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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全人类的需要，更是中国人民的需要。“
中国的启蒙应该说是从一八四○年西洋人以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之后就开始了。前乎
“五四”者，自甲午而戊戌而辛亥；后乎“五四”者，自五卅而北伐而抗战，应该说都标志
着中国人民作为全体而言的觉悟与进步。然而就觉悟的程度而言，一个半世纪以来， “五
还是
四”先贤的觉悟为最深最广最高。“五四”在八十年前定下的个性解放的奋斗目标，不但现
在还没有超越，而且还没有达到。
“五四”运动从来就有宽窄二义。窄义的“五四”运动是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一天
北京几千学生，以北京大学为首，游行到天安门，喊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开
大会，发传单，反对北洋政府向日本出卖主权，答应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的一
场学生运动。广义的是指大体上从一九一五年起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即改
称《新青年》）反对旧礼教，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
因为“五四”学生运动的声威以及继起的历次群众运动而影响日益扩大，总的来说，它确定
了中国要走向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的白话文与新文学由此推行到全国而且扎下根子而不可逆
转。各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思潮也由此大规模地引进中国。除此而外，“五四”的影
响还及于社会和政治方面，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都导源于“五四”，中国国民党因此
而改组，中国共产党因此而成立，影响十分深远，只是它的启蒙的目标还没有完成。今天所
说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合两者而言，而尤其指一般名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运动。
“五四”的精神是什么？是启蒙。何谓启蒙？启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
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要“以现代知识”来“重
新估定一切传统价值”的“一种新态度”。
现在有些人把“五四”的精神归结为爱国主义。这当然是有根据的。八十年前五月四日
那一天使北京学生斗志昂扬、壮怀激烈地走向天安门的口号“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就证明
了这一点。但是“五四”的意义却远远不是爱国主义足以概括的。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宗
教改革一样，是人的解放的开始，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五四”看成是社会共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开始，所谓有“十月
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契机，也是中国走
向共产主义的契机，其终极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其意义当然远远超出爱国主义的范围。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两千二百年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专制主义，由专制
主义又必然衍生出蒙昧主义。当然，中国文化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是可以称为博大精深的。
然而作为其核心的却是专制主义。连近年来有些学者所艳称的“天人合一”，其政治上的含
义也是天子承天命以御天下。中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对中国文化的观察与概括最为深
刻简练。他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
犹希腊柏拉图所谓 IDEA 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
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这实际上就是说，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
子不可以不子；夫虽不夫，妇不可以不妇。旧时中国人家里的堂屋中都供着有“天地君亲师”
的牌位，中国人历来就生活在这一张从天到地，从朝廷到家庭无所不包的网罗之中，直不起
腰来。对迫切要求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潮流的“五四”先贤来说，就是要引进作为专制主
义对立面的“民主”与作为蒙昧主义对立面的“科学”，亦即所谓的“德先生”与“赛先生”。
这个要求，陈独秀在一九一五年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即已露其端倪。他揭橥办刊的宗
旨为：（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新青年》办了三年，出版满三十期以后，在
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反响，除了积极拥护者外，也招来了“八面非难”，因此陈独秀又在一
九一九年《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辨书》说：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
只因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
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位先生这外，还有别的罪案没有。请你们不要专门非
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名因《新青年》而在八十年来流传全国，深入人心。这确实是“五四”
精神，但是要进一步了解“五四”的“人文精神”，还得深究一下“五四”领导人的主张。
“五四”运动，按陈独秀在一九四二年追悼蔡元培的文章中说，“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
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元培）先生、（胡）适之和
我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我们不妨看看他们当时“最尖端”的主张：
胡适之言曰：“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发展个
”
人的个性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的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
他还说：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
‘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
‘争
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
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陈独秀之言曰：“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
护个人之自由权力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也。
个人之自由权力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也。人权者，自非奴隶，悉享此权，
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自唯心论言之，人间者，性灵之体也；自由者，权
利之实行力也。所谓性灵，所谓意志，所谓权利，皆非个人以外之物。国家利益社会利益，
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
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
所罕见”。
正是蔡元培在一九一七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 “囊括大典，
以 网罗众家，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精神改造了北京大学，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由此可见，”五四”先贤的思想倾向就是三百年来早已成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脉的自由
主义和个人主义。
至于还有一位“五四”运动中特别杰出的人物，中国新文学的开山大师鲁迅，不但以其
文学的天才刻画出中国人在两千年的专制主义下受扭曲的性格，如阿 Q 和《狂人日记》中的
“我”，大大扩大和加深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而且也在思想战线上树起一面不朽的个人
主义旗帜，而且在晚年和蔡元培、宋庆龄一起组织保卫人权大同盟，为确立和发扬中国的民
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大约十年以前，也就是“五四”七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在海内外忽然兴起了一种论调（大
概是因为探索中国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出现二十年的“极左思潮”与十年文化大革命
而引起的吧），据说中国之所以出现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五四”精神过于激进的缘故；据说
“五四”先贤的思想以“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为代表，主张彻底推翻中国的旧文化，
结果使中国社会失其统绪，中国传统价值完全失落，社会无法维系，逐致造成后来的十年浩
劫。
“五四”先贤的思想过激了吗？
胡适是“文学革命”开第一炮的人，他自己也因此而“暴得大名”。至今中国文人可以
下笔万言，洋洋洒洒地用白话写文章，都应拜他之赐。当时在主张保存古文的人如林纾到胡
先骕这样的人眼中，他已经是一个过激派了。然而在整个二十世纪，他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第
一位代表人物，以“宽容”为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他往往因此而倾向妥协，遭人诟病。然
而，他本人倒是立场一贯，守正不阿，到晚年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呼吁蒋介石开放民主。
如果胡适还要被称为过激，那真不知天下还有谁不是过激派了。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当之无愧的第一员猛将，反对起作为儒学用以维系社会的精髓的
“名教纲常，君道臣节”来，真有千军辟易的气概。但是如果说他全部否定孔子，也是诬蔑
不实之辞。他不但在一九一七年就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而且在二十年后的垂
暮之年还作《孔子与中国》，其中明确地说，
“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
敢肯定地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