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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之年还作《孔子与中国》，其中明确地说，
“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
敢肯定地说有。”
何况，据罗荣渠考证，“打倒孔家店”之说，出于胡适在给《吴虞文录》作的序中称赞
吴虞是“只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句话，其中并无“打倒”字样。后来，倒是张申府提出过
“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事实上，多亏“五四”先贤们的努力，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只知道孔子
说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苛政猛于虎”
， “和而不同”
“天下为公”……这样一些话，
而不像八十年前的人们（不仅是知识分子）所领会的，极其繁琐的、据说都是孔子说的或转
述的、一体遵行不得有违的那一套“周公之礼”。那套细致严格的规定，陈独秀在《孔子与
中国》中言之略备，现在即使是专家学者也弄不清了。把这一切统统忘掉，是中国的一大进
步。但是如果要怪罪“五四”先贤为何非孔，那么看一看倒是有益处的，那一套是非“非”
不可的。
确实曾经提出过“全盘西化”，后来又改为“充分世界化”的胡适说：
“如果对新文化的
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此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
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的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当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
式吸收现代文化，使他同我们固有的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惟有依
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依靠他们的机智和技巧，能够成功地
把现代文化的精华相连接起来。”
这不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艳称的“综合创新”或“创造性的转化”吗？
所谓“极左路线”和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出现，其原因应当到中国历史中去找，到中国传
统文化中去找。
应该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中都曾有过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只是中国在这方面的
传统实在太长久，太深厚。谁叫我们早早当上了世界第一大民族，而且还是四夷“向风慕化”
的“天朝上国”呢？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从戊戌到五四，不论看起来一次又一次的刺激
何等强烈，其实还是刺激不到深处，刺激不了全民。中国传统文化托体于“上下五千年，纵
横九万里，人口四万万（现在是已经超过十二万万了）”的这个庞然大物，真是有足够的生
命力腐而不朽、垂而不死，来包容、来消解，尤其厉害的是还可以篡改与转化这些刺激，使
许多一度反对之者最后又回到原来的样子，而以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它是对”五四”精神
的完全背离与反动。
正如几十年来不少中国人说过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大染缸，不论什么东西进去，都可以
染成一团墨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必须要有足够的估计。
如果我们不能继承“五四”先贤的志业，进行持久的、全面的、认真的启蒙，历史不但
已经重复了，而且还不是没有可能再重复，至少至今还没有能看到足以防止的保证。
我们当然不能对历史提出苛求，但是从学理上看，“五四”对传统的批判确实还不够全
面。第一，“五四”先贤把批判的矛头针对儒教，却放过了其实同样是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
正统的法家。曾经有过一场争论：三纲之说起源于儒家还是法家？结论还是归到儒家。然而
中国专制主义的鼻祖秦始皇却正是以反儒任法而统一中国的。其次，“五四”先贤还有赞扬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革命的，其实农民革命胜利的结果还是回到专制帝王的统治，两
千多年来未尝到有一日脱出这个循环。
中国近代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特性是重视思想学术而轻视政治的作用。其实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中之重就是政治，就是政治的运作和制度的建立。现在，几乎人人都知道中国的传统哲
学是“政治/伦理哲学”，然而很多人都不去注意既然是政治/伦理哲学，它对两千多年来的
政治与伦理，实际上也就是对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起了什么样的主导与规范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百年来受到某些挫折以后卷土重来的一次强烈
表现，它在政治上大搞个人迷信，在伦理上强调斗私批修，总之都是要扼杀个人，扼杀个性。
宣统逊位以后的民国历史实际上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继续在起作用的点。虽然风云
多变，然而草蛇灰线，轨迹宛然。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还不过瘾，非要当皇帝不可。虽然只
