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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起投枪来继续战斗。到延安以后也的确是这样的。当时在中央青委，领导干部冯文彬、
胡乔木同志放弃自己应当享受的“小灶”待遇，和大家一起吃大灶。我们每天紧张热情地工
作。我当《中国青年》的编辑，稿子弄好，不分什么主编和编辑，大家互相看，互相修改。
以后我怀着打算牺牲的决心到前方去，又回来……那时候我们传唱过两句苏联的歌：
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
无非人种黑白棕黄红。
这是我们心里的歌。
现在有人说，那种感情是一个人年轻时幼稚单纯的感情。我想，那其实不是一个人的，
而是我们的民族的精英当时都处在那么单纯到透明的时代的感情啊！不止我们这些年轻人，
我就见过足以做我的父辈的也和我们一样！（谢老觉哉、李老六如、鲁老佛如、钱老来苏、
董老必武……我是都见过。也认识的。）
到 1982 年，有一个去美留过学的中年人告诉我：他在美国见到几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
华人科学家，他们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其中一个科学家告诉他：
“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
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
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
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我间接地听到了这位远隔重洋的老同学的心里话。他说
的全是事实。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
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
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重大的事件，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
响，我能置身其中是很荣幸的。但在这场斗争中，我也深感道路之曲折。我在边区第一次受
到意想不到的打击是“审查干部”，后来改名“抢救运动”。
我第一次听到“审查干部”这个名词是在绥德地委的院子里。组织部长白治民按照中央
的部署给我们作报告。我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我们自搬凳子，沐浴着阳光坐在空
气清新的大院里，完全是一次机关里的普通会议。白治民站在我们的面前。他说：“现在要
审查干部了。我们是党员干部，当然应该亮出自己的历史来接受党的审查。”我当时一听就
想：这是当然的，还有什么疑问？我的一切历史（极其简单的历史，一个想革命的学生投奔
延安）早就全亮出来了。还要多详细我就补充多详细，那还有什么说的？可是，接着他讲的
是：“如果党怀疑我们是特务，是特务的，那就要如实交代，不允许任何不老实……”
天！审查干部是在说干部，怎么扯到特务上去了？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失口说错了话，要
不就是他没把中央文件看清楚，这分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两回事，怎么搅在一起？
可是，转眼之间运动就掀起来了。
当时我和我的爱人杨述在地委编《抗战报》。领导上告诉我们，绥德师范学校发现特务
窝，要我们即往报道。几天内绥德师范就被封锁了，门口站上了岗，不允许我们再进去。我
们两人本来都是在绥师教过书的，这里竟有那么多的特务，实在使我们震惊。当时只有埋怨
自己政治嗅觉太迟钝，敌我不分；只有一面赶紧接受阶级教育，一面抓报道，天天连夜看材
料。
开始时，那材料的轮廓大致是：绥德分区由共产党接收时，有相当大一部分原国民党的
省立绥德师范的教师留下来工作。这批教师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系统，他们发展了一批学生
特务，特务的范围在绥德本地的师生中间。一下子，本地人都成为受怀疑的对象。我们到绥
德师范去听特务“坦白”会。在大礼堂里，只见一个比桌子略高的学生上台去坦白，自称是
“特务”。还记得一个叫白国玺的小青年上去说：是特务组织指示他，叫他在厕所墙上胡乱
画猥亵的画。又一个学生说，他搞的“特务破坏”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后来呢，
“运动”越搞越深入，绥德师范的“整风领导小组”给我们交来了他们“深挖”出来的特务
材料，让我们登载。原来绥德师范还存在着特务美人计。领导人就是杨述所熟识的一个语文
教师，队员是许多女孩子。据说这些女学生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
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美人计”，三年级“春色队”……
