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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4）。稍后，亚当·斯密也指出，人头税不是流为任意的、不确定的，就是完全不公平
的；在不把社会底层的福利和安全放在眼中的国家，人头税极其普通（5）。从 18 世纪至今，
视人头税为最不公正，是税法学界的普遍看法，各发达国家不仅早就废除人头税，还宣布人
头税非法。而我国对农民的征税，不光是亚当·斯密批评的任意性与不公平性兼而有之，而
且我国农村金钱与权力往往合一的现实还使得富者既有手段也有力量把自己应纳的税转嫁
到贫者头上，甚至搜刮贫者以肥已，形成“劫贫济富”的颠倒格局。
以上种种，表明我国税收制度相当缺乏公正性。而且，我国税收不确定这一众所周知的
弊病，使我国财政收入除了预算内的，还有高比例的预算外收入这一大世界奇观。这一部分
游离于预算外的政府收入不受监督，没有加入再分配，使我国税制缺的不只是公正，还有透
明度。这些制度缺陷无疑与国人缺乏纳税人意识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还不是国人缺乏纳税
人意识的最根本原因。最根本原因是现行税制和我国自 1949 年后一直采用、至今也尚无根
本改变的高积累、低工资制遮蔽了公民的纳税人身份，从而遮蔽了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真
相，使出钱者和花钱者大都弄不清钱的来路和去处。
其中，对农民的征税一方面带有最不考虑贫困者生存状态的人头税性质，此外还有雪上
加霜的恃权敲诈、索贡性质的滥收费；另一方面，又从未给农民以机会去对所征的税（更不
用说各种“费”）表示同意。农民纵然在纳税，也多半仍像处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
代，抱着臣民纳贡的心态纳钱纳粮。这种情况下，谈何纳税人的身份意识？城市居民对自己
的纳税人身份同样浑然不觉。而原因，除了没有机会对所征之税表示同意，还有扭曲的税制
与高积累、低工资制的结合使城市职工一般都不知道自己创造的财富与实际收入之间存在很
大差额，不知道这一差额被转移到企业利润中进了国库，因而也就不知道自己已把相当可观
的一部分可支配收入让度给政府了。至于人人都在通过购买消费品纳税的事实，无论农村人
口还是城市人口，无论有稳定职业者还是无稳定职业者，仍然大多浑然不觉。
这一遮蔽带来的后果远远超出税收范畴和经济范畴，而在政治、文化、国民心态及素质
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不良影响。因为，与普通公民的纳税人身份被遮蔽同时发生
的遮蔽是：纳税人的钱在供养着各类官员和公务员的事实。所以，公民缺乏纳税人意识与官
员缺乏公仆意识便犹如一币之两面。官员普遍持有的是一种颠倒的意识：手中权力是党和政
府给的。于是，对上负责而不是对民负责成了一种很有典型性的行为取向，许多严重的社会
弊病就由此而生。
四、纳税人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无论纳税人明不明瞭自己的纳税人身份，但纳税人的钱支撑了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机
构和警察、军队在内的整套国家机器运转的事实并不以此为转移，纳税人是所有这些机构中
的官员及其他一应人等的衣食父母的事实也不以此为转移。所以，仍应从纳税人与政府之间
的真实关系出发来考察两个相关问题：人们为支撑这一切付出了多大代价？人们付出的代价
购买到了什么样的服务？
说到代价，中国公仆“价”高，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政府机构不断膨胀，冗员越来越多。
50 年代初，全国总人口与官员之比是 297∶1，1994 年已高达 29∶1，而且还在增长。如此
庞大的队伍，仅工资就令纳税人负荷不堪。官员的过高耗费更是既进一步加重了纳税人负担，
又制造了最为刺眼的一种社会不公。还不去说其中腐败者的大量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单是
官员享有的种种制度性特权就够纳税人受。例如，按官职大小来确定的医疗待遇、住房待遇，
公费配备的轿车、司机及服务人员，还有价廉质优的特供商品之类，纳税人为官员们这些福
利所付出的甚至远远超过为官员们的工资所付出的。
官多也好，特权也罢，钱都得纳税人来出。如果官员好好当公仆，“价”高倒也罢了。
问题是，官员的特权使他们在自我身份上发生膨胀，在与民的关系上发生倒错。官员中问题
丛生，也就不奇怪了。不久前，朱镕基总理曾列数官员几大问题：第一跑官，第二追求享受，
第三扰民，第四瞎指挥（6）。
“跑官”显然是官民关系倒错和官员在权力来源上的颠倒意识（即“手中权力是党和政
府给的”）的派生现象。它既表现为行为短期化、功利化，用纳税人的钱做表面文章、经营
自己的仕途等等隐性腐败，也表现为最赤裸裸的腐败——买官。有买的，就有卖的。买官卖
