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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膝盖下面左右摇摆，胸前还挂着一排纪念章，铁栏杆旁有几个人充满怜悯的心情望着他。
瓦尔雷想：这些老家伙总是珍藏着他们的纪念章，好像他们毕生就只有这点财产；可能他们中有些人真的只剩下这些东西了。像这个老头儿，连一条腿都牺牲掉了。瓦尔雷望着老头儿从街角拐过来，他想老头儿年轻时一定有两条健康的腿，那时他一定跑过不少地方。这使他回忆起当年在家乡海边时，看见一只老海鸥用一只脚站在沙滩上时的情景。
天哪，如果你在垂暮之年只能靠一条腿一瘸一拐地过日子，再也离不开那根铝制的拐杖，该有多惨啊！
老人跌跌撞撞地走到他面前。
“我可以过去吗？”他畏畏缩缩地问。
“好啊，老爹，看看你的证件吧！”
退伍老军人在衬衫里摸索了一阵，衬衫已经旧得经不起再洗一回了。他掏出两张卡片，瓦尔雷接过来一看：安德烈·马丁，法国公民，53岁，出生于阿尔萨斯省科尔马城，现住巴黎。另一张卡片也是属于同一个人的，卡片上端横写着一行字：残废军人。
“嗯，不错，你是残废人。”瓦尔雷想。
他把两张卡片上的照片都研究了一番。它们都是拍的同一个人，但不是同一时间拍的。
他抬起眼睛，说：“把帽子摘掉。”
老军人摘下帽子，把它捏在手里。瓦尔雷把他眼前的那张脸跟照片上的脸对比了一下，是一样的，不过他面前的人满脸病容。他在刮脸时割破了好几处，割破的地方贴了些小块的纸，斑斑血迹还明显可见。灰扑扑的脸上汗水淋漓，一簇簇灰色的短发凌乱地矗立在脑袋上，因为帽子搞得太急，更加乱成一堆。
瓦尔雷把卡片还给他。“你要上那儿去干什么？”
“住在那儿，”老头儿说，“我靠养老金过日子，我有一间顶楼。”
瓦尔雷一把抓回了卡片。证件上的地址是巴黎六区雷纳街154 号。瓦尔雷抬头看看他面前的那所房子。门牌上的号数是132 ，154 号当然还要朝前走一段。他想，没有命令说禁止一个老人回家啊！
“好，走吧。可是别乱闯啊，总统过不了几小时就要来啦。”
老人微笑着，他在收起证件时差点跌倒在地。瓦尔雷伸手去搀扶他。
“我的一个老伙伴今天要领勋章，我是两年前领的。”他敲敲胸前的解放勋章。
“不过那天授奖的只是国防部长。”
瓦尔雷看看那枚勋章，原来那就是解放勋章啊！为了它丢掉一条腿可真不值得。
他想起了他的职责，便大模大样地点了点头。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瓦尔雷转过身去拦住了一个想乘机溜过栅栏的人。
“行啦，行啦，走吧，站到栅栏后边去。”
他朝那个老兵看了最后一眼，只见那件大衣闪了一下，就在远处街道尽头紧靠广场的一个门道里消失了。
贝特太大觉得眼前人影一闪，吃惊地抬起了眼睛。今天的日子真不好过，警察来察看了所有的房间，她不知道那些房客们要是在家的话该作何反应。幸好除了三户以外，其余的全都去欢度8 月的节日了。
当警察走了以后，她总算可以坐在门旁的老位子上织点毛线活了。两小时以后将在离她100 远的车站广场上举行庆祝仪式，对此她毫无兴趣的。忽然听到有人在说话：“对不起，太太，我想你能否给我一杯水，我是在等候举行仪式，可又是那么热。”
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老头儿，穿着一件军大衣，和她那早已去世的丈夫过去穿的完全一样。左胸前的上排缓带下有几枚纪念章在摆动着。他很沉重地支撑在那根拐棍上，大衣下面只有一条腿；他那憔悴的脸上冒着汗。贝特太太把毛线活叠起来放进她围裙的大口袋里。
“哟！可怜的先生，你就是这样走来的吗？天气那么热，庆祝仪式还要两个小时以后才开始呢。你来早啦！进来，进来。”
她站起来走向门厅后面的厨房去倒水。这个老兵拐着跟在后面。
当她在厨房里放自来水的时候，根本没有听见关门的声音。她隐约觉得有一只手从身后伸过来，抓住她的颚骨，她头部右侧耳边的乳突骨下方被一只骨节粗大的手指使劲掐住，顿时只觉得眼前冒金星，手上拿着的玻璃杯掉下来打得粉碎，她失去知觉的身体无声无息地瘫软了下来。
豺狼急忙解开他的大衣，伸手到腰上把本来绑在臀部的右脚上的绳子解开。他把腿伸直，又把膝关节舒展了一下，只觉得一阵疼痛。过了好几分钟后，血液才慢慢地流回到小腿和脚踝部位，不过这只脚暂时还不能着地。
又过了5 分钟，贝特太太的手脚被捆了起来，嘴上贴了一大块橡皮膏。他把她塞在洗碗槽的下面，关上门走了出去。
在会客间桌子的抽屉里，他找到了各套公寓的房门钥匙。他重新扣好大衣钮子，拿起那根拐棍，像十二天前在布鲁塞尔到米兰去的途中那样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他从门缝中往外望，门厅里没有人，他走出会客间把门锁上，慢步爬上楼梯。
