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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社会矛盾是不可能永远消除的。基于此，一个根绝社会矛盾、十全十美的乌托邦社会
几乎是不可能的，人只有永远靠着不断地革命去不断地克服社会矛盾与改造社会，因此人的
终极命运不是停止在未来一个理想社会，而是不断地革命。也可以说毛泽东已经将人类的最
终理想由静态的乌托邦转变成动态的乌托邦。至此，革命不但是中国共产主义达到最后目的
的手段和途径，也是它的最后目的，
“毛泽东的思想”已经完全笼罩在革命这个观念下。
如前所说，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一方面指出现实世界的沉沦和腐烂，另一方面指出一个
灿烂的未来，而革命就是衔接两者的途径。同时，共产主义也不认为它的革命思想仅是主观
的冥想或愿望，而是符合世界的历史潮流的。毛泽东的革命思想能够发挥宗教的两种功能：
一方面使人相信他可以从现实的“苦海”中获救，同时这个信仰也可以使人从对生命的迷茫
与困惑中化解出来。而中国现代社会的双重危机在中国人的心中正引发获救与化解这两种强
烈的需要。首先是中国自 1895 年以后所面对的日益深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使得中国人亟须
从民族的危亡与社会的沉沦中解救出来；再者，文化取向危机也使人亟须从思想与情感迷惘、
混乱与失落中化解出来。而马列主义的革命观与它后面的发展史观正诉诸这两种时代危机所
产生的强烈需要，它的革命观的三段结构告诉人们如何从现实的苦难获救，同时也使人从中
找到方向感、认同感与归宿感，从而化解他们在文化危机中所感到的迷惘、混乱和失落。
结 语
以上对中国百年来革命的思想道路作了一番历史的回溯，讨论这条道路如何在 100 年
前由改革思想分化出来，如何在转型时代逐渐演为革命崇拜心态。谁都知道这条大革命的道
路的最后结局是什么，由此才有近年来的一片改革呼声。我希望在这目前的一片改革呼声中，
大家不要忘记前面笼罩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的革命思想道路。不但不能忘记，而且要对这条
道路作反思，作深切的反思，反思它的由来、过程和历史的影响及意义。因为历史是诡谲多
变的，我们如果对这条道路没有反思和自觉的警惕，它是可能会重来的。在此我想用一位现
代西方哲人的话结束本文，他说“忘掉历史的人势必重蹈覆辙〃（Those who forget history are
condemned to repeatit）。
编者旁白
自由的第一步是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新闻自由。了解自由的含义是
相对容易的，但要在做人做事上体现出自由的风度就很难了；懂得容忍比自由重要的道理，
明白自由与保护少数的意义。这也很不容易。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胡适是一个对自由有
较深体会的人，他的民主风度和气质都堪称楷模，所以要多读一些他的书。
胡适的价值，今天已经看得比过去清楚了，胡适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人，他差不多在七
八十年前就看出了世界大趋势，这很了不起。胡适是一个几乎没有排斥性的人，他一生中有
那么多朋友，不是偶然的。他有一个看法，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而做人却要在有疑
处不疑。他是一个胸怀非常坦荡的人，论人论事，常能出以公心，一生说话，多为持平之论。
胡适是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文章简洁明快，是用平常话讲大道理的人。他的思想
有开放性，他的方法有科学性，他的文章又最平易近人．是那种可以学、也能学的文章。过
去中学语文教材不选胡适文章，损失恐怕不仅仅是在文章做法和文风变化上，更重要的是失
去了像胡适那样想问题、看问题、做学问的方法。
胡适是平和的，但绝不是没有原则；胡适是平常的，但却是远大的。胡适自己说过，他
一生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赫胥黎，一个杜成。赫胥黎让他学会了怀疑，杜威让
他不相信一切没有根据的东西。而这两样东西，恰恰就是中国传统最缺少的。
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过：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
‘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
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
