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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像孩子一样说真话(节选)-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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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独特的“王朔现象”。因特网上关于您的条目有9万4千多条,是一般中国著名作家的3到4倍。国内外对您的研究也非常之多,我看到的以您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不下10本,国内关于你的论文以及专著更多,总的来说,海外研究者对您的评价比较高,国内研究者许多人则低估了您的价值。在我看来,您(在文学领域)和崔健(流行音乐领域)构成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文化景观,代表了一代人的精神取向和价值选择。当然,这一切现在还远没有到给出定论的时候,不过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听听您对这一切的看法。
  让我们从您自身开始吧。您在2003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集自序中提到“这几本书都是10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东西……”,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相信的”和“不相信的”都有什么?
  王朔:一一说有点罗嗦,也没什么新鲜的。我这样讲其实是有感于自己的变化,有一件意外的、纯属个人体验的事情改变了我,可以说开启了我的视野,看到了很多古老的传说的东西,由不得我不信。过去我基本上还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现在似乎正在堕入虚无,这个下降还在过程中,一时我也说不清最终落在何处,希望不会落回原处,也未必。我正在写这个变化,也许几年后才能回答你的问题,我也不知道。
  葛红兵:西方一些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学者认为您的小说以“最现实的姿态”叙写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您写出了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您本人怎样看待这种评论?您认为您的倾向在什么意义上说是有代表性的,又在什么意义上说是没有代表性的呢?在我看来,许多中国读者对您是有误解的,因为您最最热爱的是笑谑,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我们甚至可以夸张一点说您是少有的充分掌握了“笑”的语言技巧,理解了“笑”的解构、抵抗功能的作家,您发现了“笑”这个游戏诸神的秘密武器。然而也正是在这点上,中国的读者常常是缺乏理解力的,他们不能理解“笑”的隐秘精神,常常把“笑”看成是市井气、流氓腔,对于您的“流氓作家”、“痞子文学”的评价可能也来源于这种误解;许多人被您的“坏笑”吓坏了或者迷住了,不能深入到您的内里,这方面中国最能理解您的可能是王蒙,他是个有智慧的作家,你说是吗?你能接受王蒙关于你的说法吗?
  王朔:他当然是有智慧的作家,但是因为他称赞了我,甚至在某种程度连累了他,我也就不便公然回应,这会把我们同时降低到那些人的水平上。我更乐意回应批评者,因为那样无所顾忌。说来矫情,我确实怕听好话,哪怕是有保留的好话,可能是成长经历造成的吧,现在似乎也专有一类文章是这样的,前人提携后人,后人感念前人,都很真诚,说着说着就肉麻了就党同伐异了,每当看到这类文章我总要提醒自己,可别像他们那样。——挺不容易的。
  我是在自己的生活氛围中写小说的,一直如此。写的时候纯粹出自私心,毫不也无从考虑发表后的效果。你讲的那些“意义”,我也没想到,从保持完好创作心态的功利角度想,我也不能重视这问题,那样会不由自主地为别人去写,试图影响别人的心灵。你说我有代表性,那我就要警惕了,我一直努力抵制别人的影响,不惜坚持幼稚的观念,我不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我觉得当作家最危险的就是当“代言人”的生理冲动,这样想的作家都走上了邪路。人只是表面相似,如果说我“写出了一代人的精神状态”,不如说写出了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精神是什么状态。这也涉嫌自夸了,如果不用“一代人”这类概念,也许就可以避免这类怎么回答都不对的问题。
  你真的认为“痞子文学”“流氓作家”是误解吗?我倒是觉得这评价很准确。
  葛红兵:一些评论家把您的小说归类为“新市民小说”(李劼),也有评论家认为您的小说叙写了“中国渐成的民间社会”(陈晓明),请问您个人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您自己认为您写作的姿态是“民间”或“市民”的吗?
  王朔:我总不能说自己是“庙堂”的“贵族”的。应该是吧,“民间的流氓”“市民的痞子”。
  葛红兵:谈谈北京吧。北京给了你什么呢?有人认为您小说的语言和结构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不过我不喜欢那些套用“后现代”概念的人,我宁可认为那些语言和结构特征是北京给你的,而不是什么“后现代”给你的,是北京的语言文化锻造了您的创作吧?我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小说这种文体上,北京作家和外省作家不在一条线上,北京作家的语言感觉以及对叙事的理解和外省作家几乎完全不一样,北京作家有非常独特的小说“天性”,它直接构成了小说的腔和调(它不仅是一种语言方式,还是一种精神气质),这种腔和调外省作家永远不会有,余华现在也在北京,但是他不会有这个,现在看来这个腔和调哺育了您,成就了您,您得到了北京的地气。但是,也可能这个特质会束缚您,最近几年您在创作上的沉寂是不是和这个有关呢?迄今为止,您的小说大多还是以一个人为主人公,以一个人一生中的一个段落为框架的,为什么呢?您是否考虑过把一个人的一生甚至几代人的人生纳入到一个小说里,把多个人的群像作为你的描写目标,把现当代史的标志性事件作为主题或者直接就以“北京”作为目标加以关照?



