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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市民和公务员们获有四个月的时间做离去的准备，当然，这四个月对于他们仍是一段危难悲痛交织的苦日子；不过比起不能从容撤退的平津两地的市民与公务员来，却又属幸。南京是四月廿三日撤守的。撤守前三天，我始前往上海。就在那一天，英国撤侨的军舰“紫水晶”号遭受共军炮轰，舰上人员死伤甚重，被迫在南京下游搁。共产党已经疯狂啦，他们这种难以令人置信的骄横无理的暴行，使国际间大为惊讶；可是更令世人惊讶的，是痛挨炮轰的大英帝国在不多日后率先承认了中共政权！
我在南京一直住了三个月。在这冷酷阴闇的三个月中，我也获致一些温暖：
报社总社长坚留我在总社担任主笔，使我免去失业之苦；最低领袖几乎和我朝夕相处，他给我的深挚友情，使我感到快慰；美庄突然有了音讯，最低领袖交给我一封信，那是美庄写给他的：
最低领袖：久不写信问候你，歉甚。现在我要恳托你一件事——就是请你告诉我醒亚的消息；如果，你也不清楚，务必请你多方打听。
也许你还不知道，我曾往天津小住，与醒亚同游平津名胜，至为愉快；不幸最后两人吵翻了脸，我便睹气跑到上海，游览了苏州、杭州以后，便只身返渝。
返渝后，我曾前后接获醒亚三封信；可是我一时犯了娃儿脾气，立志一定要接到醒亚十封信，才肯给他回信，才肯恢复邦交。我有这种自信，我坚信醒亚必会一连给我写信来。然而我没有想对，醒亚的信竟然再也不来了。我的自尊心受了伤害；但是我仍然盼望醒亚的信来，因为无论如何我还是爱他的，所以我把当初自己立的志，打了个对折——只要醒亚给我写五封信来，我就立刻跟他通信。难道他已经写了三封，就不肯再继续写两封吗？绝对不会的，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也还在爱我，并且我知道他会永远爱我。他实在是一个忠实于爱情，忠实于我的人。我曾冤了他，说他不爱我，爱别人，后来我已经想通了，他并非如此，只是他不太懂我所以向他撒赖撒娇的原因与目的。醒亚稍稍缺乏一点风趣，有时候有些不解风情，这也许是他的唯一的缺点——我爱他如初，我每天都在等候他的来信。我有点恐慌，也有点气忿了，我又最后一次“立志”：只要醒亚再仅来一封信，哪怕只有三五个字，我就宣布解严令，立刻跟他通信，甚至答应他回到天津结婚。醒亚也太狠心了，他居然再多一封信也不写来了。我觉得我受了太多的欺侮与伤害，从小父母说我是“不许苍蝇踢一脚的人”，如今我竟活像被兽蹄踢得遍体鳞伤——我绝不能再破坏自己最后的也是最低的誓言——他不写第四封信来，我死也不写信给他。我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向他无条件投降。自从认识醒亚，我为他设想、向他让步的地方已经够多了，我担心我这么做惯了，一旦结婚以后，他会要求我处处做更大的让步——由报纸上我看到了他当选天津市参议员的消息，我曾想给他拍个官样文章的贺电去，看他反应如何？可是我终又阻止了自己这么做，我怕他误会我向他谄媚，我并不把参议员看成了不起，我本希望醒亚从政做官，而他偏偏又干起专门跟做官的找麻烦的民意代表来，简直是故意气我。我恨他做参议员，我想象得到，参议员繁忙的生活，会使他无暇多想到我，甚而淡忘了我。
我呕这口气，想不到一呕竟呕了一年多！日前看报，突然触目惊心地看到天津沦陷的大标题，我简直吓呆了。最近一年来，不怕你骂，我一直很少看报，看报也是专门看看电影广告及其它娱乐新闻，国家大事我一向不感兴趣，虽然偶尔听父亲讲起国军剿共战事越来越转向不利的消息，但始终没引起我太大的注意。一万个想不到天津竟这么快就失陷了。我这才发觉我曾经立过的那个志，起过的那个誓，是多么荒谬而毫无意义！如果醒亚沦入铁幕，呀，我不敢再想下去，我要哭了——
书归正传，你是我们的老同学，又是我们的“领袖”，不能不管我们的事。所以我犹豫了好多天，终于决定给你写信，请你设法打听醒亚的消息。我多盼望他已事先或事后逃出天津，那么他一定会到南京去的，因为南京有他的报社总社，说到这里，我又忍不住伤心发牢骚了，他一直爱报社甚于爱我，我知道他如果逃出天津，他必去南京找他的报社，而不来重庆找他的未婚妻——
最低领袖，请快告诉我醒亚的消息！快，快，快，用航空快信双挂号告诉我，或是加急电报告诉我！我向你敬礼！
