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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其人，陈寅恪的神态跃然纸上。
这份报告显然是汪钱即将结束广州之行时写下的一份汇报。其记忆力惊人，忠实地录下
了陈寅恪的心声。
11 月 21 日晚，汪钱将郭沫若与李四光的信转交给陈寅恪。 日晨” 陈寅恪即作答复，
“22 ，
由唐员（加竹字头）执笔书写，提出了陈寅恪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所谓“毛公、刘公”，即指毛泽东与刘少奇。陈寅恪让唐员（加竹字头）将此两个条件
写于纸上，明显地要让汪钱带回北京，以示并非空口无凭：
以后在全国学界暗地里流传的“陈寅恪公然提出不学马列”的说法，便源自 1953 年 11
月 22 日的这个早晨。这一天是星期天。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很难堪的话题。汪钱没有叙述自己的心态，但汪钱说到了冼玉清与
黄萱。这两位与陈寅恪有很多共同话题的女性，在这个早晨目睹了这一幕，参与了这一场谈
话。冼、黄一齐劝陈寅恪没有必要这样提，陈寅恪倔强地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走出家门刚一年的黄萱问陈寅恪，
“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陈寅恪回答“那我
就去，牺牲也可以”。
冼玉清再劝陈寅恪不必如此，陈寅恪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
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汪钱用忠实的笔调客观地记录下每个人的原话，今人仍能感觉出陈寅恪话语中含着一股
怒气。以陈寅恪对历史对现实的“通识”，陈寅恪当然明白他这样做是极大的不合时宜。
这将是一个令人永不能释怀的人生场面。陈寅恪为何毫不掩饰地提出两条足以惊世骇俗
的条件？
郭沫若与李四光的信，怕是要解开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关键。可惜，至今还不知这两封
信的内容。以后事件的发展，说明陈寅恪的“气”，相当部分是冲着郭沫若而来。
其次，正像人们后来流传的那样，汪钱怕要负一定的责任。汪钱显然用了“党员的口
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陈寅恪谈话。这位内心不乏善良、正直的学人，在北平和平解放
、
后的初期工作中，曾以无限的热情主持编辑《北大周刊》，为赶时间常常编稿至通宵，创下
这样的“记录”：在全校师生代表大会上担任记录员，三天共写下十多万字，随后又花了几
个通宵整理誊清。对新时代的顺应，令汪钱从思想到语言都有了深刻的巨变。这种变化显然
与他甫下舟车即入住恩师家的“旧我情结”格格不入。陈寅恪难以接受四年前的学生，四年
后会用这样充满了“时俗”的口吻对自己说话。于汪钱来说，这也许不是他的错。他也许直
到最后也不明白，恩师为何如此反感！而他所说的，不过是在政治学习会上人人都能说上一
通的道理。
这次会面后，陈、汪两师徒从此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于陈寅恪，此事给他的伤害无法估计；
于汪钱，亦是一个终生的遗憾。最具悲剧意味的是，从始到终，汪钱一直挚爱着自己的老师。
1953 年 12 月他从马列学院毕业后回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书，对讲台下的学生，他总不自觉
地流露出对陈寅恪的敬意以及对陈寅恪治史方法的肯定。这些，陈寅恪都不会知道了。在
1953 年岭南这个初冬季节里，陈寅恪在火气正盛时说出了这样的气话，
“你不是我的学生！”
不过，历史从来不认为个人行为能解释历史的全部原因。
陈寅恪是有感而发。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学习与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著作的号召。
1951 年 5 月，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时就强调：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教育全国
人民，而不是用其他任何观点与方法；要运用各种办法和克服各种困难，做到“在全国范围
内和全体规模上”宣传马列主义。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政治学习”的热潮，对绝大
多数的人民进行政治启蒙的教育。
50 年代初学马列的热潮声势浩大，风气所及，人人言必称马列，著文论说以引用马列
及毛泽东著作原文原话为荣事。最有影响的是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撰文表示与“旧我”决
裂。许多学人大半生追求的“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安身立命理想，开始被摧毁。辩证唯
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开始树立了在学术研究中的权威地位。
这一深刻背景，应是陈寅恪提出两条先决条件的最好注脚。“为学术争自由”，63 岁的
陈寅恪说出这句话时，在那一刻拥有中国传统历史学家某种秉笔直书的壮烈情怀。至此，这
位老人并没有超然避世得以证明。
尤其值得探寻的是，陈寅恪为何在第二个条件中提到了毛泽东和刘少奇？郭沫若等人的
信中是否传递了什么信息？
对历史作合理推测，总使人难以舍弃这样的背景：一年多以前，陈寅恪的挚友朱师辙喜获毛
的问候信，朱师辙视此为晚年最大的荣幸事。能“上达天听”，被“礼遇尊敬”，是 50 年代
一批历经数朝的“名士”所感受到的——种罕有的“隆恩”
。陈寅恪的确有所“恃”
，他不一
定戴德感恩，不一定以此为荣，但他透彻明白他在共产党心目中的分量。从性格而言，在常
人看来迹近幼稚天真的两个条件，恰恰正是陈寅恪自傲、倔强气质最鲜明的体现。六年后，
陈寅恪再次提出了意思相似的条件。很明显，两个条件的提出，绝不是陈寅恪一时的气话！
四
命运注定努力不辱使命的汪钱，只能带着惶恐与深深的遗憾踏上归途。
12 月 1 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筏作了一次正式长谈。这个上午的长谈，表明陈寅恪向北
京最后关上了大门，关闭之严密，没有留下一丝余地。它更意味着陈寅恪在 63 岁这一年已
决意选择一条余生只能是更加孤独的生命之路。长谈也意味着汪钱的岭南之行要结束了，他
应尽快北归复命。这天上午，陈寅恪口述了一篇长文，其结构之紧凑，语气之从容不迫，决
非即兴之作，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汪钱轻车熟道地将这篇陈寅恪的自述记录下来，也记录
下一段不应被淹没的历史。这篇自述，全文如下：
对科学院的答复⑴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⑵。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
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⑶。在当时，清华校长
是罗家伦，是二陈（ＣＣ）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
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
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
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
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
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
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
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
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
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
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
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
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
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
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⑷。但我认为不能先
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
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
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
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
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
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
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
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
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
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