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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往
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虽则不致因此而特别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而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
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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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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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涉及共同体利益的许多事物而言，则我们必须有一定的机器，共同体的一些成员必须
靠它来保持纯粹的消极态度，以便他们由于一种人为的一致性而由政府引向公共的目的，或
者至少也是防止破坏这一目的。在这上面确实是不容许有争辩的；而是人们必须服从。但是
就该机器的这一部分同时也作为整个共同体的，乃至于作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而论，从而
也就是以一个学者的资格通过写作面向严格意义上的公众时，则他是绝对可以争辩的，而不
致因此就有损于他作为一个消极的成员所从事的那种事业。因此，一个服役的军官在接受他
的上级交下某项命令肘，竟抗声争辩这项命令的合目的性或者有用性，那就会非常坏事；他
必须服从。但是他作为学者而对军事业务上的错误进行评论并把它提交给公众来作判断时，
就不能公开地加以禁止了。公民不能拒绝缴纳规定于他的税额；对所加给他的这类赋税惹事
生非地擅行责难，甚至可以当作诽谤（这可能引起普遍的反抗）而加以惩处。然而这同一个
人作为一个学者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抗议这种课税的不适宜与不正当不一样，他的行动并
没有违背公民的义务。同样地，一个牧师也有义务按照他所服务的那个教会的教义向他的教
义问答班上的学生们和他的会众们作报告，因为他是根据这一条件才被批准的。但是作为一
个学者，他却有充分自由、甚至于有责任，把他经过深思熟虑有关那种教义的缺点的全部善
意的意见以及关于更好地组织宗教团体和教会团体的建议传达给公众。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可
以给他的良心增添负担的东西。因为他把作为一个教会工作者由于自己职务的关系而讲授的
东西，当作是某种他自己并没有自由的权力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进行讲授的东西；他是受命
根据别人的指示并以别人的名义选行讲述的。他将要说：我们的教会教导这些或那些；这里
就是他们所引用的论据。于是，他就从他自己不会以完全的信服而赞同、虽则他很可以使自
己负责进行宣讲的那些条文中因为并非是完全不可能其中也隐藏着真理，而且无论如何至
少其中不会发见有任何与内心宗教相违背的东西，为他的听众引绎出全部的实用价值来。
因为如果他相信其中可以发见任何与内心宗教相违背的东西，那么他就不能根据良心而尽自
己的职务了，他就必须辞职。一个就任的宣教师之向他的会众运用自己的理性，纯粹是一种
私下的运用；因为那往往只是一种家庭式的聚会，不管是多大的聚会；而在这方面他作为一
个牧师是并不自由的，而且也不能是自由的，因为他是在传达别人的委托。反之，作为一个
学者通过自己的著作而向真正的公众亦即向全世界讲话时，则牧师在公开运用他的理性上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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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无限的自由可以使用他自己的理性，并以他自己本人的名义发言。因为人民（在精神事
务上）的保护者而其本身居然也不成熟，那便可以归结为一种荒谬性，一种永世长存的荒谬
性了。
然则一种牧师团体、一种教会会议或者一种可敬的教门法院（就象他们在荷兰人中间所
自称的那样），是不是有权宣誓他们自己之间对某种不变的教义负有义务，以便对其每一个
成员并且由此也就是对全体人民进行永不中辍的监护，甚至于使之永恒化呢？我要说：这是
完全不可能的。这样一项向人类永远封锁住了任何进一步启蒙的契约乃是绝对无效的，哪怕
它被最高权力、被国会和最庄严的和平条约所确认。一个时代决不能使自己负有义务并从而
发誓，要把后来的时代置于一种决没有可能扩大自己的（尤其是十分迫切的）认识、清除错
误以及一般地在启蒙中继续进步的状态之中。这会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人性本来的
天职恰好就在于这种进步；因此后世就完全有权拒绝这种以毫无根据而且是犯罪的方式所采
取的规定。
凡是一个民族可以总结为法律的任何东西，其试金石都在于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民族是
不是可以把这样一种法律加之于其自身？它可能在一个有限的短时期之内就好像是在期待
着另一种更好的似的，为的是好实行一种制度，使得每一个公民而尤其是牧师都能有自由以
学者的身份公开地，也就是通过著作，对现行组织的缺点发表自己的言论。这种新实行的制
度将要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对这类事情性质的洞见已经是那么公开地到来并且得到了证实，
以致于通过他们联合（即使是并不一致）的呼声而可以向王位提出建议，以便对这一依据他
们更好的洞见的概念而结合成另一种已经改变了的宗教组织加以保护，而又不致于妨碍那些
