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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白骨，沟壑中的遗骸，及监狱内的囚犯，刑场上的冤鬼，这都是不平等状况下的被牺牲者！
二
请问在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底下，我们真能全国一致吗？真能精神团结吗？我不能瞒者良
心，良心告诉我，，只有虚伪的宣言，欺人的谈话，可以这样嚷着，不但听者不能相信，就
是说的人心里又何尝相信？人民只有怨恨，愤怒，切齿；甚至反对当局，比反对日本人还厉
害。热河的失守，不是我们很好的教训吗？汤玉麟压迫榨取的结果，一般民众早有“时日曷
丧，予及汝偕亡”的心理，所以日本一进攻，热河的民众不但不为汤氏的后盾，并且乘机要
与汤氏为难。汤氏之所以弃甲曳兵而逃，这是最大的原因。这虽然是家丑不应外扬，但是外
扬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你难道可以说热河的民众都是汉奸吗？除非丧心病狂的人，可以这样
相信。请问设心处地，热河的民众有拥护汤氏鸦片政府的义务吗？有援助万恶当局，使他继
续压迫自己的道理吗？日本人统治的罪恶，还没有尝到；汤氏统治的罪恶，已经尝够了。热
河人民为什么要与汤氏一致抗日？与汤氏又有什么精神可以团结？这点难道还不能使我全国
的当局觉悟吗？
如果我们国民无条件的一致抗日，再假定政府有诚意抗日，长此下去，即使我们能收复
东三省及热河，于我们小百姓又有什么好处？东三省还不是跳舞将军张学良第二的天下吗？
东三省的政治，老百姓还不是一样的不能过问吗？老百姓出血汗所生产的大豆等物，还不是
一样的被榨取吗？热河还不是鸦片将军汤玉麟第二的天下吗？热河的政治，老百姓还不是一样
的不能过问吗？老百姓还不是一样的被强迫种鸦片，以供独夫的剥削吗？中央政府还不是仍原
归一党包办吗？全国的财富，还不是一样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占取吗？与我们小民何干？与
我们小民何涉？并且恐怕统治阶级稳定之后，对于我等小民，更要贱视，更要压迫，更要榨
取。我们这样一致抗日，岂不是“自作孽不可活”吗？
我们并不是反对一致抗日，其实我们无时无刻不是主张全国精神团结，一致抗日。
不过我们不像黑心瞎眼的人，口里嚷出一致抗日的口号，而心里明知这种局面不改变没
有方法一致，而偏要维持拥护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我们真正要一致抗日的人，不能不努力打
破一致抗日的障碍。障碍一日不除，那么所谓全国一致，精神团结，是虚伪的，骗人的。不
但不能一致，并且要引起内部的革命。日俄战争正酣的时候，俄国人民长久被压迫的结果，
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发动一九 O 五年的革命吗？欧战正酣的时候，俄国人民长久被压迫的结
果，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发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吗？政府一天到晚压迫人民之不暇，人民
力谋暴动之不暇，怎样去精神团结？怎样去一致抗日？
我们很明白：今日之中国，并不是全国人民的中国，乃是最少数一部分人的中国。我们
受日本人的统治，固然是奴隶；我们受国内一部分人的宰割，又何尝不是奴隶？除了一个国
界以外，同是做奴隶，有什么分别？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说政府是不抗日，就是政府抗日，
老实说，全国人民也不会怎样热烈的拥护，始终不变的拥护。
我不是说瞎话，我所说的是中外古今历史所昭示的真理。我不是攻击任何方面，的确我
看见了这种局面的危险不能不老实指出。
因此，如果我们要举国一致，精神团结，对付我们的敌人须“打破对外的不平等”，必
须“先从求自己的平等做起”。怎样做法？有诚意，很简单。
政治上，我坚决的相信，须立即实行民主政治：
（一）释放一切政治犯；
（二）恢复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各种自由；
（三）立即用普遍的，公平的选举方法．召集国民大会，接受政权，制定宪法。
经济上，我又坚决的相信须立即实行社会主义：
（一）贪官污吏（包括军阀）所得冤枉的财产充公；
（二）从此以后，发现贪官污吏，处以极刑；
（三）平分土地，使耕者有其田；
（四）用极重的累进法，征收遗产税，土地税，所得税；
（五）国营大规模事业，保障失业者的生活。
让作工的人吃饭，吃饭的作工，不作工的饿死，或滚出国外去！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机会不均等导致的分配法则畸变
何迪（何清涟）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现代化的陷阱》，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平等和效率一直是困扰经济学家的一个主要问题。短短 10 多年，中国已由一个平
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选择
了“效率优先”“先发展后分配”的发展战略，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为
、
最终目标，非经济领域的改革一直没有起步，从而导致权力市场化。其结果是权力之手
介入资源分配，社会成员各自依据其在政府和企业这两大科层组织中所占据的地位，来
了一场起点极不平等的积累财富大竞赛。这种战略的实践结果是既丧失了公平，又没有
得到效率。
平等和效率在经济伦理中属于贯穿始终的分配法则。在经济学这个大家族中，以讲分配
法则为特点的政治经济学其实处于心脏地带。但由于以往那种布道式的单一讲授，政治经济
学这些年备受冷落。转轨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因之也就一直未被认真研究过，但改革中矛盾
的集结点恰好就是权力之手介入资源分配，使中国从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状态中直接走向由
机会不均等导致的严重不平等。
10 多年前中国刚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
国当时（甚至现在在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
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
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单纯的数量增长的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
品的增加，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社会过程。
翻一翻 10 多年以前的著作，随手可触的是这样一些从先哲著作中引来的警句：
“在一定程度上，文明是由社会不公推进的。（罗素）
”
“科学和艺术都是从我们的罪恶中诞生的。（卢梭）
”
应该说，这些话还比较含蓄，只是表达了这些学者对社会动力的公允见解。但一些作者
引用下面这段凯恩斯的话，无论怎样，都有点直接为腐败辩护的意思了——因为当时大家都
以为中国只是像所有的后发达国家一样，面临着无可避免的“阶段性腐败”，而这是改革必
须要付出的“社会成本”和“代价”，所以当时有人常用这一段先哲名言为这种“阶段性腐
败”的不可避免作出解释：
“要注意！……至少在一百年内，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是美；
因为恶适用，美不适用。我们还会有稍长一段时间要把贪婪、高利剥削、防范戒备奉为
信条。只有它们才能把我们从经济必然性的地道里引领出来见到天日。
”
对不公的道义张扬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
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他理支持是：
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
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
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
“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这种战略理论在西方以罗马
俱乐部的报告问世而告结束，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
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己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
发展模式。本来，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诞生，从经济尤其是从分配上看，那种
“按人头分馒头”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国家先增长后分配战略的否定。但中国还
是在改革中选择了这种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战略。现在分析起来，也许是因为当时中国在
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已习惯了那种“普鲁特克斯”之床造成的结果均等。为了唤起社会的
活力，人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理论家们没有
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
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统计数据表明，1994 年中国城乡按家庭户收入分组计算的基尼系数
为 0。445，已经超过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 0。3～0。4 之间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
而 1978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 0。16，居当时世界最低水平。基尼系数的迅速变化，表明在短
短 10 多年间，中国己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
而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在中国这 10 多年经济改革的关键环节卿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
恰好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是非经济法则，即在转型期严重变质的权力这只“看
得见的手”。在权力作用下，社会成员依据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