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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的组织，于 26 日下令解散杜马，不料杜马抗命不遵。次日便局势突变：派去镇压骚乱的
首都卫戍部队有几个团率先哗变，迅即引起全面倒戈。杜马要求沙皇退位，沙皇调兵遣将却
无人理睬，终于被迫在 3 月 2 日服输，临时政府同日成立。历经 300 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
仅仅在几天之内便几乎未经流血就土崩瓦解了！
这样的剧变令人头晕目眩，彼得格勒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 B。卡万罗夫后来说：
“谁
也没有想到可能发生的革命会如此临近。”事实表明，这次革命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
任何一个左派政党有计划地组织发动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回忆说：“革
命来临时，我们这些党人还像福音书中熟睡的无知少女一样。”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晋季诺
夫则说：“革命犹如晴天霹雳，不仅使政府惊慌失措，也使杜马与各个社会团体措手不及。
对我们革命者来说，它也是一件十分出人意料而又令人高兴的事情。”正如苏联早年著名革
命史作者 H。苏汉诺夫所言：“没有一个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几乎谁也没有把 2
，
月 23 日在彼得堡开始的那件事情看成是革命的开端”。反对派是如此，沙皇一方亦然。当尼
古拉二世读完杜马主席关于首都开始发生革命的电报后，他说了一句被载入史册的话：“这
个胖子又来找我胡说八道，我甚至无需回答他。
”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剧变仍然发生了，而且一旦发生便一泻千里，不可遏止。从 2
月到 10 月，俄国社会几乎是处在一个急剧“激进化”的连续过程中，不想被大潮所淘汰的
各种政治力量不管原来信奉什么“主义”，此时都卷入了一场“激进比赛”之中。正如卢森
堡所说：沙皇的傀儡“最反动的”第四届国家杜马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一个革命机关”。
从国家杜马临时执行委员会到后来的四届临时政府，俄国政坛 8 个月之内五易其主，一届比
一届更“左”。其主导力量从温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变为社会民主派与革命民粹派，最
后在十月的冬宫之夜，后两派中的最激进者［社会民主党（布）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又推翻了
两派中较正统者［社会民主党（孟）与社会革命党］控制的末届临时政府。
在这一大潮中，“个人主义”的斯托雷平改革一开始就成为过街老鼠，尽管斯托雷平改
革中俄国人（包括下层在内）绝对生活水平实际都有提高，但社会上的不公平感在战时困难的
触发下一下便燃起了清算的怒火，无论持何种“主义”的政治力量，当时都在抨击斯托雷平
的“个人主义”，并许诺要重振公社世界之雄风。临时政府的最高土地委员会首任主席Д。
波什尼科夫在 5 月 19 日该委员会首次会议开场便谴责斯托雷平改革，斥责斯托雷平“为私
人而对公有土地发动掠夺”，并表示临时政府将立即纠正这种“专横的”不公正。在联合临
时政府中任农业部长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也宣布，政府将在废除斯托雷平法案之后，
“在农村公社的深度与隐秘之处找到（土地）法律的新源泉” 新的改革将从这些深层生活中
，“
涌现”。对改革的清算引出了“公社”对“个人”的专政，作为“个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
分子也厄运难逃了。
主要代表知识界的立宪民主党，这时的处境与 1905 年判若霄壤。在既不能“说服庄稼
汉”又不能“说服小市民”的情况下，这个以“立宪”为名的党一反常态，力图推迟立宪会
议，因为它预感到这一会议将是法国大革命中国民公会的再版，然而没有想到这个会议刚开
场，就被比它更“激进”的苏维埃所驱散。而苏维埃政府一建立，就宣布要“肃清俄国土地
上的一切害虫”，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哪一个街区，哪一个工厂，哪一个村子没有自称为知
识分子的怠工分子？”而“公社和村庄”则应在“肃清”他们方面展开竞赛。接着在取缔了
立宪民主党后，又宣布把“近立宪民主党”的知识界都列入镇压对象。列宁并为此致信高尔
基，劝他不要“为腐烂了的知识分子诉苦”！
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历史已经过去 80 年，如今俄罗斯面临又一次变局，于是学
者们又在讨论：到底是狂热的知识分子折腾了人民，还是狂热的人民折腾了知识分子？
这个官司也许是永远也扯不清的，但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至少可以知道：
第一，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理智与公正常常是互为因果的，只有成功地树立起社会公正
