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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
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
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
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
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
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
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
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
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
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论传统与反传统
王元化
（1920… ），中国现代学者．文学评论家。本文原
载 1988 年 11 月 28 曰《人民日报》。有删节。
一
长期以来，海外对“五四”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使人读后深受启
发。不过，我对于有些海外学者否定五四的偏激态度是不能苟同的。例如，有人把“五四”
运动跟义和团相提并论，说成是偏颇的两极（杜维明）。还有人进一步说，“五四”是“文化
大革命”的先河（宫崎市定）。另一位美国华裔学者也说“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
最温和的胡适在内都是“感情用事”的（唐德刚）。流风所披，这些年来，随着新儒学和儒学
第三次复兴的传播，国内也出现了和海外某些学者评价“五四”的类似论点。我觉得这是由
“五四”的反儒精神所激起的，从新儒学和儒学第三次复兴的崇儒立场出发，自然会引申出
“五四”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和主张全盘西化的论断。
从表面看，
“五四”打倒孔家店，
“文革”批孔，两者似乎一脉相通。我最近读到海外学
者的一篇文章，以对儒家的态度来衡量国内学者，认为在今天谁推崇儒家或至少对于儒学的
尊重多于批评，谁就是纠正“文革”批孔的错误，谁就是开明改革派。这种看法大概是由于
对国内情况有些隔膜，所以作了这样的判断。他们不理解在过去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思想
批判只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实用手段，只要略为了解诸如海瑞、《水浒》等这些历史人物和历
史故事在剧烈政治斗争中的浮沉荣辱就可以明白了。“文革”前，海瑞是号召作家去写的清
官楷模，但由于政治需要一下子就成了为“文革”序幕祭旗的牺牲品了。
《评新编历史剧（海
瑞罢官）》是真的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吗？不是。《水浒》这部小说曾被宣布包含了不少辩证
法，新编京剧《三打祝家庄》也一再受到热烈的奖励，但是在“文革”中一下子变成了宣扬
投降主义的反动著作。当时是真的批宋江吗？不是。它们都作为影射的符号，所谓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这些选来祭旗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只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替罪羊。批
孔也是一样，就在当时恐怕连不大识字的人也都明白批大儒、批魁儒究竟批的是谁。这也就
是当时除了御用写作班子的少数笔杆子外，理论工作者（哪怕是一贯对儒家采取批判态度的
人）都对这场闹剧采取了坚决抵制态度的缘故。如果不懂历次政治运动总要通过文艺批判来
揭开序幕，如果不懂自有文字狱以来就已存在的所谓“影射”这两个字的妙用，那么只能说
还不大了解国情。须知，“文革”期间，固然是把封资修一古脑儿作为批判的对象，可是，
经历这场浩劫的过来人都可一眼看穿它的皮里阳秋。尽管表面声言封资修是一票货色，而实
际上今天谁都知道“文革”是封建主义复辟。试问：当时被尊崇并凌驾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
法家不是封建主义是什么？作为封建主义思想支柱的三纲五常，对儒法二家来说是相通的，
甚至是互补的。倘使知道“文革”期间连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都当做外国的孔夫子去
批，难道还能认真地——或者直白地说，迂腐地去把这场批判当做是真在反儒吗？
一位海外学者在文章中说，毛泽东继承了“五四”的彻底反传统主义（林毓生）。关于毛
泽东的文化思想，现在已开始了较为实事求是的研究，使许多问题都逐渐明朗起来。分析他
在文化上的一些观点，是项复杂的工作。如果仅仅根据他说的一些话，从表面上去判断，就
