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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际工作内容而言，邱永汉能说流利的台语，人则老于世故、酬对敏捷，其实无须翻译人员，是以驹正春原以为这终须是一次十分无趣的旅行。殊不知抵台次日便有了意外的收获：“太子爷”派人致赠了一份礼物，另附一封短笺。礼物是仿故宫唐三彩陶塑骏马一尊，高可二尺，称得上气派珍贵；信上则感谢八九年前初次晤谈时所提供的“宝贵建言”，辞意恳切，颇能动人。然而谓之“收获”，则是在奉令前来的人物。
此人年约六旬，戴一副极厚的深度近视眼镜，生了满脸坑坑洞洞的麻子，穿一身几乎可称过时的中山装，浆挺洁净，十分严整。这老者应对唯唯，看来虽平易可亲，却有着沉静寡言的个性。驹正春是个拘礼的人，固然看来者是行走人等，仍双手捧上了名片，未料对方也掏出一张来回奉。驹正春一睹之下，不觉骇然，但见那名片上端端正正印着三个宋体大字：“李绶武”。
以驹正春对政府背景之娴熟，自然听过此人名讳：他原是“老头子”身边十分亲近的人士，早在一九五三年，即位居资政之要。是时编制尚无此职此衔，据传是“老头子”特别遴选的一批有如清客般的人物，由政训首领贺衷寒统御，可以算是权力核心最为倚重的幕僚。然而这个班子却在几年前无疾而终，外界既不知其首尾，便无从明了因由。如今驹正春一眼看出端倪，岂有放过之理？遂惊声问道：“李先生不会是那位资政罢？您怎么、怎么——”接下来的措辞该如何才不致失礼？驹正春无暇揣摩，一时竟至语塞。李绶武却温和地笑了，接答道：
“‘散馆’是常规定例，没有什么羞人的，驹先生怎么也拘泥起俗套了？”
“散馆”是明清官常用语。当时翰林院设庶常馆，新科进士朝考得庶吉士资格者得入馆修习，三年期满再考——成绩优异的，授以编修、检讨，“次者出为各部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驹正春曾追随我姑丈读书，一听便知道这“散馆”二字用得不卑不亢，还带着几分——自嘲自谑的诙谐，登时宽了心，连声称是。那李绶武却说了两句让他既愕然又恍然的言语：“下一次驹先生要是再想叫车去‘中华民国大使馆’，还是持此刺一示为妥。”
驹正春直觉以为，对方绝对不只是个替“太子爷”跑腿的信使；自其身份和谈吐判断，则李绶武之所以刻意暗示他追查富田利明的过节，不外是在提醒他：富田利明的确握有某些事实，只缘乎不可轻易示人，才断了线。然而这李绶武的名片为什么就派得上用场呢？驹正春略事思索，小心地反问道：“倘若李先生能为我解惑，我何必再跑一趟如今已易帜的‘中华民国大使馆’呢？”
“我如果能为驹先生解惑，便不劳你‘再跑一趟’了。”李绶武此言用意至显：答案在日本而不在台湾，且非从那富田利明身上问讯不可。可是紧接着他又说了下去，“当年你应该也看见了，那富田先生带着一身孝，自兹而后，普天之下的庵清光棍皆有如惊弓之鸟，大都断了问讯。之后想要再重整旗鼓，宁非难于上青天了。试问：我若能踏出此岛一步、去见那富田的话，又何须辗而转之、请托于阁下这位伊贺方面的‘道友’呢？”
扯出老漕帮这个背景，无疑是李绶武蓄意“放水”的——他似乎是在点拨驹正春，我不怕让你知道我（甚至富田利明）的背景，更重要的是，我也知道你的背景。纯以地下社会分子互不轻揭身份的惯例言之，故意称呼他一声“道友”，直等于带着些挟胁的意思了。不过李绶武并未得寸进尺，反而深深鞠了一躬，既庄重又真挚地说道：“贵我双方的关系或许朝不保夕，倒是咱们‘道友’之间的然诺信守要来得长远多了呢！”
按诸日后发生的事实，李绶武之言居然奇验无比：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田中角荣和周恩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交，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国府”亦随即宣布与日断绝外交关系。就在台湾各界再度发起抵制日语日商日货日药日服……的期间，驹正春已回到东京街头、再度拦下富田利明的计程车，道：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并授之以李绶武所交付的那张名片。富田利明显然会心同意，点了点头，以中文说道：前次不知道您和咱们‘帮朋大老’也是朋友，多有得罪了。”
“不妨。”驹正春道，“当时我为‘周鸿庆’一事深自不安，也忒莽撞了。你我且免了客套，可否请将当年的情况赐告呢？”