到了六楼，他先选定贝郎瑞小姐的公寓，敲敲门，没有声音。一会儿，他又敲了几下，无论是这一家，还是隔壁房间的夏里埃先生的公寓里都没有声音。他拿出钥匙，找到了贝郎瑞的名字，然后把门打开，进了房间，立即把房门锁好。
他走到窗前往外望，在马路对面的屋顶上，穿蓝色制服的人，都已陆续进入各自的岗位上，他到得正是时候。他伸出手打开窗子，把两扇窗页轻轻地往内拉开，直到都碰到墙壁为止。然后他往后退了几步。太阳光照进窗户，在地毯上有一个方形的亮影子。这样一来，房间的其余部分就显得更暗了。
如果他站在暗处，那么对面屋顶上的人是决不会看见他的。
他走到窗户旁边，躲在拉开的窗帘后面往下看，可以看到130 米外的车站广场。
他又往回退了几步，把一张桌子搬过来，拿开了上面的桌布和一瓶塑料花，又从沙发上拿来了两只靠垫，用这些作为枪垫子。
他脱掉了军大衣，卷起衬衫衣袖，把那根拐棍拆成几节，着地的一头的黑橡胶塞也被旋了下来，露出里面的三颗子弹。为了造成恶心和出虚汗的病弱现象，他曾吞下了从另两颗子弹里取出的火药，直到这时，恶心和冒汗的病象才渐渐消失了。
他从几根管子里拿出了消声器和望远瞄准镜，在最大的管子里拿出枪的主要部分，接着就组装了起来。他坐在桌子后面，把抢镜子放在靠垫上，从望远瞄准镜里看出去，沐浴在阳光下的广场看得清清楚楚。他看到广场里有一个人正在安排庆祝仪式时各人站立的位置，就用枪瞄准他。在望远瞄准镜里，这个人的脑袋看上去就像他在布鲁塞尔郊外森林里树干上挂着的西瓜一样大。
最后，他满意了，又把三粒子弹放在桌子上像一队士兵似地排列着。他用拇指和食指拉开枪栓，装进了第一枚子弹。他想，一枚子弹足够了，其余两枚是备用的。
他又推上了枪栓，直到顶住了子弹的尾部，然后固定住。一切就绪之后，他把枪放在靠垫上，伸手到口袋里，拿出香烟和火柴。
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第一根香烟，靠在椅子上，他还得等待一小时零45分钟。
二十一
克劳德·勒伯尔觉得他仿佛一辈子都没有喝过水似的。他口内发干，舌头贴在上颚上，就像焊住了似的。不光是因为天热他才有这种感觉，而是有点儿慌，许多年来他第一次真正着了慌。他肯定下午会出点事，但是怎么出、什么时候出，他却还没有找到半点儿线索。
这天上午，他去了凯旋门，也去了圣母院和瓦勒里昂山，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这天中午，他在部长那里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议，他感到这些人的紧张情绪已经消失，几乎有点轻松愉快了。只剩一个仪式有待举行了，地点在“六月十八日广场”。他们确信，那里是经过彻底搜索和无缝可人的。
他们这一伙人是在离爱丽舍宫不远的一家饭馆里用午餐；而这时，戴高乐在宫里进午餐。当他们从饭馆出来时，罗兰上校说：“看来这个人已经走了，已经滚蛋了，其实这是他最聪明的办法。但总有那么一天，他会在什么地方冒出来，那我们的人一定能把他逮住。”
这时，勒伯尔一个人心烦意乱地在离蒙帕纳斯大道200 米远处的一群人中间徘徊着。由于距离太远，他看不清广场上有什么事。他一路向站在栏杆边的警察或共和国保安部队战士提出同样的问题，回答也是一样的：自从12点钟栏杆装起来以后，没有人进去过。
主要的大道上交通已经中断了，小路和胡同里的交通也断绝了，屋顶都被置于严密监视之下，车站本身布满保安人员，因为那里有许许多多可以俯视院子的办公室和顶楼。保安人员还爬上了巨大的机车车库的房顶，居高临下地监视着静悄悄的车站月台，那儿的全部火车已在当天下午转移到了圣拉扎尔车站。
警戒区内的每一幢建筑物都经过搜索，上至顶楼，下至地下室，一处不漏。绝大多数房间都空空如也，住户们已去海滨或山上度假。
一句话，“六月十八日广场”地区是无缝可入的，正如瓦伦丁局长所说的，“比耗子的屁眼还要紧密”。一想起奥弗涅省的那个分局长的这句话，勒伯尔不禁笑了起来。突然间，笑容消失了。瓦伦丁并没有截住豺狼啊，他想。
他穿过小路，凭着他的警察通行证抄近路来到了雷纳街。到处情况都一样，离广场200 米以外的道路全部封锁，人群停立在栅栏外面，除了巡逻的保安队员以外，街上空无人迹。
看见什么可疑的人吗？没有；有人进去吗？没有，先生。他听见车站广场上的乐队正在给乐器调音。他看了看手表，总统在这段时间里随时都会来到的。
他看见广场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