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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听取了更多的反馈意见之后，胡卫东还是对原定的教改方案进行了一些修正，例如小学、尤其是三年级之前要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良好习惯为主，不能施加太大的学习压力，并且还对习题数量和考试次数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以免心智还远未成熟的小学生因为过重的学习压力而厌学。此外，胡卫东还规定统考出题组的老师们不准出与考察学生知识储备与运用能力无关的偏题怪题，违者将被剔除出去。
但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学生的课业压力就开始明显增大了，他们必须在两年时间里学完几乎相当于后世小学三个学年的课程，而进入初中之后的学业压力则更加沉重，同时因为义务教育的结束，学生们还将开始面临残酷的升学考试。。
由于中国在至少二三十年内中高级教师的短缺将长期存在，因此虽然远比历史上更早地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以降低教学质量为代价的，但基于当时的国情。这样做是值得的。），但从高中/小中专一级开始，学校数量与招生人数较之小学初中大幅减少，平均每5个初中生里面才有一个能够考上高中或者小中专（注1），而在高中生里面更是每10个才有一个能够考上大专院校。其中考上本科的不超过5％。因此这个时空中考与高考的残酷可想而知。
而且与历史上的后世不同，这个时空的中国学生就算考进了大学也轻松不下来，考虑到这个年代的研究生已经堪称是专家级的高级人才，因此考研难度大一点倒也可以理解。可是只有不到一半学生能够顺利毕业（注2）就实在有些夸张了，中国也因此成为了后来世界上唯一一个大学是“严进严出”的国家，甚至即使在几十年后，由于高中入学率的飞速增加和小中专这种特殊学校的消失，大学生中不能毕业的依然十分普遍。。。。。。
不过。有付出就有回报，且不说大学生毕业之后前途一片光明，甚至在上大学期间，也可以领到国家发放的补贴，虽然数额不算很多，但节俭一点的话足以维持大学生的日常开支还绰绰有余，如果再做些勤工俭学的工作，大学期间就可以养家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胡卫东虽然来自于后世。但却是坚定支持大学毕业后国家包分配的，因为只有国家能够不在乎大学生工作经验的匮乏、并有足够的耐心等其历练成长。而后世的那些外企、私企乃至乡镇企业却更在乎眼前利益（不在乎也不行，国家不包分配的一个结果就是跳槽也容易了，大家都不想为别人做嫁衣，因此就普遍都更喜欢现成的人才了。因此大学毕业生、尤其是理工科毕业包分配制度的取消不是一个错误，而是两个错误。），招人时动辄要求工作经验，结果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都为了就业而被迫转行。尤其是公务员这种浪费专业才能的位置更是引得大家趋之若鹜（其实这与当初的包分配相比，只是以前是国家将大学生拉进体制。现在是大学生自己要赶着进来，当初为了能去外企工作而鼓噪废止包分配制度的那些人现在不知作何感想，当然他们是不会后悔的，因为苦的只是后来人。。。。。。），很多本来可以成为科技专家的好苗子因此荒废，这种情况若在这个时空再现，绝对是当年就有过切肤之痛的胡卫东所无法容忍的。。。。。。
不过胡卫东也并没有搞一刀切，包分配一事学生是可以拒绝的，前提是入学时提出申请，代价是必须放弃补贴和学费免除等一切的福利条件。此外，接受国家分配的大学毕业生只要不是进了关键部门，工作三年期满后就可以自由跳槽，因此除了那些家庭条件极好的学生，很少有人愿意为了短短三年的自由而放弃就读大学期间的各种待遇。。。。。。
注1：在这个时空的1957年政策调整、将原有的小中专撤并升级之前，中国大部分的优秀中学生都普遍选择报考小中专而不是高中，因为可以更早地参加工作减轻家庭负担，同时因为工龄工资制度的存在，后期的收入也不比大学生差太多，而且本书之中高考是对社会人员开放的，不仅仅只有高中生才能参加（当然，因为社会人员往往难以全心备考，又大多没有受过针对性更强的高中教育，因此高考中难免吃亏一些，但考虑到他们先参加工作这一优势，付出一点代价是应该的。），因此高中的吸引力与小中专相比就差远了。。。。。。
注2：不及格的课程可以补考，但是标准不得降低，而且每门课程最多只能补考两次，两次都考不过就会被大学开除。理论上被开除了还能再次参加高考，但损失还是很大的，而且大部分人经此挫折之后，都很难再有那个心气了。。。。。。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手机用户请到m。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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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五十一章 心理学家
胡卫东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使得基础薄弱的中国迅速培养出大批或许不算优秀但至少合格的工程师与高级技工，有力地推动了后来新中国的进一步工业化，但过于沉重的学习压力也令学生们普遍不堪重负而怨声载道，类似“背起炸药包，我要炸学校”之类的歪歌甚至比历史上的世纪之交更多
