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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的思想。思想家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们为求真理而蒙受的牺牲，决不亚于
在战场上鏖战的牺牲。拿科学的实验来说，譬如在实验室里试验炸药的人，被炸伤或炸死者，
不知多少；又如到荒僻的地方调查地质、生物、人种的人，或遇天灾而死，或染疾而死，或
遭盗匪蛮族杀害而死的，也不知多少。他们从这种艰苦危难之中得来的思想，自然更觉得亲
切而可以负责。西洋学者发表一篇学术报告或论文，都要自己签字，这正是负责的表现。
其次是除有负责的思想而外，还要能对负责的思想去负责。思想既是不易得到的真理，
则一旦得到以后，就应该负一种推进和扩充的责任。真理是不应埋没的，是要发表的。在发
表以前，固应首先考虑他是不是真理，可不可以发表；但是既已考虑发表以后，苟无新事实、
新理论的发现和修正，或是为他人更精辟的学说所折服，那就应当本着大无畏的精神把它更
尖锐地推进，更广大地扩充。我们读西洋科学史，都知道科学家为真理的推进和扩充而奋斗
牺牲的事迹，真是“史不绝书”。譬如哥白尼最先发现地动学说，说太阳是不动的，地球及
其他行星都在它的周围运行，他就因此受了教会多少的阻碍。后来布鲁诺出来，继续研究，
承认了这个真理，极力传播，弄到触犯了教会的大怒，不仅是被捕入狱，而且被“点天灯”
而死。伽利略继起，更加以物理学的证明，去阐扬这种学说，到老年还铁锁琅珰，饱受铁窗
的风味。他们虽受尽压迫和困辱，但始终都坚持原来的信仰，有“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
的态度。他们虽因此而牺牲，但是科学上的真理，却因为他们的牺牲而确定。像这种对于思
想负责的精神，才正是推动人类文化的伟大动力。
再进一层说，知识分子既然得天独厚，受了人间的特惠，就应该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群，
负起更重大的责任来。世间亦唯有知识分子才有机会去发掘人类文化的宝藏，才有特权去承
受过去时代留下最好的精神遗产。知识分子是民族最优秀的分子，同时也是国家最幸运的宠
儿。如果不比常人负更重更大的责任，如何对得起自己天然的禀赋？如何对得起国家民族的
赐予？又如何对得起历代先哲的伟大遗留？知识分子在中国向称为“士”。曾子说：
“士不可
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身为知识分子，
就应该抱一种舍我其谁至死无悔的态度，去担当领导群伦继往开来的责任。当民族生死存亡
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必须有这种抱负，才配做知识分子。他的“胸中十万甲兵”
，也是由此而来的。
提起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很觉痛心。中国社会一般的通病，就是不负责任，而以行政
的部分为尤甚（这当然是指行政的一部分而言）。从前的公文程式，是不用引号的；办稿的
时候，引到来文不必照抄，只写“云云”二字，让书吏照原文补写进去。传说沈葆祯做某省
巡抚，发现某县的来文上，书吏照抄云云二字，不曾将原引来文补入，该县各级负责人员，
也不曾觉察。于是他很幽默地批道，“吏云云，幕云云，官亦云云，想该县所办之事，不过
云云而已。”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很足以形容中国官僚政治的精神。中国老官僚办公事的秘
诀，是不负责任，推诿责任。所以上级官厅对下的公事，是把责任推到下面去；下级官厅对
上的公事，是把责任推到上面去。责任是一个皮球，上下交踢。踢来踢去的结果，竟和火线
中间，有一段“无人之境”（Nomans land）一样。这是行政界的通病，难道知识界就没有
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情形吗？有几多人挺身而出，本着自己的深信，拿出自己的担当来说，
这是我研究的真理，这是我服务的责任，我不退缩，我不推诿！这种不负责任的病根，诊断
起来，由于下列各点：
第一是缺少思想的训练。他的思想，不曾经过严格的纪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发挥，
新鲜的思想也无从产生。外国的思想家常提倡一种严正而有纪律的思想（“Rigorous
thinking”）就是一种用逻辑的烈火来锻炼过的思想。正确的思想是不容易获得的，必得经
过长期的痛苦，严格的训练，然后才能为我所有。思想的训练，是教育上的重大问题。历次
世界教育会议，对于这个问题，都曾加以讨论。有人主张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他也得学高深
的数学，不是因为他用得着这些数学，乃是因为这种数学是他思想的训练。思想是要有纪律