美庄
最低领袖给美庄拍了加急电报。我全然相信，也感念美庄对我真切的关怀，我还在思考如何也写一封长信寄给美庄时，美庄迅速地先寄信给我了。那信，充满嗔怨与责怪，也充满热情与恩爱。
最低领袖已经听我把美庄上次在天津与我争吵的原原本本，以及我与唐琪相识的始末详叙一遍，他表示非常钦佩唐琪，同时他也为美庄辩护，认为美庄态度虽然不好，但仍系出于一片痴爱我的心理。最低领袖从未见过唐琪一面，与美庄却有三年同学之谊，他似乎有点偏袒美庄，这是极自然的。
我和美庄开始通信，信中双方都绝口不谈唐琪；可是，我不敢担保唐琪的影子已全部在美庄心中消逝，而我，我简直无法使自己片刻不想到唐琪。唐琪本来是可以到上海的，为了我，她宁愿把自己关进铁幕，今天我能和美庄自由地通信，都是唐琪所赐予。尽管唐琪一再要我跟美庄相爱，跟美庄结婚；然而我却感觉我果真那么做，便越发对唐琪不起。然而，我不那么做，除了白白伤害美庄外，又有甚么特别对得起唐琪呢？
我不再爱美庄也救不出来唐琪了。我不再爱美庄也不能补好唐琪心灵上受过的太多太大的创伤了。而唐琪口口声声要我去爱美庄，并非花言巧语，她不是口是心非的人，她的处处为我设想，为我牺牲，都是来自无比的真。渐渐地，我觉得，我不能再做一件违背唐琪的意志的事。渐渐地，我觉得，为了听从唐琪的话，我也得继续爱美庄。
美庄来信约我去重庆，最低领袖催促我去重庆，连在青岛的表姊和我通信时也赞成我去重庆。我不能马上去重庆，因为我刚刚担任报社主笔工作，文章还没有写几篇，就要请假，甚至借薪离京入川，实在对不起报社和厚爱我的总社长；紧接着，报社准备迁往广州出版，我被指派兼任一部分照料工作，更不好推卸责任一走了之。
最低领袖在四月初把他的杂志社迁往上海。我跟报社最后一批撤退的员工，在行车时间已形大乱的下关车站等了三天三夜，始于四月二十日抢搭上一列火车。车行半途，一部分乘客被赶下来，改载军队，我们庆幸被留在车上，得以安抵上海。
在我离开南京的前几天，心情恶劣异常；可是却有一桩喜讯到来——贺大哥自青岛来信，原来他经过数月的东躲西藏，终于冒险化装逃出，沿津浦线到济南，转胶济路，抵达青岛，并且找到了表姊和表姊丈。在信中他报导了许多天津沦陷后的新闻，共产党不外仍是那一套清算、斗争、杀人、洗脑、血腥恐怖统治。另外他特别告诉我四件事：我们的报社已被封闭劫收；唐琪没有消息，听说去了北平；我的姑父全家平安，不过已被赶出那楝小楼，共产党认为姑父一家人没有必要与资格再住那么“大”的洋房；高大爷在各种欢迎共产党的场合很活跃，由于带领共产党接收电信器材有功，仍旧官居电信局处长职位。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南京沦陷，第三天太原沦陷，太原城破前夕，忠贞反共的公务员和眷属五百人集体自杀。
到上海的第四天，上海保卫战正式闻始。上海保卫战足足打了一个月，国军捷报频传，共军伤亡惨重，一时人心大为振奋；然而那却是整个大陆关进铁幕之前，国军打的最后一次硬仗了，防守上海的国军有唯一自东北强行撤退下来的一支精锐部队，当保卫台湾的重大使命必须靠它承担时，它只好在数度达到歼敌任务之后，向大上海挥手告别。
五月二十七日国军撤离上海，一周前我和一些报社同事搭轮前往广州。
最低领袖的杂志已不能维持，显然，他很悲观，他痛恨一些政府官员的不肯真正实行三民主义，与痛恨共产党在中国大地疯狂地推行马列主义的程度，几乎已达到同一水平。因此，在他极端失望之下，他几乎决定不再跟随政府到处流亡。他痛心疾首地对我说：
“若说我本人不赤拥护政府，恐怕无人相信；可是你看看，咱们这些官员们到今天还不肯大彻大悟：贪污，低能，怠惰，搞派系，互相倾轧，逃亡变节——这样下去，如何得了？他们居然还开口三民主义闭门三民主义，简直是三民主义的最大叛徒！跟这些人混在一起，我喘不出气来——”
我告诉他：如果我们的政府在遭受过血淋淋的现实教训后，能够减少甚而根除他所指出的这些病症，那仍是值得我们竭爱护的政府。我又告诉他：他和我，还有许多朋友，都必须负起这种善意批判政府、恳促进政府觉悟改革的责任，因此，他必须跟着政府走！
最低领袖终于跟我一块儿到达广州，他的杂志已无力量出版，经我推荐，他到我们广州的报社担任撰述委员。五个月后，广州沦陷，最低领袖没有出来，我无法再强带最低领袖离开广州，因为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