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他是一生倡导要有健全
个人主义的人。他说过：
“救出自己的惟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的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
胡适总是要让青年人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他认为西方就是有了健
全的个人主义，才有了无数爱自由过于爱面包、爱真理过于爱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才有了
今日文明的世界。
胡适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他最不喜欢唱高调，一生很少说不负责任的话。这些都是生活
中最需要的，现在最亟须读胡适文章的应该是青少年，因为他们正在形成自己的思想．最怕
误入歧途。20 世纪 30 年代初，胡适为《胡适文选》写序时，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使我
的少年朋友们容易明白我的思想的路径。”他很看重自己对少年朋友的影响。不了解胡适，
也可以说．就不了解现代中国。
泳）
（谢
关于新闻自由
休谟
（1711…1776），荚国哲学家。 本文选白（休谟政
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没有什么比我们这个国家中人们所享有的极端新闻自由更易使外国人感到吃惊了。我们
可以任意向公众报导一切，并可公开指责国王及其大臣们所采取的每项措施。假如政府当局
决定打仗，人们便断言他们误解了民族利益，若非别有用心，便是愚昧无知；而且宣称在当
前情况下和平最为可取。假若大臣们热衷于和平，我们的政论家便一味散布战争气氛，鼓吹
杀伐，并把政府的和解措施说成是卑怯行为。鉴于这种自由是别的任何政府，不论是共和制
的或是君主制的政府所不容许的，即使在荷兰和威尼斯都是不容许的，那里比法国和西班牙
限制更严，这就自然会引起一个问题：为什么惟独大不列颠人民享有这种特权？
我们的法律之所以容许我们享有这种自由，原因看来在于我们政府的混合体制：它既不
全是君主制，也不全是共和制。人们将会发现，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下述政治观察是真实
可靠的：政府中的两种极端，自由与奴役，常常相互最为接近；而且，如果不走极端，而是
将少许的君主制和自由掺和，政府就会变得更为自由；另一方面，若是将少许自由和君主制
结合，则政治枷锁总是变得更为沉重和难于忍受。在一个像法国那样的专制政府里，那里的
法律、风俗、宗教等一切凑合起来，使人民完全安于自己的处境，君主对臣民不可能抱有任
何猜忌之意，因而易于容许他们享有大量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在一个像荷兰政府那样完全
是共和制的政府里，那里没有任何足以引起同家猜忌的突出的行政官员，因而可以授给他们
以决断大权而无危险；这种权力对于保持安定和秩序虽有很多好处，但对人们的行动却也给
予相当大的约束，并使每个公民必须人人尊重政府。看来甚为明显的是：君主专制和民主共
和国这两个极端在某些实际情况下互相接近，其表现是：一、行政官员对人民无猜忌之意；
二、人民对官员亦无猜忌之意。这种互不猜忌在两种情况之下均可导致互相信任：在君主国
中产生一种自由，在共和国中产生决断之权。
上述观察还表明：在每个政府中，手段、方法相互差别极大，而君主制和自由的结合赠
使得枷锁不是较易承受，便是更为沉重；为了说明这种观察符合情理与事实，我必须引述塔
西佗所说的一段话，他讲的是帝制下的罗马人。他说：他们既不能忍受完全的奴役，也不能
忍受完全的自由。一位有名的诗人在一节生动描述伊丽莎白女王的政府和政策的诗中，将此
话译改成法语，用来形容英国人：
绐桀骜不驯的英国人套上枷锁，
他们既不能自由地服役，也不能自由地生活。
——《亨利亚特》
根据这些评论，我们认为古罗马帝制下的政府是一种专制和自由的混合结构，其中专制
占优势；英国政府同样也是一种混合结构，不过其中自由居支配地位。二者所导致的后果，
符合上述观察，这是从那些采取混合体制、导致互相戒备和猜忌的政府可以预期的事。古罗
马的皇帝很多都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玷辱人性的暴君，而他们的残暴显然主要是由其忌恨
之心所激发的，是由于他们看到罗马所有的大人物都不能容忍一家一族的统治，不能容忍一
个不久之前并不比他们高贵的家族的统治。与此相反，英国政府虽然与君主制混合，但共和
制部分居于优势；为了保存自己，它不能不对行政官员保持戒备、猜忌，排除一切专断之权，
并以通用而又固定的法律，保障人人生命财产的安全。除了法律明白规定者外，任何行为不
得认为是罪行。除了依据提交法官的法定证据外，不得以任何罪名加之于人，而这些法官还
必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