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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是我们的恩人-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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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虽然我要承受的压力很大,但是我安慰自己说,我不喜欢这个专业,我以后一定会离开这个行业的,现在我的专业课不好是有原因的。”记者由此问他:“你认为现在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潘杰客说:“从我自身的经历来说,我觉得如果说大学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学好基础课、学好英语、学好计算机的话,那都是次要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要自己去寻找自己要做的事,自己寻找任务。大学生应该自己去发现、分析和决定自己的未来,从自己的爱好、潜力去考虑,然后专注、投入地去做。他说,学英语很重要,可是很多有成就的艺术家,他们可能连学英语的时间都没有。”
  在目标日益个性化的今天,考研、留学、创业成了大学生们的首选。潘杰客认为:“这不是什么急功近利,而是他们对未来的发展更加个性化了,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学习的东西和将来要做的事情更接近。这是好事,因为只有社会上的每一个个体都在进步、强大时,整个社会才会进步。”但是潘杰客也指出了一点,那就是在越来越热的留学浪潮中,很多人抱着的只是“出国镀金”的虚荣之念,而不是觉得应该真正地“给自己的脑袋装一块金子”。潘杰客举了一些例子说:“在美国的一些大学里不乏这样的人,他们堪称真正的visitors,整天在校园里晃来晃去,或者以跟某著名教授合影为荣,其实什么也没学到。但回国后也以所谓的美国大学校友自居。”先后就读美国哈佛大学管理学硕士和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的潘杰客说:“到国外后我才真正领悟到什么叫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世界之外有世界,思维之外有思维。只有学习不同的思维方式,才能给自己的脑袋装进金子。”潘杰客在哈佛攻读企业管理学的同时,也进修政府管理学。第一天上课,哈佛教授就问学生:“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大家都答:“当然是来学习的。”教授又问:“怎么学?”大多数人的回答是:“跟教授学。”谁料教授听了不以为然,而是说:“错了,你们应该彼此之间互相学习。”事后潘杰客才了解到,他的同学基本上都是来自各国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其中还有一位乌干达副总理和四位菲律宾的现职部长,还有一大堆参议员、众议员和州长等等。教授的意思,是说他们在思维上彼此间的交流,才是各自最好的学习。
  走向社会:在限制下生存
  1982年潘杰客毕业后,从工程队的施工员干起,四年后就成了国家建设部的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时年27岁。这时,早年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后又与除了潘杰客外的一家人移居美国的父亲,让潘杰客也移民过去与家人团聚。潘杰客得到了当时的建设部部长的同意,绕道欧洲到了美国。
  在父母家待了两个月,潘杰客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另外一种人生。他租了间地下室,开始找工作独立生存,并在业余时间到夜校学英语。与在餐馆洗盘子的留学生相比,潘杰客的打工起步更低,是从送外卖开始的。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做这种选择时,潘杰客说:“这其实很自然。你进入一个社会,就得了解它的时尚。当时我上夜校的同学都看不起我,因为最开始我住在家里。他们认为我到美国不是背井离乡而是合家团聚。在这使我感到了一种孤立。还有就是,在美国18岁的孩子早就应该独立了,我作为一个近30岁的男人还靠父母,让人觉得是可耻的,我自己也感到这是一种耻辱。而人是不可以在耻辱中生活的。我不懂英文,在国内的那点成就到了那儿别人又不承认,我又没有美国执照从事工程设计,只好从最底层做起。”
  但是,从最底层做起的潘杰客却不是选择了从此一蹶不振和没有目的地生活,他说:“虽然是从最底层做起,但是我告诉自己,将来的潘杰客决不是现在的潘杰客,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半年内英语要过关。没想到的是,三个月以后我的英语就运用自如了。”并且,当许多在餐馆打工的中国人想的是一条从服务员到经理——小股东——大股东——老板——开连锁餐厅的人生道路的时候,潘杰客却没有那样设计自己的美国梦。因为他知道餐饮业不是他的未来。所以他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别人打完工后睡觉,他回去后还得学习。几个月后,潘杰客跳出了餐饮业,转做珠宝,不久就成为了一个“SuperSalesman”。而当周围的人想的是怎样开珠宝连锁店的时候,潘杰客却只把它当做了一种快速积累的方式。
