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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分的，好像都是男性知识分子啊？
王朔：你不认为我是在自嘲吗？知识分子要是都不能嘲笑，那还能嘲笑谁？我们总不能表现得像官员一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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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中国思想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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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家乡墙上的标语：比如“反苏防修”。那个时候“苏修”是我们特别常用的词，我们常常把这个词用在不喜欢的孩子身上，如果那家伙有点坏，我们就叫他“苏修”。我们家乡有个老太，因为那个时候到处在宣传要抓“苏修”特务啊，“反苏防修”啊等等，她听不懂“苏修”是什么，因为“反苏防修”要“深挖洞广积粮”，她想来想去觉得“苏修”是像黄鼠狼一样的动物，她跟我们说“苏修”这种“畜生”虽然她没有见过，但可以肯定是很坏的，会吃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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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架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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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21世纪中国，无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社会结构，其变化都是启蒙的结果。启蒙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知识、信仰、思想感情，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架构，也改变了我们自身。启蒙既指向社会，又指向人本身。这就给我们谈论这个问题造成很大的困难。我们也在“启蒙”之中，是启蒙的产物，启蒙的视域是我们难以超越的，从启蒙看启蒙，这是这个话题困难所在。但是，它有一个结果横亘在我们的眼前，一个失败的结果。启蒙的主旨是自由、平等和理性，但是恰恰这些我们都没有做到，比如平等，我们的社会恰恰显现出非常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结构。为什么呢？中国的启蒙没有西方式的基础，西方的启蒙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个是古希腊文明中关于“人”的思想，另一个是被启蒙当作反面形象来定义的宗教，它是希伯来文明的产物，中国没有这个基础。另外，就是中国社会的启蒙动力问题，西方的启蒙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关系中重新确定人的地位的，有个纯粹的目的……
王宏图：中国的启蒙和现代性密切相关。我理解的启蒙并不是指18世纪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它可以往前推到13世纪的文艺复兴，它是对过去文化的全面颠覆，种种西方现代性的问题就产生了。由于现代性不是从中国本土直接萌生出来的，它在很大一部分上是由于受到西方思想的冲击而移植过来。我们在接受现代性启蒙理念的时候对现代性本身内在的异质性注意得很少，我们把现代性包含的经济文化层面视为人类将来发展的模式，一种无法违抗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我们把现代性不加思考的接受下来，而忽略了现代性本身的很多冲突。从现代性这几百年在欧美社会以及全世界的扩充来看，现代性的本身有很多冲突，这种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实际上它也很难解决，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不公；政治生活领域中，私人利益与公共的善的冲突；文化领域，现代社会盲目追求发展，尽管它每一步是很有理性的，但总体上是非理性的，造成人的生活意义的缺乏。
郜元宝：中国现在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喜欢议论宏观的，全景的问题，这些问题无非打着中国问题的旗号，但到底什么是中国的问题？百年来，我们提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以所谓公众可以谈论的社会问题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说，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中国问题是中国的生存发展这样一些问题，也就是鲁迅当年所概括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所以社会问题始终是中国问题的一个代名词。可是我想追问的是难道中国问题就是中国的社会问题？在中国的社会问题下面，它是不是遮蔽了很多”活”的问题？比如说，在1990年代初，中国问题更加复杂一点，除了单纯的社会问题以外，还有从各种学术的关系上提出的问题。我这个”学术”是广义的，包括文史哲，经济学等等人文学术背景。那么从这些方向提出的中国问题与急迫的社会问题不一样，我们很容易把这些问题掩盖在那些急迫的社会问题之下。我们似乎以为中国的问题，它最初的出发点是社会的危机，最后问题的解决也是这种层面上的解决，那么这样的一种思考方法就是使中国的问题被掏空，变成一个没有学术的，没有自身的主体的学术和思想的社会性的问题。我觉得这恰恰是中国问题的本质，是它们成为问题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们一直把它当作社会问题来看待，就是知识分子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最有代表性。