的。思想的纪律，决不是去束缚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发展思想。中国知识界现在就正缺
少这种思想上的锻炼。
第二是容易接受思想 中国人向来很少人坚持他特有的思想，所以最容易接受他人的思
想。有人说中国人在思想上最为宽大，最能容忍，这是美德，不是毛病。但是思想这件事，
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谈不到什么宽大和容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哥
白尼主张地动说，固且自己深信是对的；就是布鲁诺和伽利略研究这个学说认为他是对的以
后，也就坚决地相信他、拥护他，至死终不改变。试看西洋科学与宗教战争史中，为这学说
奋斗不懈，牺牲生命的人，要有多少。这才是对真理应有的态度。中国人向来相信天圆地方，
“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但是西洋的地动学说一传到中国，中
国人立刻就说也是圆的，马上接受，从未发生过流血的惨剧。又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
是经过多少年宗教的反对，从苦斗中才挣扎出来的。直至 1911 年，德国还有一位大学教授，
因讲进化论而被辞退：甚至到了 1921 年，美国田纳西（Tennesses）州，还有一位中学教员
因讲进化论而遭诉讼。这虽然可以说是他们守旧势力的顽固，但是也可表现西洋人对于新思
想的接受不是轻易的。可是在中国却不然。中国人本来相信盘古用金斧头开天辟地。“自从
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不是多少本小说书上都有吗？但是后来进化论一传进来，
也就立刻说起天演和物竞天择和人类是猴子变来的（其实人类是猴子的“老表”。人家是经
）
过生物的实验而后相信的，我们呢？我们只是因为严复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文章做得
极好，吴挚甫恭维他“骎骎乎周秦诸子矣”一来，于是全国风从了。像这样容易接受思想，
只足以表示我们的不认真、不考虑，哪里是我们的美德？容易得，也就容易失；容易接受思
想，也就容易把它丢掉。这正是中国知识界最显著的病态。现在中国愈是中学生愈是一知半
解的人，愈好谈主义，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是混沌的思想 既没有思想的训练，又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其当然的结果，就是
思想的混沌。混沌云者，就是混合不清。况且这种混合是物理上的混合，而不是化学上的化
合，上下古今，不分皂白，搅在一起，这就是中国思想混合的方式。我不是深闭固拒，不赞
成采取他人好的思想，只是采取他人的思想，必须加以自己的锻炼，才能构成自己思想的系
统。这才真是化合呢！西洋人也有主张调和的，但是调和要融合（Harmony）才对，不然只
是迁就（promise）：真理是不能迁就的。我常怪中国的思想中，
“杂家”最有势力。如春
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极端力行的墨，虚寂无为的老，都是各树一帜，思想上的分野是很
清楚的。等到战国收场的时候，却有吕氏春秋出现，混合各派，成为一个“杂家”。汉朝斥
百家而尊儒孔，实际上却尚黄老，结果淮南子得势，混合儒道，又是一个杂家。这种混杂的
情形，直至今日，仍相沿未改。二十年前我取了一个“古今中外派”的名词，就是形容这种
思想混杂的人。丈夫信仰基督教，妻子不妨念佛，儿子病了还要请道士“解太岁”。这是何
等的容忍！容忍到北平大出丧，一班和尚、一班道士、一班喇嘛、一班军乐队，同时并列，
真是蔚为奇观！这真是中国人思想的缩影！
第四是散漫的思想 这种是片断的、琐碎的、无组织的思想。散漫的思想固然由于思想
无严格的训练，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懒。这思想的方式常靠触机，只是灵机一来，思想
就在这机来的一刹那停止了，不追求下去了。这如何能发生系统的思想，精密的思想？于是
成了“万物皆出于几，万物皆入于几”的现象。他只是让他的思想，像电光石火一样的一阵
阵的过去。有时候他的思想未始不聪明，不过他的聪明就止于此，六朝人的隽语，是由此而
来的。
《世说新语》的代代风行也是为此。中国人的善于“玩字”，没有其他的理由。因此系
统的、精密的专门哲学，在中国很难产生。因此中国文学里很少有西洋式如弥尔顿的《天国
云亡》，歌德的《浮士德》那般成本的长诗。因此笔记小说为文人学士消闲的无上神品。现
在还有人提倡沈三白《浮生六记》和小品文艺，正是这种思想的斜晖落照！不把思想的懒根
性去掉，系统的伟大思想是不会产生的。
第五是颓废的思想 颓废的思想是思想界的鸦片烟，是民族的催眠术——并且由催眠术
而进为催命符。颓废的思想就是没有气力的思想，没有生力的思想。什么东西一经过他思想
的沙滤缸，都是懒洋洋的。颓废的思想所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