当了八十三天，但是一方面天下嚣然，一方面群臣劝进，这是最初的表现。贤哲如孙中山，
因为政治运作的需要，还说“自由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
全自由。……便要大家牺牲自由。”蒋介石是在“五四”启蒙运动以后，以国民革命的名义
誓师北伐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的，他利用民族主义来转化人民的自由要求，做得尤其巧妙，
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力量集中，意志集中”和“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的口
号，作为排斥异己实行独裁的理论基础。抗战胜利之后，还在南京演出了一场献九鼎的个人
迷信的国粹丑剧。
毛泽东消灭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取得了中国革命胜利。他一再强调，“中国革命实质上
是农民革命。”中国学者受了他几十年的教育，但是却很少有人研究，既然“实质上”是农
民革命，就不能不“实质上”打上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印记，重复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特点。农
民革命初起时，总是带有特别“平等”
“自由”的色彩，即所谓“哥不大，弟不小”，但是随
着革命的胜利，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就必然要求越来越严酷的纪律，
直到实行孔子所说的“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的古训。
青年时就有“湖南农民王”之称的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研究是十分深入的。 《毛选》
一部 ，
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接着又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可谓
大匠不但示人以规矩，而且示人以巧了，但是言之者谆谆，听之者藐藐，很少有人以此为切
入点来研究文化大革命起源与成因。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在“五四”时期，（据他自己对斯诺讲）又对
胡适倍致敬仰，但是，成为政治领袖以后，就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了，到了晚年更是自
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对农民革命几乎没有停止过提示，尊之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正脉。五十年前，全国解放前夕，吴晗到西柏坡向他请示对朱元璋的评价，毛泽东就指出吴
晗对朱元璋的批评过当，因为朱元璋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巩固政权之所必需。到文革中林彪
出事以后，毛泽东亲自出来批判，又在中国历史上举出陈胜、吴广、洪秀全、杨秀清四个人
许为同道。到文革末期批林批孔的时候，他还举出了一个盗跖以反衬孔子之恶。盗跖大概是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农民起义领袖了。自他以下，毛泽东对不少人都有过评论，
最著名的如大跃进期间号召全国学《张鲁传》①，学习五斗米道②“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的精神。
以上是指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政治运作而言。就意识形态而论，毛泽东在七十年代提出扬
法抑儒，而且提出儒法斗争是中国思想政治史的主线。说实在的，当时颇有一些自以为对中
国历史有点知识的人口虽不言，实际上是腹非的，我自己就是一个。现在想起来，毛泽东的
确可称独具卓见。不过说儒法斗争，也许还是说儒法合流或儒法互补更妥当一些。他说，
“千
古皆行秦政制，③十批不是好文章”
（后一句是批郭沫若扬儒抑法之非）
，实与谭嗣同说“两
千年之政皆秦政也”相一致，也与许多史家评中国历代实行的都是“外儒内法”、
“儒表法里”
相一致。如果我记忆不错，朱元璋就曾因为孟子倡言“民贵君轻”，差一点把他革出文庙，
不得配享从祀。法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值得大加重视，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总之，以我愚见，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必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决不可能
仅仅因为几个知识分子在几年内思想“过激”就能产生出来的。何况，“五四”时期的中国
思想界十分活跃，除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而外，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新村主
义，……不一而足，还有教育救国论、科学救国论、实业救国论，……甚至还有张东荪的主
张只立不破、以新换旧的“不骂主义”，倒确实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只可惜这样的多
元化在法律上并无保证，政权还是一个专制的政权，不过由于军阀混战而控制力稍松，暂时
放出了一批牛鬼蛇神而已。至于这些思潮中哪种思想后来被历史选中，只有整个文化传统才
是其答案。顺便说一句，当时名高一世、以后也可能名垂千古的《新青年》，起初销路只有
一千份，以后也没有超过一万五千份。这个数目怎么看都不能说是很大的。
海内外某些学人之指责“五四”过激，一个理由大概是因为正是”五四”时期，从俄国
输入了马列主义，当时称之谓“布尔什维主义”，中文有的即译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