形象，才有可能成功地呼唤理智。而这个形象自由主义者不去树立，民粹主义者就会去树立，
这恐怕才是知识界的厄运之源。
第二，在知识分子中否定“革命崇拜”是有学理价值的，但切不要天真地以为，只要知
识分子“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1917 年 2 月可堪为证。
第三，改革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革命的替代物。“改革引起革命”在历史上不乏其例。
不少俄国学者认为没有斯托雷平改革就没有二月“雪崩”，这不无道理。因此要使改革真正
取代革命，这场改革应当不仅是理智的，而且是公平的。
而这段历史更基本的启迪在于：知识分子不仅应当是社会的头脑，更应当是社会的良心，
平时是如此，在大变动时期更是这样。
“良心”膨胀到企图充当宗教裁判官，固然是可怕的，
但“良心”萎缩到无视公正时，“痞子革命”恐怕也就不远了。
编者旁白
让我先从“激进”与“保守”这对概念说起。所谓“激进”与“保守”，在近代以来的
中国，既可指文化态度，又可指政治态度。文化上“激进”与“保守”之争，表现为对传统
文化的取舍：摒弃，还是捍卫。主张根本否定传统价值，引进现代自由、民主、人权等基本
价值，这样的人通常被称为“文化激进主义者”
；与之相对的，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
其特征是对传统价值的迷恋和坚守，他们并不认为传统与现代生活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
相信只要对传统价值进行“创造性转化”，便能满足现代要求，这不仅是绝对可能的，而且
是绝对必要的，是现代国人在文化上的惟一选择。至于政治上“激进”与“保守”之争，则
表现在变革社会的方式选择上。主张以雷霆万钧的暴力手段、以急风暴雨的革命方式对社会
进行一蹴而就的改造，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而政治上的保守态度，则是主张在不引发大动
乱的前提下，对社会进行循序渐进的改良。因此，政治观念上的“激进”与“保守”，有时
又被表述为“革命”与“改良”。作为文化态度的“激进”与“保守”，与作为政治态度的“激
进”与“保守”，二者并不必然合一。在文化上激烈反传统而在政治上坚守改良立场，这二
者在现代中国完全可以统一在一人身上。
本卷作为主词出现的“革命”当是相对于“改良”而言的。
“改良”与“革命”，当是指
社会变革上的“保守”与“激进”两种政治态度。这两种政治态度，在现代中国都极具代表
性。在“保守”或“改良”旗帜下，集合了现代中国的一群知识分子，这群人通常被称做自
由主义者；而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更多文化人则在政治上选择了“激进”或“革命”立场，
这一庞大群体通常被称为“左翼”。这两个群体间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他们的对立，当然
并不仅仅体现在变革社会的“方式”上。“方式”的差异，还是源于政治“信念”的不同。
在“左翼”看来，自由主义者主张“改良”不过是“妥协”的代名词，不过是在为当局“帮
忙”或“帮闲”“左翼”深信，以“一点一滴”的方式根本“改良”不了社会。而在自由主
。
义者看来，“左翼”所主张的暴力革命，非但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相反，倒是会将中国带入
更深重的灾难。政治上的“保守”与“激进”“改良”与“革命”
、 ，即便在今天，也是一个
远未过时的话题。
本章为何选胡适起草，蔡元培、梁漱溟等十多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因为这是
被称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大师胡适写的第一篇政论。胡适在文化上可谓“激进主义者”，对
传统文化持有明确的批判态度，且终生都对文化复古倾向保持警惕。但在政治上，胡适则是
“改良主义”（或曰“保守主义”）的代表。胡适所以不主张以暴力革命方式改造社会，因为
他深信以此方式不可能对社会实现良性的彻底改造，即使暴力革命成功，仍回避不了那“一
点一滴”的具体问题。在写于 1922 年 6 月的《这一周》中，胡适这样表明自己的政治观念：
“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有两个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
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
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
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我们应该把平常对政治的大奢望暂
时收起，只存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然后可以冷静地估量那现实的政治上的
变迁。”而《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可以说典型地体现了胡适这类“改良主义者”在“改
良”中国政治上的具体看法。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港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