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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而《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可以说典型地体现了胡适这类“改良主义者”在“改
良”中国政治上的具体看法。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港台思想文化界和一些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都对中国现代史上
的“激进主义思潮”进行了反思，本章节选了张灏的《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一文。
该文追溯了中国近代以来“革命崇拜”的源头，也分析了激进的政治思潮长期占上风的原因。
虽然未必句句有理，但他还是多少搔到了痒处。
政治上“激进”与“保守”之争，当然不只是一个中国问题，可以说，它表现了人类两
种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的对立，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人性的两种不同看法的对立。这种对立在
法国大革命后表现得更加尖锐。法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思潮”产生了世界性影响，也是中国
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的一种源头。与此同时，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声音也首先从欧洲思想
界响起，并且也对中国现代“改良主义”产生了影响。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激进”与
“保守”，分别有着异域的思想背景和资源。故本章着意选择了托克维尔的部分论述。托克
维尔的论述选自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这是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名作，也是自由主义经
典作品。托克维尔表达的意旨之一，是号称与传统进行彻底决裂的法国大革命其实并未能创
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并未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旧制度下的许多东西，都在大革命后以改
头换面的方式复活；托克维尔的另一意旨，则是证明以“自由”为旗帜的法国大革命，实际
从根本上摧毁了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基础。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指出：“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
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他的意思是，在一个“坏政府”开始“改革”的时候，最容易发
生彻底摧毁该政府的“革命”。在专制统治最严酷的时候，革命往往难以发生，民众背负着
千斤压迫而默默忍受。而一旦专制统治稍有松弛，民众承受的压迫有所减负时，民众反而感
到剩下的那一部分再也无法忍受了，于是，山呼海啸般的革命便可能在一夜之间爆发。如果
说，一个“坏政府”在它开始改革时容易爆发革命，那么当这改革极不公正时，社会大动乱
式的革命就更容易发生了。本章所选的《“路标”改变以后——世纪初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
界的悲剧》一文，恰恰阐述了 20 世纪初俄国极不公正的“斯托雷平改革”与后来俄国革命
的因果关系。文章着重分析了在这由不公正改革引发革命的过程中，当时俄国自由知识分子
应负的历史责任。如果说，当时自由知识分子拒绝“民粹主义”立场是一种清醒的选择，那
么他们面对不公正改革却默不作声，则意味着放弃了作为“社会良心”的角色。面对民众在
所谓“改革”过程中被剥夺与被损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三缄其口，也就在民众中失去威信，
当一浪比一浪激进的革命爆发时，自由知识分子再出来说话就无人理睬了。此文提醒人们应
意识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不但应是社会的头脑，还应该是社会的良心。当某种
不合理制度开始变革时，知识分子当然应该旗帜鲜明地拥护改革，但仅此还不够。所谓改革，
其实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这种利益再分配，可能是较公正的，也可能是极不公正的，因此
就可能有公正的改革，也可能有很不公正的改革。而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则不仅要坚
决拥护改革，还要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公正现象予以批评。当然，对改革中不公正现象的
批评，永远不能走向对改革本身的否定。苏文还提醒人们，革命有时并不需要人去刻意煽动，
它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爆发。当社会转型和变革以一种不公正方式进行时，这种突发的革命
最容易出现，因此，革命也不是任何人潇洒地挥挥手说一声“告别革命”就能告别得了的。
对高尔基，中国读者很熟悉。高尔基曾被称为“革命的海燕”，曾被说成是俄国革命的无条
件的支持者和拥护者。直到他尘封多年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出版，人们才惊讶地发现，
