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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位学生诺斯教授，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就想要解释经济史中经济制度的变
迁，但是我不知道在那些书里他到底想说什么。还有另外两位很有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一位是斯蒂格勒，另外一位是贝克尔，他们已经工作了很多年，希望能发展出一种关于
制度的理论以解释经济体制的演进，但是我觉得他们并没有真正达到目的。因此，当我被要
求来回答刚才那个很大的问题——中国怎样变化时，我知道我首先必须在恰当的领域寻求理
论的主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自己心里不是很有数，我一定能够回答得了
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这个专业里面，也有很多人喜欢出来预测各种各样的事情，如
果他们说错了，以后没有任何人会记得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说对了，他们一下子就成名了。
所以我想我也可以试一试，随便瞎说，如果说对了的话一下子就可以成名了。一九二九年有
一个人恰好正确地预测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他因此而一下成名，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看他
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个人在过去的十年中，每年都在谈论经济大萧条问题。由此看来，有一
件事非常值得经济学家们去作，那就是你出去瞎说好了，而且要一直说下去（只要你说对了
一次，你就可以成大名）。当然，我当时并不是很想要成名什么的，我只是一直在琢磨，我
怎样才能发明一个理论，以试图来解释中国的未来。
在一九八一年夏天的某一个晚上，我正在想着这些问题。突然之间，当我把交易成本分
成两个部分时，我就意识到这个理论诞生了。我当时的结论是，只要邓小平坚持把中国的大
门一直敞开，那么中国就一定会走向资本主义。因为，我们所说的交易成本有两种，其中一
个就是我们不知道别的制度的运作信息及所带来的成本，当打开国门之后，就可以很容易地
了解到其他经济系统的运作信息，那么这方面的交易成本就可以大量地降低。我今天不想花
太多时间谈那本书，只是提一下，在那本书里，有一个非常长的章节探讨了这个有关制度变
迁的基础理论问题。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香港的中文报纸邀请我写一些中文文章，把经济学的道理介绍给中
文读者。由于我以前从来没有用中文写作过任何东西，所以当时有人笑话我，他们认为我的
中文文章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加之我对现代话即白话的中文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在我的
文章里放了很多古汉语的东西，把它跟现代汉语揉和在一起。因此我逐渐形成了一个非常独
特的写作风格，且很多人非常喜欢这种风格。有不少学生就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说，那
只是因为我不会现代白话文，所以我才这样写。我的中文文章不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是自
己直接写成中文的，当然这也是得益于我太太的帮助。对一个从来没写过中文文章的人来讲，
每个星期写两篇，而且每篇有二千五百字，这可不是件很容易的工作。
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八四年二月初，当时在香港和大陆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当
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出现以后，当天打到我办公室的电话整天未停。那文章的中心是想解释为
什么大陆不允许大家听邓丽君的歌。一九八三年中国各个大城市都在播放她的歌，但政府是
不允许播放的，因为他们认为邓丽君的歌会污染中国人的精神。按照马克思的定义，邓丽君
并不是一个资本家，她是一位工人。但是她只需工作一个小时，就可以赚好几百万元钱。她
也没剥削任何来听她歌的人，也没有剥削任何买她歌唱会票的人。所以那些资本家或公司管
理人员都恨不得给她下跪（求她）和他们签约，所以就要问那个剩余价值到底在哪里。当然
在卡尔·马克思那时，英国著名的披头士乐队也不存在。也正是因为这么多人对邓丽君的歌
有这么大的反响，我才决定用中文写写这些现象。
这之后我就开始专门写一些关于中国发展变化的文章。但是你们要记住，我是在一九八
一年我的这个理论框架已经基本成熟之后，才开始写这些文章的。所以，一九八四、一九八
五年我开始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用的是一九八一年就完成了的那个理论框架。到现
在为止，我大概已经写了一百来篇文章来解释和预测中国未来的走向。因为我的推测是建立
在真正的理论的基础之上，所以我所有的预测都是准确的，从来没犯过任何一个错误。也由
于我的预测太准了，结果很多人都以为中国政府在听我的。其实我并不是他们的顾问，或者
其它什么之类的。只是因为我预测得太准了，所以他们以为中国领导人在听取我的意见。
在这以后，北京也派人到香港和我谈一些事情。但是我自己坚决认为经济学家是没有办
法来真正改变世界的。同时我也认为邓小平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伟大人物。如果我们真正回顾
