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自由对广大民众来说没有什么利益可言，民众需要的是进步、财富、安逸。而自由对进步是
一个障碍，因为民主同社会运动一起在目的和力量上已经占绝对优势。
直接民主是不受制约的民主，代议制民主则创造了相互制约的机制。因此，从原理上讲
代议制民主要比卢梭的直接民主理论的水平高。
主权的分立——这是目前为止政治科学所知道的为民主制建立制约的惟一方法。
民主只承认对所有人普遍适用的自由；中世纪则承认特殊的、个人的、具体的特权，所
有这些都已被一扫而光。在国家这个惟一的压迫者出现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可能是压迫。如
何防止国家权力成为压迫者呢？把它分立开为几个部分。政党是权力分立的早期步骤。
有时自由的进步以牺牲民主为代价，这种道理并非总是能够被人察觉。民主并非是惟一
的政府形式；如果政府是纯粹民主性质的，它就不会宽容，它就只考虑其自身的利益。每一
阶级都应当享有并运用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因此，任何阶级都不应当主宰统治。
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阿玛蒂亚·森
（1933－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本文选自《书屋》，2001（1）。
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不民主的体制能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这种想法有
时被称为“李氏假设”，因为新加坡的领导人、前总理李光耀是它的鼓吹者。确实，有一些
实行威权体制的国家（如韩国、李光耀自己的新加坡以及改革后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许
多非威权体制的国家（包括印度、牙买加和哥斯达黎加），从这个意义来讲，李光耀当然是对
的。然而，这个“李氏假设”是以零星的经验观察为基础的，是根据高度选择性的、有限的
信息归纳出来的，它并未经过任何以现有的大范围数据为基础的一般性统计检验。要证明威
权体制和经济高增长的关系具有普遍性意义，就不能用高度选择性的资料去论证。例如，博
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
年来一直是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经济增
长当做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
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我们需要作更系统的经验研究，以便从中分辨出支持和反驳
“李氏假设”的证据。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普遍性证据能证明，威权主义的统治和对政治及公民权
利的压制真的对经济发展有益处。确实，从普遍的统计资料中不可能归纳出这样的结论。系
统性的经验研究［比如由罗伯特·巴若（Robert Barro）或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
所主持的研究］的结果从未真正支持过这样的观点，即在政治权利和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着普
遍性的冲突。究竟政治权利对经济表现的影响为何，似乎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的作用；某些
统计调查发现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弱的负相关，而另外一些统计研究却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强
的正相关。如果把所有的比较研究的结果放在一起，关于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没有明显的彼
此影响的假设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既然民主和政治自由本身非常重要，所以与上述研究相
关的努力决不会遭到忽视。
这个问题也涉及经济研究方法的一个基本要点。我们不仅应当从统计上看相关程度之大
小，还应当考察和分析关系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果性过程。现在，学者们已经对导致东亚
地区各国经济成功的经济政策和环境因素有相当多的了解。虽然不同的经验性研究所关心的
重点不一样，但目前学者们已经就一份对经济发展“有助的政策”清单形成了广泛的共识。
在这个政策清单上有开放竞争、利用国际市场、由公共部门对投资和出口提供激励、高识字
率和中小学入学率、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其他促进广泛参与经济扩张活动的社会条件等。我
们完全没有理由假设，这些政策中的任何一项会与更广泛的民主制度不一致，而只能由像在
韩国、新加坡或中国那样的威权体制来强力支撑。实际上，有一项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要形
成更快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宽松的经济气氛，而不是一个更严酷的政治体制。
要完成这一研究，就必须超越狭隘的关于经济增长的观察，而应更宽泛地分析经济发展
需要些什么，包括经济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需要。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就要一方面看政治
与公民权利，另一方面看主要经济灾难的预防，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政治与公民权利能给
予人民必要的机会，以要求政府注意社会上的需要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去满足这些需要。政府
对其人民遭受苦难时的反应往往取决于人民施加的压力。而人民能否行使其政治权利（如投
票、批评、抗议以及其他的类似权利），确实直接关系到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激励去关心人民
的苦难。
我在别的地方也提到过一个明显的事实，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
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
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 30 年代的饥馑，
还是中国 1958～1961 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
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
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
饥馑中最大的一次， 1958～1961 年间差不多饿死了 3000 万人民，
在 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
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 3 年之久。在世界上此刻正发生的两场大饥馑中，一场在朝鲜，
另一场在苏丹，可以说，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
饥馑经常看上去与自然灾害有关，而新闻记者也常常把饥馑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灾
害：在失败了的大跃进期间中国出现了洪水灾害，在埃塞俄比亚有旱灾，而在朝鲜则是谷物
歉收。然而，许多同样遭受到类似自然灾害的国家，甚至其灾情更重，却能有效地避免饥馑
的发生。因为，对选民负责的政府必须积极地采取措施以帮助人民、减轻饥饿的威胁。在一
场饥馑中，主要的受害者是穷人，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创造收入（例如，通过就业计划等），让
潜在的受饥馑威胁的受害者获取食物，从而使穷人免于饿死。即使是在那些最穷的民主国家
里，万一遇到了严重的旱灾、水灾或其他自然灾害（如印度在 1973 年，或津巴布韦和博茨瓦
纳在 80 年代前期），政府也能让人民得到食物而从未出现过饥馑。
如果采取认真的努力，要避免饥馑其实是很容易的。而一个民主政府由于必须面对选举
和反对党及独立的报纸的批评，所以除了积极努力地避免饥馑以外别无选择。处于英国殖民
统治下的印度直到独立之时都饥馑不断（最后的一次饥馑发生在 1943 年，是印度独立前 4
年的事，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曾目睹了饥馑时期）；然而，自从印度建立了多党民主政治和
实现了新闻自由之后，饥馑就突然消失了，这样的结果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我在其他著作中，特别是在我与让·德热兹（Jean Dreze）合作研究的成果中，也谈到过这些
问题，在这里就不再赘述。避免饥馑实际上只不过是民主政治可以解决的诸多问题之一，当
然举这个例子是最容易的。一般而言，政治和公民权利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它有助于防止出现
经济和社会性灾难。如果一个国家诸事顺利、一切都走上了轨道，人们或许不会特别注意到
民主的这种工具性作用。但当形势因种种原因变坏时，民主政治所提供的政治激励机制就显
现出巨大的现实意义。
我相信，从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即许多经济技术官僚主张使用由市场经济提供
的经济激励机制，但却忽视由民主政治所保证的政治激励机制，这意味着实行一种极不平衡
的制度基础。当一个国家运气不错、未经历严重的灾难、一切顺利时，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
的保护性功能可能未必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当经济或其他环境发生变化，或者发生政策
失误而未予纠正时，由此会产生不安全的危险，这时哪怕一个国家看上去十分正常，其中也
可能潜伏着这类危险。
最近东亚和东南亚发生的问题就是实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惩罚，这在两个方面
表现得特别明显。首先，在这一地区的某些国家（包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里，金融危
机的发展与商业上缺乏透明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金融运作方面缺乏由公众参与的
监督。没有有效的民主制度下的舆论监督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核心原因。其次，一旦这场
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全面衰退时，在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里，民主制度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
功能方面的真空就显得极为突出了，这与民主国家可避免饥馑是同样的道理。在印度尼西亚，
很多人被这场经济衰退剥夺而生计困难，当权者却根本不理睬他们的诉求。
这些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都达到了 5％～10％，也许在金融危机中国民
生产总值跌落 10％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若经济收缩的负担不是由全社会分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