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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时以后，当救护车飞快地在法国国土上跑了好远一段路程之后，科瓦尔斯基现在躺在一张轻便床上，这是在巴黎郊外一座古堡营房的地下室里。房间里当然是白粉刷的墙，又脏又霉，跟所有的监狱牢房都一样，这里刻写着一些秽语，那里涂抹着一些祷文。房里又热又问，一股石炭酸、汗和尿的气味。波兰人面孔向上躺在一个窄小的铁床上，床脚是固定在混凝土地面里的。床上除了一块淡棕色垫子和卷在他头下的毯子外，可说是别无他物。两条结实的皮带绑着他的两踝，还有两条绑着他的大腿和两只手腕。一条皮带横捆着他的胸膛。他仍然毫无知觉，只是深沉而不规则地呼吸着。
面部的血污洗净了，耳朵和头皮已经缝合。一条橡皮膏贴在被打破的鼻子上，从嘶嘶发响的张着的嘴里，可以看见两个门牙被打断了，只留下半截牙根。脸上其他部位也青肿得很厉害。
在浓密的黑汗毛下面，胸膛、肩膀、肚皮等处都隐约地看到有青紫色的肿块，显然是拳头、靴子和皮包棍棒踢打的结果。右手腕包扎着绷带和橡皮膏。
医生检查完毕，直起身来，把听诊器放回皮包里。他回转身向身后的人点了点头，这个人就敲了敲门。门打开了，他们两人走了出去。门又关上了，管监狱的人还插上两道粗大的钢门闩。
“真不知道你们是用什么打他的，难道是从一辆特别快车上扔下来的？”医生一边走过通道一边问。
“用了六个人才制服了他。”罗兰上校说。‘“哈，他们干得可真够厉害的，差不多快把他搞死了。要不是他壮得像头公牛，那他简直完了。”
“只好这样啊。”上校回答。“他毁了我的三个人。”
“这一场打斗一定是够凶的。”
“确实如此。那么伤势究竟怎么样呢？”
“用外行人的话说：可能右腕骨折——我还没有用X 光检查，左耳、头皮撕裂，鼻子被打碎。伤口和青肿多处，很多地方划破以及青肿，有些内出血，这可能恶化而致命，也可能自己慢慢会好起来。他的身体实在结实，我所忧虑的是头部，脑震荡是肯定的，是轻微的或者是严重的就不好说了。看不出来头盖骨受伤，虽然……
这并不是你们的人无能，因为他的头盖骨硬得像块石头。不过你们如果不让他静养些时日，那么脑震荡将会恶化。“
“我们需要问他几个问题。”罗兰上校看着夹在手指上点燃着的雪茄说。两人从地下室走上阶梯，到了监狱诊疗所的门口，都停了下来。医生看着行动分局的头头，觉得有点讨厌。
“我知道这是监狱，”医生轻轻地说，“这是对付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的地方，但我仍然是监狱的医生。在这个监狱里，凡是关系到人们健康的问题，都是我应该管的事。从这儿往回走过去，走廊那边——”他望着后面他们刚来的方向——“是你们的领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在那儿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我的事。我也不必再说什么。但是我要说明：如果在那个人没有复原以前，你们要用你们的方法开始‘审问’，那么他就会死的，或者会成为一个神经错乱的疯子。”
上校听着医生提出的忠告，无动于衷。
“要多久才能复原？”他问。
医生耸耸肩说：“很难说，可能明天就清醒，也许要过几天，即使他醒过来，还不宜于审问——这是从医疗方面的角度说的。如果脑震荡很轻微，那也至少两个星期才能审问。”
“可以用一些特殊的药品吧？”上校轻轻地说。
“药是有的，但是我不想开药方。你可能拿得到这种药品，但决不会是从我这里得到的。不管怎么说，他即使能对你说什么，也是毫无用处的。他可能说的是胡话，也可能清醒不过来。如果能清醒过来的话，也只能让他自己恢复。现在用药品只会使他变成白痴，对你和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他可能还要一个星期才能睁开眼睛，你最好还是等着吧。”
他说完转身回诊所去了。
但是医生估计错了。三天以后，科瓦尔斯基的眼睛睁开来了。
那是8 月10日，这是第一次对他的审问，也是对他惟一的一次审问。
豺狼从布鲁塞尔回来后，花了三天时间，为他即将到法国执行任务作最后的准备和安排。
他把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新的驾驶执照放在口袋里，出门到汽车协会总部，以同样的名字申请了一张国际驾驶执照。
他从专卖旅行用品的旧货店里，买了一整套皮的衣箱。其中之一他准备装进去的东西，是为了可以假扮成丹麦哥本哈根的詹森牧师。在整理行装以前，他先把从哥本哈根买来的三件衬衫上有丹麦制的标记拆下来，换在从伦敦买来的牧师衬衫，硬领，以及黑色的牧师服装上。除了这些衣服外，还有鞋子。袜子、内衣以及深灰色的轻质上衣，以便某二天可以化装成为詹森牧师。在同一个衣箱里，又把扮成美国大学生马蒂·舒尔勃格的衣服、运动鞋、袜子、裤子、汗衫还有一件风衣放了进去。
