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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就说：“别动队”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他振振有词的讲出许多根据，那都是我们这些青
年所完全不知道的。就这么白天批斗，夜间叫他写材料，硬逼成了特务。还有一个上海来的
小伙子，光是背家庭历史，就背成了特务，后来他说他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大茶壶……
对我来说，最糟糕的是杨述就是四川地下党的。起初他曾存侥幸之心，因为过去川东、
川西是分开的，韩某人他们是川西的，他自己是川东的，指望着还不致被株连。哪里想到，
后来“伪党”的范围越扩越大。在又一次的地委全体干部会上，记得也是李部长代表地委作
报告，讲“当前反特斗争的形势”。他说，现在延安党中央那边，已经查出国民党有一种“红
旗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尽量把共产党员转变为国民党党员，让他们回到共产党内，去“打
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是凡捉去的共产党员，如不肯具结当特务，就决不释放出来。所以，
凡是释放出来的，无例外地都是特务。国民党在监狱里“短促突击”，两个小时就把你变成
特务了。
这一下子打垮了多少为共产主义而坐牢的人！我无法估计。反正，当时杨述可是挨上了。
他是 1939 年在重庆被捕的，因为身带文件走人群众大会会场，门口恰恰碰见检查的人，他
当场就把秘密文件吞进肚里，知道已难幸免，就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被捕而去。这是
当时许多群众亲眼所见，有目共睹者证明的。后来，由周恩来同志出面，把他作为八路军驻
渝办事处的公开工作人员，保释出来了。但是，就是这样，还是根据上边宣布的那一条“红
旗政策”的逻辑，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后来，他就被押进了“整风班”，关押起来。整风，
整风！毛主席的整风报告说得多么有理，怎么这里却是这样干的？
当时，地委书记天天拍桌子大发雷霆，李部长天天来找我，叫我劝杨述赶快“坦白”。
我一个人带着个才一岁多的孩子住在空窑洞里，没有人再理我。许多知识分子干部纷纷“坦
白”。包括曾被捕的和没有被捕的。我记得有一个画家李又罘，是因为进入陕甘宁边区后，
凑巧他哥哥到边区边缘地带出差（好像是个科学考察队之类），他请了几天假出去看望了一
下哥哥，就成了特务罪证。还有一个陈伯林，什么罪证也找不出，只因他是四川的党员，才
从外县被叫回绥德，第一次谈话就“指出”他是特务，于是他就“进城坦白、下马投降”了，
而且还为此受到了“表扬”。甚至，在绥德师范礼堂的斗争大会上，有人向一个被怀疑者提
出：“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京坐得上火车？”对于历史上找不出任何疑点的
我，也有人说：“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
太荒谬了！太可怕了！到这时候我已经完全懂得了这是胡闹，是毫无常识又对共产主义
毫无信心的奇怪创造。这分明是在替国民党发明创造了许多国民党自己都从未想到过的“政
策”。奇就奇在后来被俘的国民党大特务康泽、沈醉等，都从来没有回忆起他们有过这么一
个“红旗政策”“短促突击”
、 ，而当时我们的上级却是言之凿凿。而且不止在 1942 年，一直
到“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这么干。对于刘少奇主席的定罪，不就是这样吗？说一个人信仰
共产主义好几十年，出生入死为共产主义奋斗过，还不能忠于共产党，却在国民党的两小时
“短促突击”之后，就立即变为特务，能拼生舍命忠于国民党。既如此，你的共产主义还有
什么力量？又如何能够在国民党势压全国的时候争取那么多青年跑到延安？这种荒谬到不
可理喻的说法，却形之于文件，而且在党内流行这么多年。为什么左的影响会如此之大？在
1942 年，我却不曾懂得。
我只觉得这样来怀疑我们是太冤枉了。
我一个人在空窑洞里抱着孩子流泪。杨述被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们整队到无
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这正是北国的 12 月）
。有一天，天还不明，我睡在炕上怎么也睡不
着，突然，窑门轻轻启开，是他进来了。我又惊喜又害怕，抱住他问是怎么回事。他低声说：
“我偷偷逃出一会儿，回来看你。你千万不要相信，我决没有那些事。”我说：
“当然不会信。
你快走，免得出大事情。
”他急急忙忙走了。我哭了半天。
又过了一阵，简直所有的外来干部都沾上特务的边了。宣传部长还和我谈话，说延安来
