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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主义之争，而是权位之争，利益之争。他们之所以嫉恨经济特科，其实只是为了把自己的位置多保一会儿，虽然未必担心新人上来让他们没了饭碗，但惟恐务实派上台，导致他们的失势。他们中的某些以清流自居者，也担心务实派的大胆和贪黩，不仅使官场腐败无可遏制，而且导致社会道德滑向深渊（这种忧虑当然不无道理）。从更深一层的意思上面说，很多人是从经济特科这个小老鼠，看到了后面科举改革的大木锨，为了阻止这个大木锨露头出来，所以要从一开始就将之妖魔化到乱党和康党的堆里，吓退对改革已经食指大动的西太后。尽管甲午战争已经教训了国人，尽管戊戌之后的倒退已经把国家推到了崩盘的边缘，尽管多数士人其实内心深处也知道中国非改弦更张不可，但整个知识界的现状，人们对接受新知的恐惧以及对自身接受新知能力的怀疑，导致了更多的人还是幻想着把原来的科举多保留一天是一天，哪怕变革仅限于考试的内容。最好是能将变革推到后代身上，免得自己陷入旧知无以用，新知又无以生的尴尬境地。毕竟，处在那个转型的时代，刚刚过去的维新变法，被血腥镇压，士林的正气，受到严重打压之后尚未复原（事实上，不给戊戌平反不可能真正复原），多数人的因循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心态，恰是顽固派得以嚣张的基础，在转型时期，不见得改革者都有群众拥护。
然而，历史从来不会按照因循的人们所渴望的步调行进的。朝廷中有最后决定权的西太后，虽然戊戌政变的时候出于私心，一时糊涂，铸成大错，但她从来就不是什么顽固派，更不是顽固派首领，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倒是跟务实派心有戚戚焉。顽固派的阻吓战术固然可以得逞于一时，但不可能真正蒙得了这个强人老太婆。深谙官场内幕和人情世故的西太后，很快就明白了围绕经济特科刮起的政治旋风背后的奥秘，在现实和洋人的压力下，屁股逐渐坐在了务实派一边，清廷的新政，还是按计划拉开了大幕。只是，由于经济特科的事件，原本很稀缺的西学人才，本可以通过经济特科考试集中在中央政府，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做准备，现在则不是推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就落到了地方实力派的囊中，进一步强化了朝廷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同时，事件激化了顽固和务实两派的政争烈度，导致科举改革，也就是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朝着更加激进的方向进行，掌握主动权的务实派，要一下子端掉顽固派的基础，所以，废科举（推倒重来），而不是废八股（内容改良，这恰是戊戌变法的做法），成为变革的主调。原来设计的从开经济特科，再到把特科变成常科的改革思路，从此胎死腹中。显然，从后面的结果看，废科举这种突变式的变革所引发的社会震荡，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大大超出了改革者的预期。
以清末历史观之，中国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经被拉入了以西方规则建构起来的世界体系之中。不过，是自己变，从自己的传统秩序走向人家的秩序，还是引发内乱，走向混沌，却不见得有一定的规律。历史从来不见得按进化的步伐行进，明天未必会比今天好，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转折的关头，为政者保守的政策、开倒车之举，往往是激进改革甚至内乱的根苗。如果主政者能少一些神经过敏，多一些大度宽容，则事情多少要好办一点。
艺人的立场
过去的中国，唱戏的艺人，属于下九流，虽然红的时候有达官贵人来捧，而且收入不菲，但身份地位依然逃不出下贱二字。《红楼梦》里的红戏子琪官，粗鄙的薛蟠和温柔的宝玉，都喜欢得不得了，但究根问底，却脱不出玩赏的潜意识。清末时节，西太后老佛爷带头提倡京戏，市面上的好角儿，都先后进宫供奉，一被品题，身价百倍。最高领导带了头，王公大臣自不落后，一时间军政民商各界，一齐来凑趣，戏园子爆满，堂会连连。前三鼎甲、后三鼎甲，谭叫天、小叫天、盖叫天，南可以唱到上海、武汉、长沙，北可以出国，唱到平壤、汉城。八国联军占了北京，商家为了跟洋鬼子联络感情，花大钱请名角，请联军司令瓦德西赏光看戏，咚咚的锣鼓害得老瓦头痛欲裂。
尽管如此，艺人的“贱”并没有为此稍减。大家心目中，还是有个“玩”的意思在里面。清末“逛相公堂子”，跟逛胡同是差不多的意思。可是，人们对艺人的道德要求，却并不低，解放后，艺人的立场问题，在思想改造时，曾经很让他们自己头痛。