撕开衣箱的里层，就在衣箱硬盖的两层皮革之间，塞进了两张外国人的护照。
他可能有一天会扮成这两个外国人。在已经装满衣服的衣箱内，最后放进去的东西是丹麦版的关于法国天主教堂的书，还有两副眼镜，一副化装丹麦人、另一副则是化装美国人时用的。他把两套不同颜色的隐形眼镜仔细地用薄纸包好，还有准备染发用的东西。
第二只衣箱里放进他在巴黎旧货市场买的法国设计和制造的鞋子、袜子、衬衫和裤子，还有长过膝盖的旧大衣和黑色便帽。在衣箱的夹层里，他塞进法国中年人安德烈·马丁的假证件。这只皮箱里还有部分空位置，他不久还要装进一套细的钢管，里面有一支刺客用的步枪和弹药。
第三只衣箱稍微小些，装进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用的东西，其中有鞋子、袜子、内衣、衬衫、领带、手帕以及三件精制的上衣。在这个皮箱的夹层内，有几叠票面为10英镑的钞票，总数是1000英镑。那是他从布鲁塞尔回来时，从他自己的银行存款中取出来的。
他把每个皮箱都仔细地锁好，钥匙套在他自己的钥匙圈内。把浅灰色上衣洗过烫平，然后挂在公寓壁橱的挂钩上。胸口袋内是他的护照、驾驶执照和国际驾驶执照，还有一叠钞票，大概有ito 英镑现款。
最后一件行李是一只轻巧的手提袋，里面装了刮脸用具。睡衣、海绵袋和毛巾，以及他最后买的一些东西——一副用精织的带子制的轻质吊带，一袋两磅装的石膏，几卷粗织的软麻布绷带，半打卷装橡皮膏，三包原棉，一把刃钝但很结实的羊毛剪。
这个手提袋将作为随身的行李，根据他的经验，在通过机场海关检查时，检查员很少会突然要求检查一只手提的公文包的。
采购与装箱完成之后，他的计划工作也接近于完成了。伪装成佩尔·詹森牧师或马蒂·舒尔勃格，这在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预防性措施，除非是波折横生，必须放弃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的身份。安德烈·马丁的身份对他的计划却是至关重要的，很可能其他两种身份根本不会用到。万一真是如此的话，任务完成后整只衣箱可以弃置在什么行李寄存处，事实上他也再不会用到这些东西了。进入法国时他有三只衣箱和一个手提袋，他估计离开时只须携带一只箱子和一件手提行李，绝不会再多了。
当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他就停下来等待两个通知，以便决定他出发的时间。一个是巴黎的电话号码，他能通过这个电话，及时了解关于法国总统周围安全保工实际力量的情况。另一个是迈耶先生从苏黎士写来的通知单，告诉他25万美元已经存进了他的银行账户上。
他利用在家等待的时候，在他的公寓里，来回地练习破子走路的姿势。经过两天时间的实践，他对于自己装成跛子走路已经完全满意了，任何人都会认为他的腿或者脚脖子受了伤。
他等待的第一个通知是8 月9 日早晨收到的，信封上盖着罗马的邮戳，信上说：“你可以用莫里托尔5901与你的朋友接触，用‘这里是豺狼’几个字介绍你自己。
回答你的话是：“这是瓦尔米‘。祝你幸运。”
一直到11日早晨，苏黎士的来信收到了。当他打开信看到了那个好消息后，真是笑逐颜开。他认为不管前途如何，只要还活着，他将是一个很有钱的富翁。假如他将要进行的工作获得成功，他将更有钱。他毫不怀疑他一定能成功，这个机会是不会失去的。
他把上午剩下来的时间打电话预订飞机票，决定第二天——8 月12日早晨动身。
地下室里除了桌子后面五个人的深沉而有节制的呼吸外，显得一片寂静；桌子前面绑在一把笨重的橡木椅上的人发出粗声粗气的哮喘声。无法看清楚地窖有多大，也说不清楚墙壁是什么颜色，整个地方只有一片灯光照射在橡木椅和犯人身上。这是一盏平常供阅读用的台灯，但是灯泡的度数和亮度很大，增加了地窖中的热度。
灯夹在桌子的左手边上，灯罩是可以调节的，现在直射在6 英尺外的椅上。
部分光线照在斑驳的木桌上，可以看得出这儿有几只手或手腕，那儿只看到几只手指，以及用手指夹住的香烟，一缕缕青烟冉冉上升。
台灯的光线是那么亮，对比之下，地下室的其他地方都是暗的。在桌子后面并排坐着的五个人的肩膀和身体，对犯人来说是看不见的。他要想看见审讯者的惟一的办法是离开座位，走到旁边去，避开灯光，不让灯光直接照射在他的眼睛上，这样才能看出审讯者们上半身的轮廓。
对犯人来说，这是办不到的。
绑带把他的两条小腿牢牢地绑住在椅子腿上。椅子的前腿和后腿，都是用L 形的钢支架固定在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