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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一直计划要带母亲去溪口拜见毛太夫人，却遇此变故，天人永隔已无法如愿，内心很歉疚，所以特地从溪口带来一床毛太夫人生前亲手缝制并绣有鸳鸯被面的丝棉被，交给母亲作为纪念，以弥补心中的愧憾。
母亲把这一段经国先生的心事，告诉了桂昌德和四姨妈亚梅，桂昌德後来透露给丈夫吴鹏，吴鹏也就在和孝慈见面时作了转述，但他只字未提母亲过世的原因。
桂氏兄妹同照料
母亲在赣州怀婕後，照父亲的提议，由桂昌德陪同前往大後方的广西桂林待产，以避人耳目。抵达桂林的安顿事宜，全由省民政厅长邱昌渭打点，连在丽狮路上的栖身之所，也是由他觅妥。邱昌渭太太周淑娟女士後来移民美国，後来有人向她打听桂林往事，她证实说：“……蒋经国写亲笔函给毅吾（邱昌渭之号），拜托他必须照顾章亚若。……”
桂昌德原是母亲葆灵女中的要好同学，又很意外地在赣州异地重逢，交往就更加密切，几成莫逆，这是为什麽母亲在赣州怀婕搬往桂林待产时，会要桂昌德陪同前往的原因。经国先生还为桂昌德事先在桂林安排了一份工作。
四姨妈亚梅告诉外婆，母亲生病当晚，是从外面用餐回来，回家途中就曾呕吐。正巧那几天大姨妈懋兰从贵阳赶到桂林作伴，母亲生病当夜，懋兰也在场。她看见母亲从外面回家进门时就跌跌撞撞，路都走不稳，而且脸色苍白，嘴角上还有一小块饭菜残渣，显然先前呕吐过。懋兰阿姨原以为母亲喝醉了酒，走近身边却闻不出酒味，所以并非酒醉，而是得了急病。母亲进房後，她便急忙在屋内找出“济众水”、“万金油”等成药给母亲服用，总算熬过漫长的一夜。
第二天清晨七点多钟起床後，母亲再次呕吐并腹 ，匆忙间决定到省立桂林医院看诊，同时通知桂昌德前来，由她搀扶母亲前往，亚梅阿姨则留在家里照顾双胞胎。懋兰姨妈後来跟外婆说，她才到桂林不久，因为自己身子也有病，另外看不出当时二妹的病情有那麽严重，所以便在家里帮亚梅照顾孩子。她怎麽样都想不到，二妹竟然就此死在医院里，头都不回地丢下两个心肝宝贝。要是她看得出任何征兆妹妹亚若的病会有生命危险，无论如何她也会陪同着去的，而且一定还要抱着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一道去。
母亲是上午近九点步行到医院，手续办妥後，原本精神略见好转，住进单人病房，还和桂昌德与闻讯赶来的桂昌宗两兄妹聊了不少话，谈到“大毛小毛的教养和总要归宗”的事。桂昌宗是桂昌德的哥哥，留学日本，返国後投入抗战，不久和许多青年一样辗转到赣州“青干班”追随经国先生。母亲在桂林的生活费用，是由桂昌宗负责定期从赣州汇交，後来经国先生乾脆也把他暂调桂林工作，就近负责照料母亲。
神秘的王姓医师
桂昌宗和桂昌德两兄妹事後分别向懋兰和亚梅阿姨转述，那天上午母亲在病房稍歇之後，有位王姓医师由一位护士推着药车陪着进来，说是要为母亲打针，也没说是什麽针，或是母亲害的是什麽病，直接撩起母亲的袖子，就扎进左手腕血管，打完针随後一言不语地迅即离去。几分钟後，母亲还在用右手按着左手打针处，突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漆黑，叫了一声：“不好了，我什麽都看不见了……”随即昏了过去。
在旁见状的桂昌德急着大声嚷着要那位姓王的医生回来，一会儿来了好几个医生，七嘴八舌地围在母亲病榻前，但那自称王姓的医生已不见踪影。其中有位大夫要桂昌宗去买冰块，说是病人体温太高，需要冰块。桂昌宗随即上街去找冰块，半个小时左右回到病房时，气氛已完全不对，几位医生正在为母亲进行抢救，医院院长杨济时闻讯也赶来现场，并且交给他和他妹妹一张病危通知书，说母亲是“血中毒”；未几，即宣告急救无效。母亲就这样孤零零地，没有任何亲人在旁的情况下，孤独地走了、含冤不白地走了、对两个稚儿放心不下地走了！
从母亲进到医院，一直到临终，都没有亲属在场。当懋兰和亚梅阿姨接到电话後，才从家里心惊胆战地急忙先後赶到医院，但母亲已被推进了停尸间。
恐惧上医院
到底什麽是“血中毒”？又为什麽好端端地会“血中毒”？毒从哪里来？医院没有人做进一步的解释。当时在桂林陪伴母亲的两姊妹，都是二叁十岁的妇道人家，没有人懂，也没有人敢去问，“血中毒”是母亲患的急病所引起的并发症？还是由於那位自称姓王的医生打了“那要命的一针”造成的？
我记得小时候外婆和二舅都曾很认真地叮嘱我们，不要在外面随便打血管针，二舅还说，如果把空气注入血管就会要命的。是不是他们探听到母亲就是被自称王姓医生的人注入药剂或大量空气而死亡？我问过一位刘姓内科大夫，是我竹中同学，关於空气注入血管的问题，他肯定地说只要注入五至十CC进入肺部後，就会阻塞血液循环造成缺氧死亡。外婆与二舅的恐惧不是空穴来风，这反映出他们相信母亲是在打针时被害，但不能确定被注入何种毒液，连注入空气也在他们怀疑之列。
