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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圆形平面的中心向上突出了一个钢钮，上面有螺纹，很像一个螺丝。
“这个东西可正好装在钢管的末端。”他解释说。
在钢钮的周围有五个钻进橡胶的小孔。每个孔里他小心翼翼地装进一发子弹，直到全部都塞进去，外面只能看得见铜雷管帽。
“橡胶塞装好后，子弹就看不出来了，而橡胶塞看起来是很逼真的。”古桑解释说。豺狼一声不响。
“您认为怎么样？”最后古桑问道，显得有点不安的样子。
豺狼拿起管子，逐个作了检查，还是没有开口。他反复地把管子摇动着，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因为里面衬着两层粗呢能吸收振动的噪音。最长一根管子约22英寸，里面装枪铣和枪膛部分。其他每根长约1 英尺，装两根支撑棒、消声器及望远瞄准器。装有扳机的枪膛，装有子弹的橡胶圆柱块则放在别处。用一支猎枪改装成行刺用的枪，全部看不见了。
“非常好。”豺狼说，并静静地点头。“完全符合我的要求。”
这话使古桑感到很高兴，虽然在这个行业中他是专家，但他同其他人一样，在受到赞扬时，总是感到高兴。而且他也明白，他面前的这位顾客，也必然是一个手艺高超的人。
豺狼把装有枪的各个部件的钢管部一件一件地仔细包扎起来，然后又一件一件地放进他的胶合板手提箱中。当他把钢管、枪托、橡胶塞都包好并装进箱子后，他关上箱子盖，然后把那个公文包交给了古桑。
“我不需要这个包了。这支枪直到我有机会使用它以前，就将这样地放在箱子里。”他从里面的口袋中掏出他还欠付的200 英镑，摆在桌子上。
“我想我们的交易算是完成了吧，古桑先生。”
“是的，先生，除非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事需要我效劳。”
“只有一件事，”豺狼回答，“请你牢记半个月前我向你絮叨的缄口不言是最明智的这句话。”
“我没有忘记，先生。”古桑平静地回答。
他又感到惊恐了。是不是这个低声细语的杀人者要消灭他以保证不致泄密呢？
肯定不会，因为这样的谋杀必然要引起侦询，从而就会使警方发现这个瘦高的英国人到这幢房子来过，这样他箱子里携带的枪就没有使用的机会了。豺狼好像明白他的思想活动，微微地向他笑了笑。
“你不必担心。我无意伤害你。再说，我想象你这样一个富有聪明才智的人必定早有防范，以免被你的哪一个顾客所杀害。可能有人等你在一小时内打电话给他，如果到时候没有电话的话，你的一个朋友就会到这里来看看是否有尸体；或者你在某一律师处存放着一封信，万一你要死亡就打开此信。对于我来说，杀害你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而不可能是解决问题。”
古桑吃了一惊，他确实有一封信长期放在律师那儿，而且约定在他死后，律师就可以把信拆开，信里要求警察检查放在后花园的一块石头下面的一只盒子，里面有每天到他家里来找他的顾客的名单，而且每天更换一次。今天的名单内，只有一个顾客的名字，是一个很漂亮的高个儿英国人，他自称名叫杜根。这就是一种保险的方式。
豺狼很安静地看着他。
“我已经考虑过，”他说，“你是十分安全的。但是，如果你说出我到你这里来过，或告诉任何人我从你这里买过枪，那么我就会干掉你。为你着想，当我离开这个屋子以后，你就算我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
“先生，我完全明白，我对所有顾客都是这样安排的。可以说，我也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相类似的保证。因此你拿到的那支枪的枪筒上的号码，已经用酸腐蚀掉了。我自己也要保护我自己。”
豺狼又笑了起来。“这样我们相互都了解。再见，古桑先生。”
一分钟后，古桑把门关好。这个比利时人非常了解枪和用枪的人。但是对于豺狼这个人，他实在不了解。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回到办公室去数钞票。
豺狼不希望旅馆服务员看到他拿着一只便宜的衣箱回去，因此虽然吃午饭已经很晚了，但他还是坐了一辆出租汽车，直接到火车站，把衣箱存在行李寄存处，把寄存收据放在他那狭长的鳄鱼皮的皮夹内。
他在锡恩吃了一顿精美豪华的午餐，以庆祝他在法国和比利时计划和准备阶段的结束，然后回到友谊旅馆去整理行李和付账。他离开的时候和来的时候穿着一模一样，一套裁剪合身的格子服装，环绕式墨镜，看门人提着两只维尤吞出品的手提箱跟在后面，送到等在那里的出租汽车上。他比以前穷了，口袋里少了1600英镑，但是他的枪却安全地躺在车站行李房不引人注目的手提箱里，而他的内衣袋里还有三张精工伪造的证件。
