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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疏忽中，马克思曾提到过一个因为没有强制劳动而更为自然的社会，此
中还真有点卢梭式神话的余韵。按照这种观点，一个站在传送带旁，没完没了地往机器里填
料或完成指令的工人，要远比那些选择了自己的使命的知识分子更为异化，后者至少还享有
为自己设立目标、选择最终目的的自由。
在某些社会主义者和狂放艺术家中，还流行着第三种对于异化的概念，这种概念适用于
那些完全打破了自己的家庭、社会和阶级的一切行为规范的艺术家。人们怜悯他，有时他也
顾影自怜，因为他没有市场或保护人，也没有人尊敬他；人们认为他既然标新立异，这也就
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其他标新立异的人也照样可以有自己的追随者，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来说，后者也并不感到被异化了，虽然怀有敌意的批评者常常表现出对他们的蔑视或愤怒。
这是在异化了的美国以及西方的浅薄艺术家中最为流行的观念。我不知道它何以如此受欢
迎，除非是因为很多个人误解了世界对他的冷淡，或出于他个人创作的苦恼——后者很可能
是由于他缺少创作才能，或是其天分与野心完全不相称所致——要想找一个异化了的高等文
化人，那么，这最后一点正好是个万无一失的标志。但是，一个自由文化所能做的，只不过
是为他们提供反叛的机会，而不能保证他们在专业领域里的成功。
没有人知道重大的创造力的秘诀在哪里。我们只知道它不可能大批生产，也不可能在完
全与世隔绝的条件下产生。然而，由于最近这几十年来美国艺术家们的物质条件大为改善，
也由于美国的文化气氛有了很大变化——人们可以完全献身于一种创造要求了——例如，如
果儿子们宣称，他们不愿到公司或某个机关中去求职，而要当个作家、艺术家或音乐家什么
的，现在已经不会引起家庭危机了。还得承认，如果说如今艺术都是贫血的，我不明白为什
么美国的就比外国的艺术更苍白，而且我想谁也不明白。显然，在科学、学术和医学方面，
美国人的成就并不比欧洲人差。说群众文化和流行艺术——好莱坞的把戏！——危及一个重
大的、有生命力的、品质高尚的文化的出现，因为它总是引诱人去推销，这种假定看来是过
于强词夺理了。除非是对于不可救药的假道学（我的年纪使我有幸记得那次由一批自作聪明
的人所展开的关于电影算不算一门艺术的煞有介事的讨论），群众文化和流行艺术的各种形
式应当被视为一种挑战。人们从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当然，其中是有“推销”的问题，但
是在每一项“推销”活动中都有两方。对于有些为了要过阔绰的生活而向好莱坞或庸俗杂志
“推销”的作家来说，是不能开脱其责任的。他们为什么非得过那样的生活不可呢？人们可
能会指责我，说我是想把艺术家和作家都饿死。但如果学者们能像勒南 （Ernest Renan，19
世纪法国哲学家、宗教学家——译注）那样安贫乐道，还能写出重要著作来，那么，不去好
莱坞就不行吗？
最后，我看不出遵守规范或标新立异这两种态度中的哪一种更加高尚。重要的是，它必
须是一种对于某些价值或直觉的自愿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郑重的表达，而且为了它，个人
已准备好要冒一定的风险，
“遵守常规”和“标新立异”都是相对而言的。在评价它们之前，
我先要知道—个人遵守或不遵守的究竟是什么，他又是怎样来表现的。在魏玛共和国时代，
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19 世纪末、20 世纪前期德国抒情诗人）、斯宾格勒和希特勒都是反
对常规的人，而在沙皇统治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创作最丰的时候，却是个守旧主义者。
对于许多伟大人物，如莎士比亚、弥尔顿、歌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或杜威等人来
说，单讲他们是遵守常规的或反对常规的，都没有什么意义。
对于我来说，尤其不可解的一个广泛的问题就是：美国知识分子是否应当继承“批判的
反常规主义”的传统。美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是思考：并采取行动，使自己思考的成果能
回答当代的重大课题。思想的基本素质——其品格——就在于鉴别和区分。当他明智地批评
美国的时候，不能就说他不爱美国，正像当他明智地赞扬美国的时候，不能就认为他是沙文
主义者一样。很多美国知识分子还没有注意到，过去 20 年，在民主的福利国家中，社会气
氛和客观的可能性有了多大的改进。有些人还认为社会主义本身是好的。他们把一种经济形
式当成了宗教，而且不善于从经验中学习。他们咬文嚼字，自欺欺人，以为他们的诚恳足以
弥补自己的愚蠢。他们的对立面现在则认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罪恶的。对于他们来说，社会
主义已不再是一种经济形式，而其自身已成了一种福利或社会控制的原则。像最教条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相信一种经济会造成惟一的一种政治生活方式。幸而有越来越多的
知识分子开始懂得了他们早就该从杜威那里学到的东西，那就是：民主的程序比任何事先决
定的方案都重要得多，人和价值才是测量社会关系是否恰当的尺度，而不是相反。
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储安平
（1909…1966），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观察》
1946 年创刊号
一
本刊筹备多月，历经艰苦，终于今日问世。创刊伊始，兹谨一述我们出版这一个刊物的
志趣、风度和立场。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
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
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
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
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多的读
者。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
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
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
救国运，振奋人心。
我们感到现在大多数人只知道追逐权势，追逐利欲；人人以一己为先，国家的祸福竟成
为末要而少人过问。是非不明，正气不张。许多人常在一种冲动下，流露他们爱国的情绪；
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现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尽他们对于国家的责任。
但要抗御外敌，自强图存，显非单凭感情所能济事；而建设国家，改革社会，尤需有众多的
能够咬得紧牙关、站得住脚跟、挺得起胸膛的人民。环顾海内，种种现状，固足使人疾首痛
心，而瞻望来日，尤使人不胜疑惧忧虑。在这样一个混沌悲痛的历史中，有志之士，实应挺
身而出，不顾一己的得失毁誉，尽其天良，以造福于他所属的国家。这诚然是一个充满着祸
乱灾害的痛苦时代，但这也是一个大足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和情操的时代。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
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
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
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
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
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
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
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
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但是这个刊物也不仅仅是一个论评时事的刊物。我们还有另一个在程度上占着同样重要
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对于一般青年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多年以来，青年
实在烦闷。在多年的烦闷中，意志软弱的，渐渐趋入麻痹、消沉及自我享乐的道路；刚强的
则流于偏激。今日大多数青年，不是偏狭冲动，厉气凌人，就是混混沌沌，莫知其前程何在！
我们瞻念国家，中心忧惧，莫此为甚！我们都是爱好自由思想的人，所以就政治上的信仰而
言，我们对于青年，一无成见，他们信右信左，尽可信其所信；而且他们能够信其所信，无
宁且为我们所鼓励并器重者。我们所欲一言者，即思想的出发较之思想的归宿，远为重要，
所以信从一种政治上的思想，必须基于理性而非出于感情；而于重视自己的思想自由时，亦
须同时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此外，在做人的根本条件上，我们期望每个青年都有健康的人
生态度——人生的目的非仅图一己的饱暖而实另有所寄；都有现代化的头脑——思想的方法
现代化，做事的方法现代化。我们国家一线前途，全系于今日一般青年肩上。冲动、偏狭、
强横，都足以造乱而不足治乱；自私、麻木、消沉，带给国家的是死气而非生气。我们极望
这一个刊物所发表的文字，它所包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