当然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社会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它的问题与其他阶层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是一个社会问题，可是当你把知识分子问题完全穷尽到社会问题里去的时候，就取消了知识分子问题上面最显著的东西，最能把握住思想的问题，变成了一个非主体的东西，变成了西方问题的重写与模仿。我想在中国现代思想史里面，这个矛盾始终是激烈的。50年代以后，当知识分子本身的思想问题被压抑下去，和工人、农民、商人摆在一起考虑的时候，中国问题被学术地浅化。社会问题掩盖了中国问题，这是中国思想失败的一个根本特征。那么原因何在？为什么社会问题有这么大的迫切性，使我们的思想问题始终不能形成一个传统，一个不可剥夺的方向？我觉得要从思想而不是从思想的结果上去探讨中国问题。
王宏图：那你所说的思想是指什么呢？
郜元宝：我觉得中国社会问题压抑中国思想问题，有它的思想根据。就是说我们的思想中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思想是用来解决外在的社会现实的问题，
葛红兵：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比如说孔子与同时期的苏格拉底的比较。孔子对超越人世的东西不愿去讲，他愿意讲的是人在这个世界中的伦理关系，人如何在这个社会结构中安身立命，所以他更加倾向于用一种等级制度，一种“礼”的角度去关心此岸的现实世界。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20世纪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摆脱这条线索，他们拿起了外国启蒙思想的外衣，实际上与启蒙本身，更为本质的人的超越问题并没有挂钩，而是试图用启蒙作为一种武器来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社会为什么与西方社会有这么大的差距，中国社会通过启蒙怎么样才能尽快赶上西方社会的问题。而比较一下与孔子同时期的古希腊的思想家，我觉得，古希腊思想家已经发展出了纯粹的对于知识和信仰的兴趣，像苏格拉底，他就觉得应该过一种“爱智”的生活，他自己认为自己是最没有智慧的，但却是最能追求智慧的人；其次是“爱灵魂”的生活，我最近读柏拉图，柏拉图在古希腊时代已经独立地得到了一神的观念，比如他认为神应当是纯有的、自我诞生的、纯粹的这样一些原则，这与后世宗教理解已经非常接近。中国人那么容易地接受了启蒙的理念可能和中国传统思想有关。比如说启蒙的民本思想，在先秦时就存在这种“民贵君轻”等一系列的思想源头。启蒙把人的问题放在现世来解决的这个思路与中国传统把人放在伦理社会中来解决的思路实际上是一致的。但是，启蒙的一个来源是对神的反对，另一个来源是对古希腊思想的衔接，中国思想是没有这类东西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思想的问题是它没有找到本源的独立于现世社会功利要求之外的自我线索，这也是启蒙这种思维方式在西方能成功而在中国不能成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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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架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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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图：思考中国思想的问题还是要回到中国历史特殊的境域当中。19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变化是在西方的威压下发生的，这个大前提我们还是要注意到。中国过去一直存在着文化中心主义思想，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国家，它与周边的日本、朝鲜都是进贡的关系，文化上以中华文明为最高的。除了在汉代时佛教文明传进来，后来又有伊斯兰教、基督教传进来，中华民族的确没有受到更强的文化挑战。到了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这种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就丧失了。文化中心主义在儒家文化中还是明显存在的。儒家思想把比自己文化程度低的蛮族称作野蛮人。这种文化中心主义的心理进入近代以后在西方打压下一下子就崩溃了，出现了心理上的极度不平衡。所以当时提出的“中体西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不能很好地得到和消化外来的东西。
郜元宝：刚才王宏图所讲的一点我非常同意，就是说由于中国固有的传统的一部分发生断裂，所以中国现代思想很难继续享用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传统。它虽然表面上是以启蒙为现代思想开始的，但启蒙到底从哪个角度吸取了西方的东西，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思想的历史也没有很好的和西方一样共享他们的传统，当然这也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中国思想在三个方面都显得很困难：如何确立它与自身传统的关系，如何确立现代中国的思想与整个西方传统的关系，什么是西方传统至今没有说清，因为西方有很多传统。在这个夹缝里曾经有一些立足于现实的知识分子，尤其以鲁迅为代表，发展出一种现实战斗精神，他们在开放的面对西方现代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时，更强调它与中国现实遭遇时的选择创造。这是一种现代性的挣扎，鲁迅的挣扎，实际上给我们的遗产是很苦涩的。在这三条道路上中国都没有走通。在我看来这些可以归结为一点：中国思想从传统的“家”里面走出来以后，并没有找到一个现代的家，没有一个依托，在很多的可选择的道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