官的丑闻到处爆出，所以朱镕基总理要问：“是不是在有的基层是官都有价？”（7）
批评官员追求享受，显然还未针对官员享受的种种制度性特权，而指官员在本已享有的
特权之外搞公款吃喝，追求高档轿车、豪华官邸等。说起建豪华官邸，现在许多地方从上到
下竞相攀比，连贫困地区的县乡政府也不甘落后。三年前到过威海的魏明伦先生发现，在这
小小的县级市，“公仆大厦”的排场可与李登辉的总统府和香港的港督府媲美，而且以无数
级台阶托起的宫殿样式在气势上就对老百姓呈居高临下之势，哪个衣食父母要找“公仆”办
事，仅“那百级天梯就够你匍匐爬行”
。（8）其实，排场和气势如魏先生所描述的那种“公仆
大厦”，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的几个区都可见到。站在这些需要仰视的建筑面前，百姓是产
生不出自己是国家主人的意识和自豪感的。
扰民，朱镕基总理主要指的是天怒人怨的乱收费。其实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令百姓
烦不胜烦的有形骚扰或隐形骚扰。例如，人们不断被要求去做应付各种视察或突击检查的无
用功。又如，通过大会小会、广电、报刊对人进行的精神骚扰……。无论哪种形式的扰民，
在民与官的现有格局下，受扰一方别说没法象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那样理直气壮地
宣布：
“我向社会缴纳捐税，是为了没有人再敢对我提要求”
，而且就连抱怨的份也没有。下
面几个信手拈来的例子是很有些代表性的。西安某小本经营的小食店店主除按时纳税，还得
应付各种收费的人三天两头光顾、大盖帽白吃白喝、防疫站高价强售劣质“洗消剂”、高价
强售卫生宣传画……。大酒店更是待宰肥羊：街道办事处强索几千元灭鼠费却只收钱不灭鼠，
到检查卫生时只要搜索出一粒老鼠屎，动辄罚款又是好几千元。（9）四川一些城市借各种商
贸节、熊猫节、运动会的由头大收“纸头费”。巴掌大的会标、口号以 50 元一张的高价强行
“卖”给企业和各种车辆的车主，一辆车不张贴若干张，休想出城进城（10）。有些事，就算
激起众怒，也大多奈何它不得。电信业的收费早已千夫所指，但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边
宣布电信资费大幅下调，一边公布明降暗升和劫贫济富的方案愚弄全国消费者。强行进行思
想灌输之类精神骚扰，更是几乎一刻也未停止过，更是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气，动
辄把不服骚扰者划归另类。
至于瞎指挥，朱镕基列举的行政干预、强迫银行贷款、片面追求高指标……，等等，也
都是让老百姓吃足苦头的事。有几个触目惊心的统计数字，瞎指挥都脱不了干系：我国国企
的呆死帐及银行不良资产损失至少在 12000 亿以上，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每年至少 1000 亿
以上⑾；“七五”期间，有数以万亿计的投资不知“漏”到哪里去了。而按市场一般资金运
行效益计算，这么长的周期，这么大的投入，是可以“滚”出数百万亿元巨额资产的⑿。
跑官、扰民、享受、瞎指挥，没有哪一样不花纳税人的钱。也许，有人会认为说“跑官”
花纳税人的钱是言过其实。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花钱，官是跑不来的。至于花谁的
钱，可别太天真，以为这些人都自己掏腰包。近日刚披露的河南某地大宗买官卖官事件，买
者大多是公费买官！纳税人的钱就经由这些渠道大把大把地给打了水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除了这些原因造成的巨大浪费和漏失，还有几个无底洞在无情吞噬人民的血汗钱。一是由于
某些官员的失职、渎职，许多钱换来的是到处耸起的豆腐渣工程和接二连三的桥塌人亡、楼
塌人亡事件。那些“豆腐渣”只要没弄出人命，或者更确切地说，不管弄没弄出人命，只要
封住了新闻界的口，便没见哪个官员为此丢官下狱。像法国最近正在审理的发生在 80 年代
初的“污血案”，当时的政府总理、卫生部长等多位高官因失职成被告⒀，这样的事在中国
犹如天方夜谭。二是私分、鲸吞国有资产；三是部分官员经常性的腐败消费，诸如陈希同、
王宝森、孟庆平、李乘龙这些人，他们多是敛财大盗兼采花大盗，不光把纳税人的钱拼命往
自己包里装，还大把公款包二奶，对小密一掷千金，公款公车出入舞厅、赌场……
五、纳税人购买到了什么样的服务和公共产品？
当来自人民的税、费除了支撑包括大量冗员的政府机构，支付官员的工资和制度性特权
开支、腐败开支、奢糜型浪费、决策性浪费、失职渎职造成的浪费和每天一个亿以上的资产
流失外，在为人民提供教育、环卫、市政建设、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公共文化设施以及
社会保障等必要的公共产品上，钱只好捏得很紧了。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