四十年後，当时在桂林任职广西省卫生处处长的翁文渊，被问到母亲可能死因时，就质疑说，桂林医院的设备和杨济时院长等医生，依大後方的水准，都算是一流的，怎麽会无法救治看似罹患急性肠胃炎的母亲？又怎麽会送到医院不到半天，就猝然而逝？他说，当然有问题。其他在桂林事後闻讯的人，均表示难以置信。但是，没人敢公开作声。
母亲系被害身亡，我早有所感。从小就觉得外婆和二舅对医院有莫名的恐惧和对医生强烈的不信任等异常行径；在念中学时，就感受到他们长期因母亲在医院被害的阴霾所折磨，甚至害怕那些害死母亲的一夥人，为了“斩草除根”，迟早会赶来新竹趁机谋害这两个孩子。从懂事起，我和孝慈就察觉到外婆和二舅在日常生活中，严重缺乏安全感，天天活在随时有被人加害的疑虑当中。
母亲被诊断死亡後，很快便被推进太平间。在家里照顾我们的懋兰和亚梅阿姨，被这突如其来的死亡信息，吓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懋兰阿姨还是鼓足勇气，赶到医院见了母亲最後一面。等她哭着回来後，亚梅阿姨才也单独赶到医院，看到断气多时的母亲竟然已静静地躺在太平间，怎麽也不敢相信，早上她还可以自己走到医院看病，中午就宣告不治。懋兰阿姨真的吓坏了，深信这是一桩谋害，有不祥之感，连夜收拾简单衣物，一声不响地离开了不平静的桂林，丢下亚梅阿姨一人看顾这对没爹没娘的双胞胎。
亚梅阿姨後来带着我和孝慈赶到万安，一见到外婆，就抱头痛哭，进到房内哭诉说，叁姐死得很凄惨，到医院太平间看到她露在床单外的脸和手臂，都呈深褐色，几近黑色，一定是被毒死的。精明能干的叁姐是她的偶像，平日生龙活虎、身手矫健，怎麽会一下子工夫，就冰冷地躺在太平间？当场既难过又害怕地嚎啕大哭起来。她跟外婆说，她一个女人家，无亲无故只身在外，又能怎麽办？外婆听到这些，真是伤心透了，很後悔没有及早阻止亚若和经国先生交往，她告诉亚梅阿姨，她预感早晚会出事的。
一九二九、叁○年，经国先生在赣州专员公署，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其不意地造访外婆，主要还是去看母亲。有次外婆和邻居正在客厅玩小麻将，住在一起的小孙子修纯从门外匆匆地跑进来说：“阿哥来了！阿哥来了！”外婆还连忙把麻将牌藏起来，因为父亲在赣州雷厉风行，禁烟、禁赌、禁娼，连麻将都不准打，外婆也不能例外。“阿哥”是外婆、母亲等家人在父亲背後的称号，是源於母亲私下对父亲的 称；另一个较为不雅的封号叫“麻子”，则是家人发觉他鼻头上有点凹凸不平而取的谑称，也多少反映出，外婆对已有家室的蒋专员和女儿交往，一开始就不以为然。
父亲於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晚，接到民政局长邱昌渭从桂林亲自电话报告母亲业已过世的恶讯，至为惊愕与悲伤，但又不敢形於色。父亲接受王升的意见，要外婆一家迁到比赣州还偏远落後的万安县去。第二天即派王升前往开新路，劝说外婆尽速搬离赣州，到一个完全陌生且单纯的环境，去抚养这两个孤儿。王升告诉外婆，如果一家人仍然留在赣州，设若把这对六个月大的双生子，从桂林带回来交给外婆抚养，对她来说当然方便很多，但一定会惹来 言 语、蜚短流长，何况父亲和方良女士及孝文、孝章也住在赣州，必然纸包不住火，迟早会引起外界议论，对父亲会很不利，这是无论如何不可以的，必须快速远赴万安县去躲一阵子。父亲要王升交给外婆一笔款子，并且为刚从商专毕业的二舅 若在万安县税捐处安排了一个主任的职务，要他从南昌赶去万安当家。
就在这样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外婆连街坊邻居都没辞别一声，收拾行李就上路了。先前王升建议父亲安排母亲只身去到桂林待产，现在又要外婆迁到偏僻乡下去扶养两个孙儿，理由只有一个，无非都在掩人耳目。母亲为爱情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外婆受到的牵连，更超过她所能负荷。
同时，父亲随即指派办公室亲信王制刚漏夜赶赴桂林，和邱昌渭研商母亲的善後事宜，还找了一位风水先生，在桂林市郊，漓江东岸马鞍山西侧，名叫凤凰岭的地方，景色极为秀丽，将母亲匆匆安葬，墓碑上刻有“章亚若女士之墓”，以及“不孝子 蒋孝严 蒋孝慈泣叩”等字。当天没有通知母亲生前在桂林的故旧好友，除了桂氏兄妹、王制刚和邱昌渭的几个部属等少数知情人士外，就只有亚梅阿姨在大热天六神无主地抱着这对半岁大的孤儿到场送葬；墓碑上所刻的文字，就是亚梅阿姨告诉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