出了行动的理由超越了他创作的热情；
因为重要的是，必须揭露在全国人民面前犯下的罪行。
在左拉身上，犹豫不决的时间总是十分短暂的。当他明白某一行为是正义的、必要的的
时候，他就会立即付诸实现。在他身上，思想和行动之间不存在距离，有时候甚至达到了天
真的地步，正如《实验小说》一文中的某些段落所表明的那样。但是这一次他是脚踏实地的，
不再是智力思辨了，而是要纠正不公正。
他的抗议是怎样成形的呢？又是在什么地方表示出来的呢？他自己感到已经为战斗做好
了准备，然而进攻的计划还没有制订。他知道斗争将是严酷的，他已经知道对判决的公正性
提出怀疑的人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但这并不能使他却步。他的勇气是经得起一切考验的，
30 年的论战已经锻炼了他。他丝毫也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只敢低声说出自己的顾虑，不敢
高声谈论真理。巴莱士后来谈到左拉时，说他是一个时机感很强的人；确实如此：左拉不失
时机地为了正义挺身而出，英勇无畏，不怕打击。在我国当今所处的时代，类似德雷福斯案
的事件几乎每天都有发生的危险，左拉做出的榜样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
左拉采取行动的方式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有一次他在巴黎散步时，遇见了《费加罗报》
社社长费尔南·德·罗代斯。那是在 1897 年 12 月；想必他们淡的是满城风雨的“案件”。
德·罗代斯赞同左拉的看法，确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几天以后，在他办的报纸上登载了左
拉的第一篇文章《案件笔录》（1897 年 12 月 5 日）。左拉在该文中还谴责了反犹太主义。文
中影射的“模糊的头脑”
，显然指的是《犹太法国》一文的作者爱德华·德律蒙。
现在来谈谈反犹太主义。反犹太主义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我曾经说过，这场使我
们倒退一千年的野蛮运动与我对博爱的需要、对宽容和解放的酷爱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回到宗教战争中去，重靳开始宗教迫害，想要挑起种族之间的灭绝残杀，这在我们获
得解放的时代里，简直是荒谬绝伦的事情，我觉得这种卑劣的企图是十分愚蠢的。这
种企图只能出自于某一教徒失去平衡的模糊的头脑，出自于某一作家的极大的虚荣心
——这个作家长期出不了名，而又想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扮演一个角色，哪怕是一个可
憎的角色。我至今还不愿意相信，在法兰西这个充满了自由观察的空气、兄弟般的善
良情谊和清澈的理性的国度里，这种卑劣的运动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
然而，这场运动已造成了可怕的危害。我必须指出，危害已经非常之大。毒素在
人民中间扩散，尽管并非整个人民都中毒了。我们应当把这种类似巴拿马丑闻①表现
出来的危险的毒性记在反犹大主义的账上。可悲的德雷福斯案完全是它的杰作：今天
正是反犹大主义搅得民众恐慌不安，阻碍我们为了自身的健康和名誉而去心平气和地、
堂堂正正地承认这个错误。确定最初的重大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