原来高尔基对“革命”曾有过那样多的不满，那样多的抵触，那样多的恐怖。单世联《历史
的记录与革命的反思》一文，是对高尔基长期被遮蔽的一面的解读，辑录于此，可与苏文之
作相得益彰。
切·格瓦拉是所谓“革命的圣人”。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动中，一些人想起了他并将他
作为旗帜举起。程映虹《格瓦拉为什么出走》对这种呼唤革命的激进声音发表了不同看法，
同时又鲜明地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苏文之作有异曲同工之妙。潘旭澜近年发表了
一系列反思“太平天国革命”的学术随笔，并结集为《太平杂说》出版，产生了广泛影响。
本章从《太平杂说》一书选取《其兴也勃》一文，或许能有助于读者了解这场“农民革命”
的真相。
王彬彬
格瓦拉为什么出走？
程映虹
（1956…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读书》，1997
（12）
一九九七年是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三十周年忌辰。三十年前，“切”这个名字前面曾
被西方和拉美报刊冠以“浪漫冒险家”“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柯德”“拉丁美
、 、 、
洲的加里波的”“尘世的耶稣”等等令人目眩的称号。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在“革
、
命”这个词颇受冷落的后冷战时代，几个不同寻常的事件却使格瓦拉的名字再度回到了报端。
其一是去年底秘鲁的自称信奉“格瓦拉主义”的阿马鲁游击队占领日本驻秘鲁大使馆并劫持
大量人质；其二是曾经与格瓦拉共同战斗的扎伊尔游击队领袖卡比拉推翻了蒙博托政权；其
三是格瓦拉的遗骨在玻利维亚被发现。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就在今年春天，纽约的 Grove
Press 出版了最新的包含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格瓦拉传记：《切·格瓦拉：革命生涯》，在美、
加同时发行，颇为畅销。
远隔重洋的中国也没有忘记格瓦拉。七月某日《新民晚报》以整版篇幅用“漫漫革命路，
纵马走天涯”和“虽死犹生，精神永存”等标题对格瓦拉及其遗骨的寻找作了报导。令人略
感困惑的是，格瓦拉其人固然大有新闻价值）然而较真起来，如果我们承认“任何人都没有
权利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这一原则的话，格瓦拉那种企图依靠由外国人组成的游击队
去推翻别国政府的行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值得饱尝外国干涉之苦的中国人去赞颂，似乎已经
超出了可以商榷的范围。
然而，格瓦拉对于今日世界、今日中国确实仍然有其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如果我们对
他当年放弃古巴高级领导的职位而重返游击战的更深层的动机作一番思考的话，我们也许会
发现格瓦拉的出走，实在是本世纪革命史上极富象征性和耐人寻味的事件。对于我们中国人
来说，这个发生于大洋彼岸的传奇故事实际上离我们自己的生活远比我们所以为的要贴近得
多。
格瓦拉为什么出走？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当他秘密离开古巴前往刚果时，他的公开身
份是古巴党和国家三个主要领导人（前两位是卡斯特罗、其弟劳尔·卡斯特罗）之一。在他
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中他说他已经“在古巴的领土上”完成了对古巴革命所负的责任，“世
界上其它国家在召唤着我去奋斗。我所能做的是你作为古巴的领导人所肩负的责任使你不能
去做的”。他宣布放弃所有在古巴的职位，甚至古巴的公民身份（古巴革命后的新宪法有一
特别条款，授予参加反对巴蒂斯塔政权斗争两年以上并担任高级军事领导职务一年以上的外
国人古巴公民权，这条规定被认为是特意为出生于阿根廷的格瓦拉合法地成为古巴领导人而
设置的），这样古巴不用为他在国外的所有行动负责。这封告别信无疑是格瓦拉自己和古巴
官方对他为什么出走的正式解释，也确实可以视为格瓦拉出走的基本动机。但这种解释又未
免过于笼统，过于原则，它除了对格瓦拉的突然消失向古巴人民作个交待，以及向世界表明
格瓦拉此刻和将来的行动虽然精神上仍是古巴革命的延续，但法律上已与古巴无关之外，没
有再为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提供更多的线索。
格瓦拉出走的背景无疑要复杂得多，而最关键的是为什么他认为他已“完成了对古巴革
命所负的责任”。在字面意义上，这可以理解为他在古巴已无事可做，但实际上古巴当时国
内经济状况十分严峻，仅此二条就使我们有理由对国家最高经济领导人的自己已完成了责任
的说法感到困惑。实际上，格瓦拉告别信上的后一句话或许更有实际意义。笔者认为这前后
两句话应该解读为格瓦拉所想做的在古巴已经无法去做（而并非无事可做），他只有选择出
走一途。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格瓦拉是被迫出走，只是说他必须在另一个地方以另一种方式去
追寻他的理想。
那么，格瓦拉的理想是什么？这种理想又为什么在革命后的古巴难以实现？回答这个问
题或许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但我认为从“人”出发——即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塑造“新人”—
—是首先值得考虑的，也完全符合格瓦拉革命胜利以后的主要活动及追求。格瓦拉提出“新
人”这个概念是在一九六０年八月一次对古巴医务工作者的演说中，他以自己从一个医生转
变为革命家为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