的情况，柳湜、柯庆施都是特务。组织上也已决定杨述是特务。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念
崩塌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
泽东伸冤，也无结果。我还指望什么？于是，我答应了李华生，自己去整风班，“劝说”杨
述。
我怎么劝说的呢？到了那里，他从大炕上被叫起来，我们俩人在一张木板桌边会面。一
人一条木凳，旁边还有别人。我见了他，只说得一句：“形势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
罢。”说罢就大哭起来。他也放声痛哭，说了一句：“好的。
”我就走了。
后来我就在绥师礼堂听到了他的“坦白”。他说：他就是在被“短促突击”的时候突击
成为特务的。但是他既没有特务上级，也没有下级。国民党给他的任务是做“路线特务”，
即专门破坏共产党的路线。凡是他以前被“批判”过的言论，全是他进行这一破坏的具体措
施。
（什么言论呢？当时的批判者把他发表的杂文归纳起来，定为“六大论”。即“良臣择主
论”，意为好的干部应选择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南开中学论”，意为我们的中学应提高教学
质量，办成像南开中学那样；
“曹操的本领论”，意为领导者应宽宏大量，能够容人，不可察
察为明；
“党内人情世故论” 意为在共产党内有共产党本身的一套人情世故，
， 不可不知；
“久
假不归论” 意为一个人长期习于一种他未必全信的思想习惯，
， 久之也可以变化其真正思想。
还有一论我忘了。）他这种奇特的“坦白”，竟然也算过了关。然后下面由别人继续坦白。李
又罘也坦白了，说自己哥哥是来和他接特务关系的。我们的邻居梅，也坦白了，他竟全抄杨
述的创作，自称是“策略特务”，专门破坏共产党的策略的。如此等等，无奇不有。而当时
的地委居然报到中央，认为这是一大胜利。
天真的我们，还以为这是地委几个人干的，杨述跑到延安去上诉。后来才知道，原来延
安的情况比绥德更厉害。我们多年相知的一些朋友都被打进去了。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被迫
自杀。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除了“四川伪党”还有个“河南伪党”。除到处开会斗
争和关押人之外，还公然办了一个报纸，叫《实话报》，上面专门登载这一些谎话。有一个
和我同路来延安的河南女孩子叫李诺，被公布在这张报上，简直把她说成了特务兼妓女。这
份报纸真应该保存影印下来，像《解放日报》一样地影印下来。为什么不影印呢？无论那是
对还是错，都应当影印。作为史料，传之后世。
来到延安，知道好几对夫妻，都因为这次运动而离异。他们都是青年时代在革命队伍里
相恋的好伴侣，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一方“听党的话”，相信对方是特务，而且一口咬定对
方是特务，自然就把对方的心给伤害了。由此造成的伤痕，比对方移情他人还难弥合，于是
到事情完了之后就离婚了。我听到杨明生说：抢救运动起来之后，说四川是“伪党”，从四
川来的党员被一网打尽。当时还发明了一个帽子，叫“不自觉的特务”。把那些实在无“毛
病”可挑的青年都归入此类。他的妻子经别人说服之后，承认了自己是“不自觉的特务”，
她的特务关系是由杨述转交给杨明生的。她去说服杨明生：我都是特务了，
“ 你还不是特务？”
杨明生只能苦笑：“你是特务吗？”我还知道我们的同学裴××奉命审讯特务，他明知此人
不是特务，竟两人共同编造了一份口供，送了上去。
这是干什么啊？可是上级硬是这样干的。一些信念不那么牢固的人实在不能不遭遇一次
信仰危机。后来我回到延安，有一位从天津跟我一起出来的吴英（她原是我妹妹的同班，比
我低两班的南开女中同学），见到我，说起她在延安行政学院被禁闭，连上厕所都要排队出
来才行。她忽然说：“我那时想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决不
会来。”实在使我这个“先觉分子”无言可对。还有一个叫丁汾的女孩子，外来知识青年，
当时在绥德担任区长。抢救运动中把她也打成了特务，理由是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专员。后
来，在案子甄别平反之后，我去参加平反大会，只听她站在台上哭诉当时受冤屈的心理状态，
她竟说：“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当
时我就想过，如果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听了
她这话使我心惊胆颤，如冷水浇头。我倒不是怕她来杀我，杀共产党，我知道她虽然说得狠，
其实不会那样做的。我们谁也不会那样做。我气的是这样“为丛驱雀”，硬把她驱赶到这等
地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