4 点刚过，飞机就离开布鲁塞尔飞往伦敦。虽然伦敦机场例行公事地检查了他的行李，但什么也没有查出来。7 点，他已经在自己的公寓里淋浴，然后又去西区的高级餐馆进晚餐去了。
八
科瓦尔斯基好像命中注定要倒霉似的。星期三早晨邮政总局不能打电话，如果他要打电话的话，他可能会错过班机。这天给波瓦契的信还在信箱里。他取了五封信，把它们放在铁盒内锁好，很快地动身回到旅馆。9 点半罗丹上校让他去休息，他可以回到自己房内睡觉，下一班他将在屋顶值班，时间是当天晚上7 点开始。
他回到自己房间里，只是为了拿他的手枪（罗丹从来不让他带自己的枪上街），井把它塞进枪套内。如果他穿上一件合身的外衣，那么鼓起来的枪和枪套在100 码内就能很清楚地看出来的。但他的上衣很不合身，而且缝制得很蹩脚，他挂起枪，看起来像鼓起的口袋一样。
他拿了一卷橡皮膏和他前天买的贝雷帽塞在衣袋里，又把他六个月积存下来的一卷意大利里拉和法国法郎装进衣袋，然后关上门出去了。
楼梯口服务台的值班人员抬头望着他。
“他们让我打一个电话去。”科瓦尔斯基说，用拇指向上面九层楼指了一下。
值班人员什么也没有说，只看着他走进了停在那里的电梯。几秒钟后他已经到了街上，戴上了墨镜。
街对面的咖啡馆里坐着一个人，手里捧着一本《今日》周刊。当这个波兰人在街上张望着找出租汽车的时候，那人把杂志放低了一点，透过深色的太阳眼镜打量着科瓦尔斯基。看看没有车，科瓦尔斯基就向街角转弯处走去。这个拿杂志的人也就离开咖啡馆的阳台，走到人行道边。一辆小“菲亚特”汽车从街上停车的巷中开过来停在他面前。他跨进了车，这部“菲亚特”汽车就以步行的速度跟踪着科瓦尔斯基。
科瓦尔斯基在街角看到一部招揽生意的出租汽车，就向它招手。他告诉司机说：“菲乌米齐诺。”
在机场上，他来到意大利国际航空公司办事处，以现金付了票款，向办事处女职员表示他既没有衣箱也没有手提行李，并且听到女职员通知他，乘11点15分飞马赛班机的旅客1 小时零5 分后就要登机了。在这一系列过程中，那个行动分局的特工一直悄悄地跟着他。
为了消磨时间，他信步走进咖啡厅，在柜台前买了一杯咖啡。他拿了杯子走到玻璃窗前，在那里他能看到好多飞机上上下下。虽然他不知道飞机是怎样会飞的，但他喜欢飞机场。在他大部分的生命中，飞机的声音，就表示德国的和俄国的战斗机，或者是美国的飞行堡垒。后来在越南，这些声音就意味着B26 型轰炸机，在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战斗机。现在他的眼前是民用机场，他喜欢看它们像很大的银鸟似地从空中下降，引擎停止了吼声，在它碰到地面以前，好像用绳索把它挂在空中一样。虽然他在社交上很胆小，但他却喜欢看那飞机场里无休止的喧闹。他在想，如果他的生活有所改变，那么他很可能在飞机场工作。但是他目前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无法改变了。
他的思路又转向了小西尔维，这使他双眉紧皱。他痛苦地对自己说：这太不公平了，她将死去，而那些在巴黎的坏蛋们却活着，真是不公平。罗丹上校曾对他谈起过他们，是他们这些人使法国遭难，他们背叛了法国军队，毁灭了军团，而且把无数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人民抛给了恐怖分子。他认为罗丹上校从来没有错过。
他的班机发出了通知，他跟着大家一起走出玻璃门，沿着炎热的白色的水泥路，走到相距约100 码处的飞机前。在观望平台那边，有两个罗兰上校的特工人员在注视着他一步步登上舷梯进入机舱。他现在戴着一顶扁圆的帽子，面颊上贴了一块橡皮膏。有一个特工转身望着另一个特工，眼眉间有一种焦急的表情。当飞机起动，开始飞向马赛时，两个特工人员就离开原来的位置，他们向候机大厅方向走去，在公共电话室前停下，其中一人进去拨了一个罗马的本地电话号码。他向对方报告了自己的身份，然后慢慢地说：“他走了，乘意大利航空公司45号班机，到达马赛的时间是12点10分。”
10分钟以后，报告已经转到巴黎。又过了10分钟，马赛也得到消息了。
意大利航空公司子爵号飞机已经飞临蓝色的海湾，最后就要飞抵马里尼安机场了。漂亮的罗马空中小姐笑容满面地走过通道，检视是否所有乘客的安全带都已系好，然后在机尾角落里她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并系上她自己的安全带。她注意到她前面座位上的一个乘客不眨眼地盯视着窗外罗纳三角洲的一片耀眼的白色荒地，好像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似的。
这是一个动作迟缓的大汉，不会说意大利语，他的法语也是带着浓烈的他那东欧祖国的口音。他剪短的黑发上戴一顶黑色贝雷帽，穿一身不平整的暗色衣服，架一副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