难以弄清真相。他是政治领袖，在政治策略上具有丰富斗争经验。早在 40 年代，毛泽东就
以“形式主义”的说法指出“五四”评价问题全好全坏方式的片面性，这恰恰与上面那位海
外学者说的把传统当做统一整体加以全盘否定的“五四”人物的思想模式是大相径庭的。虽
然毛泽东对于传统也说过一些片面、过激的话，但是对他多作一些了解，就可以看出他并不
否定孔子。他称他为孔夫子。从他赞美鲁迅为新中国的圣人这一称号，似乎也从中透露一些
消息。一再被人援引的经典性的说法，所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总结，这是他的名言。从
他的思想，从他的文章中的征引，可以看出他和包括孔学在内的旧学的渊源关系。据传他晚
年读的是大量线装书。其实更早时候，40 年代初，他在那篇作为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的纲领
性文件《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表示了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他批评当时学者“言必
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但事实上，就是在近五十年后的今天，我
们这里究竟有多少人懂得希腊呢？这种激愤同样表示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偏爱。我认为说他
继承了“五四”彻底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思想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恐怕是太不了解
他了。
二
“五四”究竟是不是全盘否定传统与主张全盘西化？这不是三言两语可说尽的，回答这
个问题涉及怎样理解批判继承传统的问题。长期以来，批判继承的最简练的说法就是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这个说法经过不断简化和滥用，已变成一种机械理论、照这种理论看来，知识
结构只是各种不同成分的混合与拼凑，而不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各部分之间没有相互渗
透和相互作用，没有完整的系统或体系，因而可以进行任意分割和任意取舍。但是，就知识
结构的整体、系统或思想体系来说，却不容这样割裂。正是由于上述机械观点长期成为批判
继承文化传统的准则，于是对古代某—思想家进行评价时，往往出现了不同观点的评论者从
中各取所需，作片面的摘引，以证己说。这种摘句法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结论和截然不同的
评价。形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奇异混淆。我们很少去把握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从
各部分到整体，再从整体到各部分，进行见树又见林与见林又见树的科学剖析。
就思想体系来说，我认为后一代对前一代的关系是一种否定的关系。但否定就是扬弃，
而并不意味着后一代将前一代的思想成果彻底消灭，从而把全部思想史作为一系列错误的陈
列所。前一代思想体系中积极的合理因素，被消融在后一代思想体系中，成为新的质料生成
在后一代思想体系中。这是辩证法的常识，也是思想史的事实。但是，要真正吸取传统文化
中的积极的合理因素，要真正把它们消融成为新体系中的质料，就得经过否定。正如淘金，
就像刘禹锡诗中说的：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批判得愈深，才愈能区别精华
与糟粕，才愈能使传统中的合理的积极的因素获得新的生命。我以为对于“五四”的反传统
精神也应从这种角度去理解。——听到否定传统文化就马上紧张起来，以为又在闹义和团，
或重演红卫兵故伎。这种紧张实际上是基于一种保守的心态。
须知，对旧传统不能突破就不能诞生新文化。每一种新文化的诞生，都是对旧文化的否
定。至今我仍觉得恩格斯的下面一段话是对的：每一个新的前进步骤，都必然是加于某一种
神圣事物的凌辱，都是对于一种陈旧衰颓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举行的反叛。“五四”所面
临的是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主义。它并没有陈旧衰颓，相反，倒是盘
根错节，豺踞枭视，始终顽强地挺立着。因此，“五四”对它的反叛就得使出加倍的力气，
而不像西方启蒙运动那样，是在对付一个远比长期盘踞的超稳定性力量要脆弱得多的封建主
义。责备“五四”反传统用力过猛的人，不加区别地以彼例此，对两者绳之一律，恰恰忽视
了这一事实。遗憾的是他们反倒往往指责“五四”硬套西方而不顾及本身的特定情况。这真
是忘了自己眼中的梁木而去嘲笑别人眼中所不存在的刺。
三
最近我读到一位得到海外文化学者赏识的青年朋友写的文章。她认为文化传统 （儒家思
想）积淀在我们思想深处是难以摆脱的。为了证明这没有什么不好，她举出了甚至海外唐人
街所存在的那些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