富田利明应声答道：“军情原本很单纯。八九月间，祖宗家门有在情治单位任事的光棍，向老爷子密呈了一条机密情报，说是有敌后工作同志，搜得舟山群岛和山东半岛两地共军兵力分布图，于‘反攻大业’极有助益。只知此人九月底要随一个机械考察团到日本，有关方面会安排他在东京停留期间投奔‘国府’，得到政治庇护。换言之，只要此人进了大使馆，‘反攻大陆’就胜券在握了。这，自然是桩好事。可祖宗家门却有不一样的看法。到了十月初，‘老爷子’居然亲自给我打了个电话，把前情说了，还传下‘旨谕’，要我务必阻挠此事，否则国共两方一旦开打，不知又要枉送多少无辜百姓的性命。我是赶大香堂磕了几千个头拜师入门的光棍，不能不遵从‘老爷子’的‘旨谕’——”
“可是我听那位‘周鸿庆’说，他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只是个联络暗号，并不是真的‘投诚’。”
“这就是不单纯的方面了。”富田利明摇摇头，道，“前一次先生您拦我的车，也许看见我带着重孝。”
“是的，我记得。”
“那是给祖宗家‘老爷子’带的。他老人家差我干下那勾当之后，就叫情治单位给盯上了。人家暗里收拾罗织，具足一应事证，过了一年十个月，便把‘老爷子’当叛党叛国分子给处置了。”
“从政府方面的立场来看，这是制裁，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不是吗？”
“不瞒您说，‘老爷子’如若不死，我心里也一直犯嘀咕；可他忽然间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才回头想出个蹊跷来。万一——万一这桩勾当从头到尾就是个计谋呢？”
“这又怎么说？”
“回想当时，‘周鸿庆’从下榻的旅馆出门，我把车迎了上去，一开门他便说了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试以常理度之，他若真要拦车去大使馆，岂便一上车就说中文？这是头一个可疑之处。其次一点，当时我只一心完成任务，慌慌张张加油上路，他又连说了几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又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先生您方才说的联络暗号么？”富田利明接着说道，“帮会中人往来交接，倘或系陌生人，必须反复盘查。你问一句，我答一句；我再问一句，你也答一句。如此答问，事先必有约定，多可至几十句，彼此才能放心。我日后回想起当日情景，越觉内中可疑：‘周鸿庆’一再追问‘你怎么说？’分明就是与人事先约定，有那么一套盘问应答的‘讲头’，可我接到的‘旨谕’里没有这套机关，哪里应答得出？只好硬着头皮把车开入使馆区，照‘老爷子’吩咐，把他送到苏联大使馆去。从头到尾，我只在‘周鸿庆’下车的时候对他说了两句话：‘有什么要说的，去同里头的人说去。’这小子当然不死心，进了苏联大使馆还嚷嚷着‘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哪里还有生路？可是中计的不只他一个，连我们‘老爷子’恐怕也不免遭人唬弄，成了人家‘借刀杀人’的刽子手。”
“这又从何说起呢？”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两份兵力分布图哇！”富田利明道，“听说这小子一进去，就给扒光了冲水，连他身上的皴皮都没放过一块，赤条条给审了七八十天，翻来覆去只说上当，人已经疯癫了。”
驹正春闻言至此，已大略知其首尾，忽然有一种落寞无助之感。如果富田利明所言不虚，则的确很可能正是那个暗中出资千万美元、款通大陆当局的人士在幕后操盘，两面放出消息——一则让“国府”最高层相信确有“周鸿庆”其人携带军情、假道日本、前来投靠；另方面则将部分联络暗号泄露给“老爷子”，假老漕帮厌兵恶战之手以除之，最后牺牲掉一个“周鸿庆”，进一步再借“老头子”的不测之威整肃了“老爷子”。
“你既然是李老前辈的朋友，我私下劝你一句话：此案不必再查下去了——再查，是会送命的。早在你前一次找上我之前一年——也就是‘周鸿庆’被押回大陆之后没几个月——‘太子爷’已经派过一个神秘人物来日本调查了一趟。原本可能只是想找回那两份兵力图，结果却有了别的发现……”
无论富田利明或者驹正春，原先都不知道“太子爷”派的这个人就是魏三爷在我临行之前提到的龙芳。
和几乎所有早年政府所培植的电影制片人一样，龙芳也是行伍出身，毕业于中央警官学校，在大陆时代曾经参加过政治大学人事行政班的训练课程，而后遭逢抗战，分别在南京和重庆的“力行社”外围组织干过特务工作。抗战末期联勤总部设有特勤署，龙芳身兼总务、人事两科科长——一手抓钱、一手抓人，这是特务组织中常见的情况，主要还是保密所需，能将权责集于最少数的自己人最好。民国三十六年，龙芳率领联勤康乐队到台湾。未几，该队便改隶“国防部”总政治部，成立康乐总队，龙芳是为总队长。从改隶、扩编到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