王朔:我不能走向自己的反面(2)



  王朔:我在北京,就不特别感到北京的特别。因为这个腔调对我来说是惟一的,所以我也无法改,不管这里有更大的自由还是更大的束缚。我这几年没东西是因为我在上述所说的变化中,可能还要若干年才构成写一部小说的基础。我写以前那些东西有30年的生活经验,这才几年,我不急。老实说我现在很否定我原来那些东西,现在一写,才发现原来有多不自由,为发表写作有多装腔作势,几乎笔笔都在伪装自己。说来惭愧,写了这么多年才发现发表是写作最大的束缚,放下这个包袱,立刻自由了。
  我一直在写自己的一生,这就够我写了。
  葛红兵:您在《身后一片废墟》中说您不想再写那些与您无关的东西了,不想再为金钱、信仰、读者、社会需求写东西了,如果再写您将只为您心目中惟一的读者——您自己写作。《看上去很美》是不是您为自己写作的作品呢?看得出来,你很重视这部小说,可能读者的反映让你有些失望了。最喜欢您自己的哪部作品?为什么?许多读者凭直觉把您当纯情作家,他们最欣赏您的爱情婚姻小说,也的确您许多作品在这方面特点明显。看得出来,您对几乎所有的外部问题持怀疑态度,说您是个怀疑论者也许不过分的吧?但是,您却相信爱情。这一点和您作为反叛偶像的色彩很不协调。您自己是怎么给自己定位的呢?
  王朔:《看上去很美》是我为自己写的,所以我不对读者的反应失望。我很高兴通过这部小说摆脱了一部分读者,没有读者想读者,读者太多太杂也是负担。
  我写那些爱情小说时并不相信爱情,这是我伪善的地方,为读者写作就会有这样的结果。我是刚相信爱情的,就在前面我说过的那个变化中看到的,我这才发现我过去对爱情一无所知,还恬着脸写了那些爱情小说,真是欺世。如果有工夫,我会再写一次爱情的,不感人的。
  我反叛吗?我怎么觉得我比谁都正常。过去那个中国太反叛了,反叛到人人荒谬的地步。
  这句话真把我问住了,我从来没想过要给自己定位,大家不都在天天变化么?想好好看看自己立刻就感到头晕眼花。
  葛红兵:谈谈您和与您有关的电影、电视作品吧。您有很多小说被拍成电影,还有那部您自己编导的电影,《我是你爸爸》,可以吗?2000年的瑞士洛加诺电影节上,您的这个片子被评选为当年的最佳影片,但是在国内却没有公演,我们这部资料集里也选了一些这方面的评论文章,也想听听你对电影艺术的理解以及对当下中国电影的看法。
  王朔:老实说那部电影拍得不好,能在洛加诺得奖是一个意外。国内枪毙了是件好事,我希望一辈子永远不要再有人看到那部电影。我就别谈电影艺术了,如果有空儿,我再拍两部电影以后再说。
  当下中国电影主要是受制于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具体作品都是对具体导演不公平。
  葛红兵:看过您《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一文,但您的小说大多为中篇,许多人认为您的中篇写得最好,而长篇只是中篇的扩充,因为人物数量、人物关系、社会背景含量没有突破中篇的格局,您在小说文体上,尤其是在长篇小说文体上还没有表现出您独特的创造活力,这也是许多人认为您可能是最具有争议作家,但不是最杰出作家的理由,您能谈谈您对小说文体的看法吗?
  王朔:我一直希望找到一种无视所有小说文体的书写方式。主要是观念吧,总认为小说应该有文体,在写作中不断问自己:这是不是小说?说到底还是想读者,怕他们看不懂,看着没意思,因而掉进一次次因袭当中。人不自由,作品也不自由。想明白容易,做起来要一遍遍剥自己的茧子。对我而言,放下读者,看见文体。
  葛红兵:您的作品中对文化知识有低估倾向,您总是不遗余力地嘲笑知识分子。您看到了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缺陷,对他们的人格弱点进行了批评和抨击,但在您的作品中却有一种奇怪现象,您所抨击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按性别分的,好像都是男性知识分子啊?
  王朔:你不认为我是在自嘲吗?知识分子要是都不能嘲笑,那还能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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