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不认识那个被称为“美人队”的队长，私
下向另一个熟识的教师打听，他说：
“是个 20 岁的姑娘，喜欢说笑，哪里想到她会是川岛芳
子！”可是那位被称为“特务头子”的语文教师栾丁生就在大会上讲：
“刘瑛（她的名字）走
了，后来不大容易找到她这样的特务女性……”
真的是特务女性啊！于是我们把一个女学生刘国秀写的标题为《我的堕落史》的文章登
了报。我是深信不疑的。而这样的文章一登，后面来稿就越来越踊跃，越写越奇。特务从中
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 岁的、11 岁的、10 岁的，一直到发现出 6 岁的小特务！这已经
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是我仍然不怀疑。直到有一次，我们报社新来了两位年轻的文书，
其中一个人的小弟弟，就是新近被登报点名的小特务。我问她：“你弟弟怎么会参加了特务
组织啊？”对这样的一个理应惊心动魄的问题，她只报以淡淡的一笑。她说：“他啊？你只
要给他买些吃的，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是这样！这个比我年轻的本地青年的话，才稍稍开了我一点窍。那么，这些小孩子的事
有些可能是编的了？但是我依然没有想得更多。直到后来，有一个从榆林（国民党统治区）
回来的女学生，被我们的一位文书拉到报社来闲坐。她是《我的堕落史》里的人物之一，于
是我想采访一下，发现些新线索。我问：“那位刘国秀的文章，你看见过没有？”她也是淡
谈地笑了笑，说：“看见过。……我们当时看了觉得真奇怪。她说的什么呀，反正我们一点
也不知道。”她两句话带过去了，表情既不慌促，也不着急。我看出她把这篇文章只当信口
胡诌，并不以为意。我这个比她大几岁的人才又一次心里不能不琢磨。这……这是真的吗？
那些“美人队”“春色队”的奇怪名称，庞大的半公开的组织，这些年仅 15 岁至 17 岁的土
、
里土气的县城中学女生……这像真的吗？
但是我还不敢否定这些编造，我还在每天为搜集这些“材料”而奔跑。
接着运动从学校发展到社会，开斗争大会，斗争所有从原来的国民党统治下的绥德留下
来给共产党工作的干部。他们大部分都成了“特务”。这已经够使人吃惊了，然后来了更使
人想不到的事情运动引向了外来干部，引向我们这些不远万里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
第一次会议还是在绥师开的。我坐在下面，上去一个“坦白交代”的人，一看，想不到
是绥师的教师一个从四川来的大学生郭奇。他说自己是特务，有暗藏的手枪。他说他的特
务上级就是韩某人，还有胡某人。听到这些，简直使我震惊得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这些人
都是我所熟识的人啊！他们都曾是成都地下党的负责人，被国民党追捕过。他们经手送了多
少人来解放区，怎么自己却成了国民党的特务，而且还暗藏着什么手枪？郭奇本人就是由他
们送进解放区来的，他们怎么竟会是有意送了这个特务来搞破坏？这太出人意料了。可是郭
奇就站在上面，他的确是这么说的。他还说那个韩某人是个“大阎王”。而我所知道的这个
人，是个“一二·九”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一个朴素沉着的人。
这已经使我心里震动极了。我简直难以相信，又不能不相信证人就站在那里！接着，
会议的主持人宣传部长李华生又上去讲了一番号召特务们迅速坦白的话。他面对着台下的全
体群众有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几乎是把我们全体都当成特务的样子，要我们坦白，然后
说了一句最吓人的话：“四川伪党的问题中央已经发现了，要追查到底！
”
“四川伪党”！那么整个四川省的共产党都成了假的了！那时候，我的头脑是那样简单，
我甚至没有去设想这种估计是何等荒谬。四川是国民党由南京退出后的主要根据地，四川的
中共地下党是天天面临着杀头坐牢的危险，说他们全体是特务，这等于说共产党所坚持的革
命原则和马列主义毫无吸引力，不能吸引一切爱国青年，所有的爱国青年全被国民党吸引去
了！而且全当了特务！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啊！是反共逻辑！但是当时的我却没有胆量这样去
想。我听了，只是觉得害怕，非常怕！
我们工作的绥德地委也掀起了运动。一开始，是听每一个干部在大家面前背自己的历史，
人们听着。他讲一段，别人就提一段“问题”。判断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定会当特务。我
记得其中有一个记者，是一个上海绸缎庄伙计，因参加量才补习学校而投向革命的。在抗日
战争开始时，他加入了一个以“战时青年别动队”为名的战地服务队。于是主持会议的李部
长就说：“别动队”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他振振有词的讲出许多根据，那都是我们这些青
年所完全不知道的。就这么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