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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在《灯下漫笔》中,他更认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
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而所谓几千年的文明史,在
他看来也不过只有两样时代:一、
“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二、 ”
批判的同时必有建设,建设的道路就是与世界接轨,而当时所谓世界当以西方现代文明为代
表。所以,陈序经提出全盘西化,胡适改用充分世界化,其实内容相差无几。充分世界化,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全球化。
然而,告别千年传统而走向新文明,人们的认识不会轻易一致。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
伴随着激烈论战,后来,文化冲突也从未中断。有人认为传统文明不容否定,因而努力维护
传统;也有人认为西方文明已经没落,正等待着中国文化的拯救,因而努力弘扬传统;更有
人认为应该接纳西方文明,但必须同时保持传统。梁启超、杜亚泉、梁漱溟等都是上世纪初
的代表人物。特别是梁漱溟,他与熊十力、冯友兰等一起被称做新儒家。在 1930 年代,王
新命等 10 教授发表宣言,要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到五六十年代,大陆没有讨论空间,台湾
学者却又掀起了一轮讨论,其代表是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1970 年代后,
由于“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海外又出现了杜维明等为代表的“儒学第三期复兴”。他们
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努力弘扬传统,或致力于民族文化复兴,或致力于“创
造性转化”。
矛盾众多,冲突在各个层面展开,但冲突的焦点非常明显:世界化还是本土化。
在一百多年的冲突中,当权者无论表面如何装扮,事实上都在固守旧传统而不愿认同新
文化。或者说,都不愿在根本上变革。从袁世凯开始,就以“特别国情”为由拒绝自由、民
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他们可以弃长袍改西装,弃轿子改乘汽车,却拒绝放弃专制而改行民
主,拒绝放弃主子之权而保障公民权利。他们的语言和思路都非常相似,一是强调西方价值
不适合中国国情,二是强调中国文化应有中国特色。
面对上述冲突,我想,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出发点和价值立场。鲁迅等人是以人的生存
和发展为终极价值尺度。在这一价值尺度的衡量下,古老传统便显得野蛮和残暴。因此,有
人苛责他们“激进”,全盘反传统,不尊重国情,制造文化断裂,都不算太冤枉他们。但问
题在于,如果认定了正是传统使中国人活得不像人,认定了所谓“国情”就是以剥夺人权和
扼杀人性为天经地义,面对这样的传统和“国情”,到底又该怎么办?
冲突已经持续了一百年,作为后人的我们仍然没有理由放弃思考。
李新宇
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胡适
(1891…1962),中国现代学者,思想家。本文选
自胡明编《胡适精品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
社,1998。
二十年前,美国“展望周报”(The Outlook)总编辑阿博特(Lyman Abbott)发表了一部自
传,其第一篇里记他的父亲的谈话,说:“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
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阿博特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一句评论,他说:
“我父亲的话是不错
的。但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他老人家的算术还有点小错。其实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还只
是名词上的争论。”
这几个月里,我读了各地杂志报章上讨论“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的争论,我常
常想起阿博特父子的议论。因此我又联想到五六年前我最初讨论这个文化问题时,因为用字
不小心,引起的一点批评。那一年(1929)“中国基督教年鉴”(Christian Yearbook)请我做一
篇文字,我的题目是“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
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抵抗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
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
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那部年鉴出版后,潘光旦先生在“中国评论周报”里写了一篇英文书评,差不多全文是
讨论我那篇短文的。他指出我在那短文里用了两个意义不全同的字,一个是 wholesale
;一个是 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译为“一心一意
wes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
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潘先生说,他可以完全赞成后面那
个字,而不能接受前面那个字。这就是说,他可以赞成“全力现代化”,而不能赞成“全盘
西化”。
陈序经、吴景超诸位先生大概不曾注意到我们在五六年前的英文讨论。“全盘西化”一
个口号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评,引起了不少的辩论,恐怕还是因为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点语
病。这点语病是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
“全盘”。其实陈序经先生的原意,并不是这样,至少我可以说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这样。
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我
一时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几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
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
所以我现在很诚恳的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
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作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
。
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
我的提议的理由是这样的:
第一,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例如我此刻穿着长袍,踏着中
国缎鞋子,用的是钢笔,写的是中国字,谈的是“西化”。究竟我有“全盘西化”的百分之
几?本来可以不生问题。这里面本来没有“折衷调和”的存心,只不过是为了应用上的便利
而已。我自信我的长袍和缎鞋和中国字,并没有违反我主张“充分世界化”的原则。我看了
近日各位朋友的讨论,颇有太琐碎的争论,如“见女人脱帽子”,是否“见男人也应该脱帽
子”;如我们“能吃番菜”
,是不是我们的饮食也应全盘西化。这些事我看都不应该成问题。
人与人交际,应该“充分”学点礼貌;饮食起居,应该“充分注意”卫生与滋养!这就够了。
第二,避免了“全盘”的字样,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赞助。例如陈序经先生说:
吴景超先生既能承认了西方文化十二分之十以上,那么吴先生之所异于全盘西化论
者,恐怕是毫厘之间罢。
我却以为,与其希望别人牺牲那“毫厘之间”来迁就我们的“全盘”,不如我们自己抛
弃那文字上的“全盘”来包罗一切在精神上或原则上赞成“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的人
们。依我看来,
“充分世界化”的原则之下,吴景超、潘光旦、张佛泉、梁实秋、沈昌晔……
诸先生当然都是我们的同志,而不是论敌了。就是那发表“总答复”的十教授,他们既然提
出了“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的三个标准,而这三件事又恰
恰都是必须充分采用世界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的,那么,我们在这三点上边可以欢迎“总
答复”以后的十教授做我们的同志了。
第三,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
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
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
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
你尽管说基督教比我们的道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实上基督教有一两百个宗派,他们自己就
互相诋毁,我们要的是哪一派?若说:
“我们不妨采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会是“全盘”
了。这些问题,说“全盘西化”则都成争论的问题,说“充分世界化”则都可以不成问题了。
鄙见如此,不知各位文化讨论者以为何如?
原载天津《大公报》1935 年 6 月 21 日
灯下漫笔
鲁迅
(1881…1936),中国现代作家。本文选自《鲁迅
全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一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
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
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
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
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