仍愿保留在旧组织之中的人们。但是统一成一个固定不变的、没有人能够（哪怕在一个人的
整个一生中）公开加以怀疑的宗教体制，从而也就犹如消灭了人类朝着改善前进的整整一个
时代那样，并由此给后代造成损害，使得他们毫无收获，这却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一个人
确实可以为了他本人并且也只是在一段时间之内，推迟对自己有义务加以认识的事物的启
蒙；然而径行放弃它，那就无论是对他本人，而更其是对于后代，都可以说是违反而且践踏
人类的神圣权利⑥了。
而人民对于他们本身都不能规定的事，一个君主就更加不可以对他的人民规定了；因为
他的立法威望全靠他把全体人民的意志结合为他自己的意志。只要他注意使一切真正的或号
称的改善都与公民秩序结合在一起，那么此外他就可以把他的臣民发觉对自己灵魂得教所必
须做的事情留给他们自己去做；这与他无关，虽则他必须防范任何人以强力妨碍别人根据自
己的全部才能去做出这种决定并促进这种得救。如果他干预这种事，要以政府的监督来评判
他的臣民借以亮明他们自己的见识的那些作品；以及如他凭自己的最高观点来这样做，而使
自己受到〃Caesar non estt supra grammaticos〃⑦（凯撒并不高于文法学家）的这种责难；
那就会有损于他的威严。如果他把自己的最高权力降低到竟至去支持自己国内的一些暴君对
他其余的臣民实行精神专制主义的时候，那就更加每况愈下了。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那么回答就是：〃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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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但确实是在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⑧目前的情形是，要说人类总的说来已经处于，或
者是仅仅说已经被置于，一种不需别人引导就能够在宗教的事情上确切地而又很好地使用自
己的理智的状态了，则那里面还缺乏许多东西。可是现在领域已经对他们开放了，他们可以
自由地在这上面工作了，而且对普遍启蒙的、或者说对摆脱自己所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的
障碍也逐渐地减少了；关于这些我们都有着明确的信号。就这方面考虑，这个时代乃是启蒙
的时代，或者说乃是腓德烈⑨的世纪。
一个不以如下说法为与自己不相称的国君：他认为自己的义务就是要在宗教事务方面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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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人们加以任何规定，而是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又甚至谢绝宽容这个高傲的名称；
这位国君本人就是启蒙了的⑩，并且配得上被天下后世满怀感激之情尊之为率先使得人类，
至少从政权方面而言，脱离了不成熟状态，并使每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自由地
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在他的治下，可敬的牧师们可以以学者的身份自由地并且公开地把
自己在这里或那里偏离了既定教义的各种判断和见解都提供给全世界来检验，而又无损于自
己的职责：至于另外那些不受任何职责约束的人，那就更加是如此了。这种自由精神也要向
外扩展，甚至于扩展到必然会和误解了其自身的那种政权这一外部阻碍发生冲突的地步。因
为它对这种政权树立了一个范例，即自由并不是一点也不关怀公共的安宁和共同体的团结一
致的。只有当人们不再有意地想方设法要把人类保持在野蛮状态的时候，人类才会由于自己
的努力而使自己从其中慢慢地走出来。
我把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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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事务方面，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向他们的臣民尽监护之责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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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但是，一个庇护艺术与科
学的国家首领，他的思想方式就要更进一步了，他洞察到：即使是在他的立法方面，容许他
的臣民公开运用他们自身的理性，公开向世上提出他们对于更好地编篡法律、甚至于是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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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讳地批评现行法律的各种见解，那也不会有危险的。在这方面，我们有着一个光辉的典范，
我们所尊敬的这位君主（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⑾就是没有别的君主能够超越的。
但是只有那位其本身是启蒙了的、不怕幽灵的而同时手中又掌握着训练精良的大量军队
可以保障公共安宁的君主，才能够说出一个自由国家所不敢说的这种话：可以争辩，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