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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的纯粹无政府主义，后来渐渐的改变了。他亲自看见巴黎“市民政府”（mune）
的完全失败（—八七一），便把他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热心减了许多（《尺牍》第八十一）。到了
一八八四年，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他在本国若有机会，定要把国中无权的人民联合成一个
大政党，主张极力推广选举权，提高妇女的地位，改良国家教育，要使脱除一切中古陋习（
《尺
牍》第七十八）。这就不是无政府的口气了，但是他终究不曾加入政党。他以为加入政党是
很下流的事（《尺牍》第一五八）。他最恨那班政客，他以为“那班政客所力争的，全是表面
上的权利，全是胡闹。最要紧的是人心的大革命。”（《尺牍》第七十七）
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一八八八年，他写信给一
个朋友说道：
知识思想略为发达的人，对于旧式的国家观念，总不满意。我们不能以为有了我们
所属的政治团体便足够了。据我看来，国家观念不久就要消灭了，将来定有一种观念起
来代他。即以我个人而论，我已经过这种变化。我起初觉得我是那威国人，后来变成斯
堪丁纳维亚人（那威与瑞典总名斯堪丁纳维亚），我现在已成了条顿人了（《尺牍》第一
○六）。
这是一八八八年的话。我想易卜生晚年临死的时候（1906）一定已进到世界主义的地步
了。
六
我开篇便说过，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
写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
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
其实完全是建设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的、
破坏的手续吗？但是易卜生虽开了许多脉案，却不肯轻易开药方。他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复杂
的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境地，有种种绝不相同的情形。社会的病，种类纷繁，决不是什
么“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开了脉案，说出病情，让病人各人自己去
寻医病的药方。
虽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却也有一种完全积极的主张。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
的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
他有一封信给他的朋友 George Brandes 说道：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
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
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
自己（《尺牍》第八十四）。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却
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所以孟轲说“穷
则独善其身”
，这便是易卜生所说“救出自己”的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
的利人主义。所以易卜生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
成器。《娜拉》戏里，写娜拉抛了丈夫儿女飘然而去，也只为要“救出自己”
” 。那戏中说：
（郝尔茂） ……你就是这样抛弃你的最神圣的责任吗？
（娜 拉） 你以为我的最神圣的责任是什么？
（郝尔茂） 还等我说吗？可不是你对于你的丈夫和你的儿女的责任吗？
（娜 拉） 我还有别的责任同这些一样的神圣。
（郝尔茂） 没有的。你且说，那些责任是什么？
（娜 拉） 是我对于我自己的责任。
（郝尔茂） 最要紧的，你是一个妻子，又是一个母亲。
（娜 拉） 这种话我现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个人，正同你一样。—
—无论如何，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三幕）。
一八八二年，易卜生有信给朋友道：
这样生活，须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这是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这是我们大家
都应该的事（《尺牍》第—六四）。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那本《雁》戏所写的只是—
件摧残个人才性的惨剧。那戏写一个人少年时本极有高尚的志气，后来被—个恶人害得破家
荡产，不能度日。那恶人又把他自己通奸有孕的下等女子配给他做妻子，从此家累日重一日，
他的志气便日低一日。到了后来，他压落深了，竟变成一个懒人懦夫，天天受那下贱妇人和
两个无赖的恭维，他洋洋得意的觉得这种生活很可以终身了。所以那本戏借一个雁做比喻：
那雁在半阁上关得久了，他从前那种高飞远举的志气全都消灭了，居然把人家的半阁做他的
极乐国了！
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
系、负责任。《娜拉》戏中写郝尔茂的最大错处只在他把娜拉当作“玩意儿”看待，既不许
她有自由意志，又不许她担负家庭的责任，所以娜拉竟没有发展她自己个性的机会。所以娜
拉一旦觉悟时，恨极她的丈夫，决意弃家远去。也正为这个原故，易卜生又有一本戏，叫做
《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里面写一个女子哀梨妲少年时嫁给人家做后母，
她丈夫和前妻的两个女儿看她年纪轻，不让她管家务，只叫她过安闲日子。哀梨妲在家觉得
做这种不自由的妻子、不负责任的后母，是极没趣的事。因此她天天想跟人到海外去过那海
阔天空的生活。她丈夫越不许她自由，她偏越想自由。后来他丈夫知道留她不住，只得许她
自由出去。她丈夫说道：
（丈 夫） ……我现在立刻和你毁约。现在可以有完全自由拣定你自己的路子。……
现在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有完全的自由，你自己担干系。
（哀梨妲） 完全自由！还要自己担干系！还担干系咧！有这么一来，样样事都不同了。
哀梨妲有了自己，又自己负责任了，忽然大变了，也不想那海上的生活了，决意不跟人
走了（《海上夫人》第五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世间只有奴隶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
是不用担干系的。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所以无论怎样好玩，
无论怎样高兴，到底没有真正乐趣，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格。所以哀梨妲说：“有了完全
自由，还要自己担干系，有这么一来，样样事都不同了。
“家庭是如此，社会、国家也是如此。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
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
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
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所以易卜生的一生目的只是要社会极力容忍，极力鼓励斯铎曼医生一流的人物（斯铎曼
事见上文四节），社会上生出无数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敢说老实话攻击社会腐败情形的“国
民公敌”；要想社会上有许多人都能像斯铎曼医生那样宣言道： “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
个最孤立的人！”
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十年前用补药，十
年后或者须用泄药了；十年前用凉药，十年后或者须用热药了。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
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德国的药，未必适用于美国。只有康
有为那种“圣人”，还想用他们的“戊戌政策”来救戊午的中国；只有辜鸿铭那班怪物，还
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义”来施行于 20 世纪的中国。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
“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
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
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时
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
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
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
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
”
一八八三年，易卜生写信给朋友道：
十年之后，社会的多数人大概也会到了斯铎曼医生开公民大会时的见地了。但是这十年
之中，斯驿曼自己也刻刻向前进。所以到了十年之后，他的见地仍旧比社会的多数人还高十
年。即以我个人而论，我觉得时时刻刻总有进境。我从前每作一本戏时的主张，如今都已渐
渐变成了很多数人的主张。但是等到他们赶到那里时，我久已不在那里了。我又到别处去了。
我希望我总是向前去了（《尺牍》第一七二）。
民国七年五月十六日作于北京 民国十年四月二十六日改稿
编者旁白
本章选文专谈“知识分子” 从知识分子特征、
： 知识分子责任到知识分子姿态及其历史命运。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知识分子”《汉语大词典》是这样解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