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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是非经济法则，即在转型期严重变质的权力这只“看
得见的手”。在权力作用下，社会成员依据其在政府和企业这两大社会科层组织中所占据的
地位，来了一场起点极不平等的积累财富大竞赛，其结果就是出现了目前这种贫富差距过大
的局面。
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
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
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
， ，对“把我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
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 。①且不说在中国社会发
生急剧变化的年代，撰文者用几年前的数据论证中国 1994 年的问题这一做法妥不妥当，至
少撰文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
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
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
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也正由于中国近年来一直强调“生产先于分配”，认为只要把“蛋糕”做大了，许多问
题就会迎刃而解，因此对如何形成一种合理的分配机制，一直缺乏有效的努力。在面对社会
成员的功利追求这一问题上，政府没有考虑必须制定出严格的市场经济法则，强迫每一个经
济主体遵守，从而导致在实际生活中，存在许多利用权力和职务便利而不正当致富的现象。
由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公布的一个调查报告说明，占中国居民家庭总数 7
％的富豪、富裕型家庭，其金融资产占城镇居民家庭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达到 30。2％，是
平均水平的 10。5 倍，是贫困型家庭的 93。3 倍。饶有趣味的是这些富裕、富豪型家庭，包含
下列这样几类人：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人、部分股份制企业负责人、部分承包租赁者，
以及少数以权谋私者。而中国的“企事业”单位和“股份制企业”，大多数都是“国字号”，
这些领导人的身份是“党政干部”和“企业干部”，其公开收入亦即“工资”并不会比一般
职工高出多少。也就是说，这份调查报告既然将这些人和以权谋私者划分开，就等于在某种
程度上承认了这些干部存在的大量隐性收入并非“以权谋私”的行为。这些富裕者的身份就
充分说明了在中国这一轮积累财富的竞赛中，起点的不平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忽视了公平分配法则的传统发展战略在中国实施，事实上已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它引起的财富流向不是往下流入普通人民的口袋，而是往上流入权势者的私囊，人民没有享
受到经济增长应有的好处，而是被排斥在创造财富这一激动人心的过程之外，由此引起了一
系列的社会政治矛盾。毫无疑问，这一忽视了公平的“先增长后分配”的战略现在在中国正
受到严重挑战，因为在中国打破小农社会平均主义分配格局的不是机会均等，而恰好就是机
会不均等！
同样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分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应，一方面是决策者们也并没有
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
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
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上述两点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理解所谓“平等”和“市场经
济法则”，决不会按照西方观念去理解。因为在“平等”和“市场经济法则”这类伦理概念
中，蕴含了一个社会全部的政治、经济、道德等社会因素在内。
中国在牺牲了“平等”以后，究竟得到了多少“效率”？
所谓“效率”，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就是用尽可能少的投入，争取尽可能多的产出。
10 多年以前，大家认为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主要症结在于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只要打破
平均主义，拉开收入差距，效率就会提高，资源就会得到合理使用。“公平和社会发展不相
容”这类误导社会舆论的理论也就是在那种背景中形成的。
那么，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声中度过了 10 多年，中国到底有没
有形成大家期盼的“效率机制”呢？
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局面依仍其旧，而国有资产的流失却与日俱增，在企业领导层和一
般员工的分配问题上，
“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早已打破，
“效率”却并没有提高。在不少国有
企业负责人的私产增大的同时，是为数不少的国有企业职工被失业问题所困扰。企业亏损、
经理发财的事例在中国到处可见。在中国有关部门查办的经济犯罪案件中，企业“一把手”
犯罪问题突出——这是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
整个社会的办事“效率”也没有提高多少。在这里，无须去列举一份公文需盖几十个章
这样的例子，也无须列举办一件事要经过多少环节这样随处可见的事实。只要列举一件事：
每年在办事必不可少的吃喝招待上，中国浪费了多少人民币，便知道牺牲了“公正”，其实
也没有换得多少“效率”——不过这里指的是整个社会的“效率”，而不是指某个单位或某
个人的“效率”，因为在“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之后，肯定办事要容易得多。这倒不是企
业或那些私营业主喜欢去花这样的冤枉钱，而是因为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看，
事难办”，必须要进行这类“服务”，才能求得个别单位的“效率”，把事办成。所谓“腐败
是消解旧体制力量的最佳方式，成本最小，效益最大”，也就是根据这种情况得出的结论。
但实际上，这种寻租活动从总量来说，并不增加社会财富，而只改变财富流向，也就是说，
从总体上来说，它并没有为社会提高效率。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全国公款消费 1980 年为 186 亿元，1990 年为？41。2 亿元，1993
年则猛升至 1283。5 亿元。这笔钱相当干 1 亿多农民一年的生活费。而与此同时，中国有关
方面为贫困山区儿童的失学问题在向整个社会呼吁筹建“希望小学”。不少人在捐了钱以后
愤愤他说：何不叫那些当官的少吃点！少贪污一点！而令人对中国当前道德状态真正感到寒
心的，是还有良心泯灭的地方官贪污挪用人们节衣缩食捐出来的扶贫款！
1995 年 3 月在中国第三次全国人大会议上，财政部长刘仲藜照例交“家底”：1994 年国
家出现财政赤字 237。49 亿元。这不能不令人拿它去和公款消费所消耗的财富相比：如果那
些有资格去吃公款宴席的人少吃一点，这财政赤字原本可以不出现的！
社会资源如此浪费，又岂能谈得上“效率”？更何况，牺牲“平等”，除了没有换来“效
率”之外，还产生了许多别的问题，其中对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就是公众对“平等一公平”
期望的丧失，而和“平等一公平”期望一同丧失的，是对社会的信任感和责任感。由于没有
责任感，也就没有什么是非感。道德信念的全面丧失，对当代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产生了极大
的影响，导致经济伦理恶性畸变。
面临这种现实，有识之士应认识到，要想重新塑造社会的平等观念，并不是仅仅通过经
济增长就可以做到的事。现在经常用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概念究竟应包含什么，恐怕需要
认真界定一下其内涵和外延。缺乏公平的社会转型，其恶劣后果已有南美、菲律宾等国为证。
尤其是经济学家们，更应该考虑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何者为先。因为从动态操作上来说，公
平与效率理论虽然具体表现为时序问题，但哪个目标是作为经济发展起始阶段上的优先考
虑，哪一原则是解决另一原则的前提和基础，其实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价值判断之一。
①李平杜：《关于我国目前贫富差别的思考》
，载《战略与管理》，1994（6）
平等、价值和功能
哈耶克
（1899—1992），英国经济学家，1974 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本文选自《自由宪章》，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杨玉生、冯兴元、陈
茅等译。选文有删节。
我一点也不敬重追求平等的热情，在我看来，它似乎只是将忌妒理想化而已。
——O。W。霍尔姆斯
1。为自由而战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平等是由国家强制推行
一些准则所规定的，这种平等可以通过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自愿遵守的某些类似准则的平等而
得到补充。将平等扩展到道德与社会行为的准则，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民主精神最主要的
表现——或许正是这种民主精神的作用，使得因自由必然造成的不平等不那么令人讨厌。
然而，只有法律和行为的一般准则的平等才能导向自由；我们只有在确保这种平等时，
才不致伤害自由。自由不仅与任何其他种类的平等毫无关系，而且还必定会在许多方面造成
不平等。这是个人自由的必然结果和证明其正当的部分理由；如果个人自由的结果显示不出
某些生活方式要比其他生活方式更为成功，那么许多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