艺人地位轻贱，但是如果让他们选择立场的话，却往往站在统治者的一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艺人们最爱演的戏是《铁公鸡》，歌颂清军将领张国梁。京剧名角之一的孙菊仙，还从军参战，混到了三品顶戴。那时候，底层闹的乱子特多，但艺人，包括民间草台班子的艺人，很少有站在闹事者一边的。只有闹义和团时，有编了“时事戏”《火烧望海楼》之类唱赞歌的，但那时义和团是得到老佛爷嘉许的。个中的道理很简单，尽管农民造反给下层百姓出气，但在造反的过程中，却会危及唱戏人的市场和票房，就算有山大王请来（或者绑来）唱戏，但给不给钱是说不定的，有时候甚至连吃饭的行头（戏装和家什）都会赔进去。跟太平天国同时，山东的造反者，称王称帝的时候，就经常抢戏衣打扮自己。有秩序，有稳定，才会有戏唱。艺人虽不识字，却无师自通地明白这个道理。
当事情牵扯到外国人，尤其是中国跟外国打仗的时候，艺人们也有立场，那就是选择站在中国人一边。虽然不见得去前线演戏劳军，但在后方，唱几出某某征东或者征西的戏文鼓舞士气的事，每场战事都免不了。可是艺人唱是唱了，仗却总是打不赢，于是艺人就有了牢骚，埋怨朝里出了奸臣。戏文里，这种事情很常见，中国人跟狄夷打仗，前方将士卖命，后方总有奸臣作怪，里勾外联。不仅艺人这样想，喜欢看戏的国人，包括士大夫也这样想。所以，鸦片战争打不赢，是由于有穆彰阿、琦善，后来则有李鸿章包圆，充当现代的潘仁美。中日甲午战争，中方的主事者是李鸿章，战事不利，李中堂被褫夺了黄马褂。战败后，作为羞辱中国人的一招，日本非逼李鸿章去马关签条约，这当然更坐实了李的汉奸罪名。据说京城一次演《白蛇传》，到水漫金山一节，当时著名的苏丑（京剧丑角分讲苏白的苏丑和讲京白的京丑）刘赶三，临时抓哏，对穿黄衣的龟将喊道：快上，再缩头缩脑，扒了你的黄马褂！观众哄堂大笑，都知道他在讽刺谁。
立场归立场，如果洋人真的打进来了，而且占了中国地方不走，艺人还得吃饭，该唱戏还得唱戏，比如刚才提到的给瓦德西唱，也得唱。抗战期间，像梅兰芳那样蓄须明志，不再唱戏的艺人，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没有什么积蓄，还要吃饭，尤其是那些家累重的，比如像马连良，不仅要养活一大家子，而且一个戏班都指望他，所以，连日本人逼他到满洲国给溥仪唱戏，他都不能不去。——这在解放后，成为他最大的心病。
艺人靠身上的“活”（我们叫艺术）吃饭，本质上跟手艺人靠手艺吃饭没什么两样。但艺人活在人们的聚光之下，众目所瞩，形象未免有所变异。一厢里，传统亵玩心态作怪，大家轻贱之，一厢里，又往往对他们的要求过高，阶级大义、民族大义都让人家坚守，稍有差池，则众口一词，骂个没完。
粪业、粪捐与粪政
明清以来的中国城市，是没有下水道系统的，各家自备马桶，方便完了，早上倒掉。倒到哪里呢？有倒到污水沟里的，也有倒到河里的，在南方城市，更多的是农民进城来收，挑回去肥田，有时还要付一点费。由于粪可以卖钱，于是公共场所，也有人建公厕，方便免费，但掏粪收费。那时农民没有化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向来视粪为宝，所以凡是物产阜丰之地，公厕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点积存也没有。据说欧洲在17世纪之前，城市也没有下水道系统，在巴黎街上行走，说是千万不能靠近临街的窗子，弄不好粪水就会自天而降，淋你个臭不可闻，顶多泼粪的人探出头来，道声对不起。比较起来，中国的粪便处理方式，要优越多了。
这种城市状况，一直到中国政府跟西方接轨，变成共和了许久，依然如此。大概只有租界和少数高等华人的所在，才有现代西式的厕所和下水道。当然，时代前进，人也未必没有变化，在某些城市，粪业出现了，看到人员来往频繁，建公厕有利可图，有人开始以此为业，沿街大建（或者改造）公厕，竞争客源。比如广州，民国前期国民党总是在此搞事，跟北京政府对着干，来往军民人等极多，所以公厕业格外发达，三步一厕，五步一所，甚至派有专人看守，兼职拉客。有的城市，则由地方有力人士，组织劳工包揽掏粪事务，然后统一卖给农民，如天津和北京。不过，古代的官府，从来没有动过在粪上生利的主意，即使像清末辛丑以后，巨额赔款和举办新政的双重压力，地方官官声又大坏，但同样没有人动过开征粪税或者粪捐的念头。然而，进入民国就不一样了，主事的军阀生财有道，主意打到了粪业的头上，据说是由四川的杨森首开记录。杨森曾经短时期占据过成都，做过四川督军，在主政成都期间，杨森手笔很大，不仅修马路，而且要移风易俗，让人在街头巷尾到处刷“杨森语录”，比如，“杨森说，吸鸦片是东亚病夫！”“杨森说，不要随地大小便！”
但是大手笔的另一个方面多少有点阴暗，那就是拆民房，不给补偿，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