但即便如此，胡卫东依然没有对自己的做法产生怀疑，“就如同我们这一代一样，他们这一代人也同样是要为祖国作出牺牲的，想想那些十四五岁、乃至十二三岁就要上战场的先辈，区区学业压力又算得了什么？”
话虽如此，但胡卫东也不想经常听到中学生乃至大学生受不了学习压力而寻短见的消息，因此他特地请来了目前国内可以说是惟一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家黄翼，由他著述的《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青春期心理研究》等多部重要的心理学著作对于当时国内普遍都不知道心理学是什么的广大教师队伍，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除了这些著述工作，黄翼还担当了太祖等中央领导的心理医生，通过他们这些领袖人物的带头示范让国人提前几十年意识到了心理学的价值并不同程度地澄清了对于心理学的各种误解。
黄翼改变的不只是心理学在中国的命运，他也同样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历史上这位毕业于清华大学、并先后赴斯坦福大学与耶鲁大学这两所世界级名校深造、获得了哲学博士（美国的哲学博士是一种特殊称号，并非是哲学系博士的意思，而应该理解成博士学位的加强版，能够获得的人都是超级大牛。）学位的中国心理学先驱放弃了国外良好的科研条件和优厚的物质待遇毅然回国，却很快就赶上了日军侵华，不得不随校退至大西南，而他的人生悲剧也由此开始
由于抗战时坚，加之国府日益腐败，被迫拼命加印钞票以弥补财政亏空。使得通货膨胀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国统区因此普遍民不聊生，就连黄翼这样的大学教授也没能幸免。而且虽然民国时期大学教授账面上的工资不低，但拖欠少付却是家常便饭（注1），而心理学即便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仍然受到忽视和误解。更不用说是在民国时期了。因此薪水很自然地被克扣得最为厉害，结果这位杰出的海归人才连抗战胜利的曙光都没等到，就因为穷困潦倒而在大后方死于饥饿和疾病，而中国心理学的火苗也就此熄灭。在历史上甚至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对于心理学的研究也没达到黄翼当年的水平，损失之大可想而知
由于黄翼后世的籍籍无名，胡卫东纵然身为穿越者，也依然对这位中国心理学的先驱没有什么了解。当初俘虏黄翼后纯粹只是因为没想到民国时期中国就有心理学家而感到稀奇、并且想到心理学或许对政治宣传工作有用才没将他放走，但客观上正是这段“俘虏”的经历彻底改变了黄翼的一生。
虽然如此，但即便黄翼确实对赤色党的政治工作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但胡卫东依然没有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更不要说是以前根本就没听说过心理学的赤色党其他领导干部了。话说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将心理疾病等同于“精神疾病”，而普遍不愿接受黄翼的诊疗，但这时黄翼却勇敢地提出治疗太祖那屡治无效的严重失眠症，并藉此成功地改变了至少一部分赤色党高级干部对于心理学的看法。
可能是由于思维过于活跃。也可能是压力过大，太祖不知道什么时候（抗战时期肯定已经有了，但最早是什么时候就没人知道了。）开始频繁失眠，而且症状日益严重，为此请遍了根据地的医生也都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以致于不得不依赖于安眠药才能睡得踏实。历史上失眠症困扰了太祖的后半生，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开始更是严重到离开安眠药就根本睡不着觉的程度（所以太祖睡觉时除非有重大情况否则是不能吵醒他的，这一点在很多人的回忆录里都有提到。）
众所周知长期失眠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因此即便周围的人都不相信所谓的“心理疏导”。但太祖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还是决定一试。结果目前太祖的病症毕竟还不似历史上解放战争以后那样严重（这个时空赤色党自抗战开始以来就捷报频传。与历史上一点点由弱到强的过程中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因此黄翼的心理疏导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了这个极具说服力的成功案例，加上太祖出于感激帮其推广，黄翼个人的命运由此彻底改变，心理学也终于提前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了。同时，太祖纵然意志坚强如钢，但历史上的严重失眠症对其情绪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诸多不良的影响，如今能够不药而愈，对其日后冷静理智地处理军国大事无疑也将有很大的帮助。
虽然出于综合考虑，中央没有让中原野战军主力进军东北，但对于东北的战局中央还是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