一下，我们会发现要把中国从那种状态下改变过来，而且是在非常短时期内实现这么大的变
化，尤其是在一个人到了七十五岁以后，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不过是刚好生得逢
时，在恰好的时间，在恰当的地点，使用恰当的语言，而且也刚好知道这个恰当的理论而已。
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六年这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恐怕是
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了。我所担心的一直是中国的改革推进得不够快，中国的改革走得越快
越好。世界上有许多经济学家希望改得慢一点，但是我希望它快一点，越快越好。因为那些
建议走完全渐进道路的人，其实对经济学理论不够了解。在这个社会经历巨大变迁的时代，
各种各样的人都希望出来讲几句话，其实很多人讲的都是垃圾。
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其实一共只有三种：第一种体制就是所谓的私有产权的体制。私
有产权也就是说，（假如）这杯水是我的，我想喝也好，想卖给别人也好，以任何价钱卖给
别人然后把钱放进我自己的口袋里也好，等等，想怎么样都可以，这就是私有产权的精神，
对这个东西我只要知道它是我的，我想怎么样处理它都可以。并不是因我是教授或者不是教
授，我才可以拥有它。你可以拥有它，只要你给我足够的钱。我愿意把它卖给你，与你是否
性感或其它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当然，如果没有任何人真正拥有这杯水，如此一来会怎么样
呢？那么很多人就会去竞争以得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这种竞争过程会导
致租金的消散。消散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为得到这杯水而花去精力的价值刚好等于这杯水
的价值，那么这杯水真正的价值就相对消耗到零了。经济学中有个公共品理论，我当时就说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公共产权。
另外一种体制，也就是所谓的第二种体制（仍以这杯水为例）。在这种体制下，这杯水
的分配是按照社会等级来进行的，即论资排辈。它把所有的一切都按这种级别排列起来，好
比行政管理人员分很多级，技工、教育也分很多级，所以到最后都是按级别来进行排列的。
例如，有的人拥有五栋房子，而我只有一栋，在私有产权社会里，他就比我排得要高。在另
一种体制下，产权的分配由等级制度来界定（人们对某个物品或物业的权利，是根据他的管
理排级来决定的，而不是根据谁拥有或谁付多少钱来决定的）。在这种制度下，人的权力不
是相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得不依靠在等级制度下的排序来减少租金消耗。在这个系
统下，人在法律面前也不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最初所实施的体制下探讨法治问题是愚
蠢的，因为那个系统本身就不是一个法治的系统（它是根据等级来进行治理的）。也许你可
以探讨纪律的问题，或者家庭纪律，或者军队纪律，但是在这种体制下，不可能真正用法律
来治理，因为法治有一个基本的原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人的不同是按照私人拥有的
产权来区分的，那么反而可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原来的那种没有（私人）产权的社
会制度下，因为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来决定谁拥有什么。
我并不是说私有产权体制更好，我只是说就是在这种体制下，（人与人之间）产权的拥
有是不平等的；我也不是说后一种体制不好，而只是想说在那种制度下，人的权利也是必然
地不可能（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在中国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惟一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怎样
把一个靠社会等级来排序的社会变成一个靠产权的拥有来排序的社会，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
题。有很多美国人都在谈论经济改革应如何迅速地进行，但当他们在谈论这些问题时，其实
他们根本就没有抓住这个问题的本质。
令我担心的是第三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既不是完全根据社会等级来排序的，也不是完
全根据产权来排序的，而是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的，这是我的担心。在这种体制下，
你会发现产品被分成很多的不同种类，不同种类的产品对应不同政府部门的管制，例如这个
官员是管手袋的，另一个官员是管表的，而且许多管制已经制度化了，甚至外汇管制也被分
成很多级。一旦有了管制，贪污腐化就有了方便大门。在贪污进行一段时间以后，贪污的权
力就会慢慢地被定义下来（也就是你贪污这一领域，我贪污那一领域）。在有的地方甚至到
了什么地步呢？比如说我刚好有权控制手袋的进口的话，这里面就有很多贪污的余地了，我
甚至可以把这种权力转卖给另一个人。还可以到什么地步呢？有的人甚至可以写临死的遗言
说这个权力将来是归我儿子的。在巴拿马这个国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