  不久,潘杰客就放弃了这一事业,先是转入中美文化交流工作,任非营利的中美文化交流基金会主任,后又出任美国中文电视新闻主播。但从事中美文化交流期间,他曾经成功地把中国顶级艺术家推上了代表世界最高艺术演出水准的纽约卡耐基音乐厅的殿堂。
  这件事让美国《世界日报》的老板还以为潘杰客“至少是某位中国副总理以上人物的儿子”。
  在这一次次成功变迁的背后,潘杰客是这样展露自己的心路历程的。他说:“外界环境的限制不应该是对内在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束缚,而是激发;只有无限地扩展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高效地利用有限的空间。”从中国到美国,作为一个跨越了地域、行业的人,潘杰客坦言自己所受的限制其实是多重的。


潘杰客:在顶峰处寻找新起点(2)


  为了超越环境所施加于他的种种限制,他的方法并不是忽略限制和脱离环境,而是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使之与环境达到和谐,从而超越限制。还在国内的施工队做施工员时,潘杰客就经历过同样的考验。作为一个出众的大学毕业生,他与工人一起住在简陋的板房里,流动在大大小小的工地上。这在那个一次分配锁定终身的年代,很难想象位卑职低的潘杰客还有多大的前途。潘杰客在承受艰苦的工作环境的同时,还要承受作为一个大学高才生与一个施工员之间的心理落差。如果他当时被这种落差击败,那么四年后他也就不可能成为建设部的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了。
  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地域和变换过多种职业身份,潘杰客却认为:经历其实也是一种局限。在追求事业的过程中积聚资历,在资历中提炼经验,在经验中总结规律,在规律中推导模式。特定的成功,特定的经验,特定的规律,特定的模式,导致特定的思维方式。特定的思维方式塑造特定的生活轨道,于是有了局限的人生。”“所以,惟有克服了惯性的人才能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潘杰客大学毕业后成功地跨行业、跨地域、跨文化地创造了自己的跨国人生,根源就在于他敢于向成功挑战,向惯性挑战,向自己挑战,向自己的思维挑战。
  人生规划:认准目标后全力以赴
  潘杰客从事的中美文化交流工作在旁人的眼里算是达到了事业顶峰的时候,潘杰客却对自己作了重新评估。他觉得,自己第一没有深厚的社会关系,第二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第三没有在美国接受过正统的教育。综合这三条,第一条无法改变,第二条需要时间,而第三条却是自己可以做到的。于是他决定尝试第三条,重返校园。他告诉自己:“Iamnothing;Iamnobody;Iamgoingnowhere。”他到图书馆内查到了自己发展的大学,认定美国哈佛、耶鲁和英国牛津的管理学院最适合自己。于是,潘杰客把精力用在了入学论文上。六个月后,这三所大学的管理学院同时录取了他。潘杰客选择了哈佛。
  潘杰客所有的成功,都与他的那种目标确定后全力以赴、做事绝对专注是分不开的。举个例子说,1997年,当潘杰客从哈佛管理学院毕业后,参加了奥迪在美国和欧洲的国际人才招聘,从数千名应聘者中胜出,成为唯一被聘用的人,在去奥迪工作前,潘杰客从来没有接触过汽车专业,但他到了奥迪公司工作后,上上下下的员工对他的评价却是:“这绝对是一个汽车专家。”原来,就在被聘用前后,潘杰客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阅读汽车方面的知识,很短的时间就把自己培训成了“汽车专家”。2001年初,潘杰客放弃了奥迪中国大区首席顾问的身份,加盟凤凰卫视,出任凤凰资讯台《财经在线》主持人。作出这样的选择,同样是他在对自己进行了分析,觉得奥迪已不能给他提供一个足够的施展舞台,而电视将是未来的传媒之王后决定的。契机也源于2000年7月的一个晚上,出差在外地的潘杰客在宾馆看电视时,发现国内的电视节目可视性实在不强,制作理念也相当落后。但这却促使他转而一想,这不是也意味着中国的电视业潜力巨大吗?他开始考虑自己能不能转入这行业。潘杰客说:经过认真思考,我认为像自己这样有国内外高等教育的背景,有在中国、美国、欧洲的多种工作经验,有文化交流经验的人,应当是目前传媒业主持人中所需要的。而且,我在下决心辞职前,还专门请了国内的电视专家交谈,发现自己对中国电视的看法与他们都不谋而合,这使我更增加了信心;另外就是,我的哈佛同学和校友中很多人都是各国政府、商界的高层,这是别人不易得到的资源。”2000年10月,潘杰客放出了自己想进军电视界的消息,几家国内大电视传媒纷纷找上门来。几经对比,潘杰客选择了将于2001年1月1日开播的凤凰卫视资讯台。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看准了凤凰走的国际化线路。而且,凤凰同意了他的请求:除了做主持人,他可以不放弃在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和山东省东营市市长助理的职务。“做兼职教授可以使我具有敏锐性和前瞻性;做市长助理,可以让我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我都不愿放弃。”
  潘杰客总结说:“过去人们常常说到顾此失彼,那表示一种很被动的情况。但我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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