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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河南戏、陕西梆子、与川戏，我都很感兴趣，而最使我欢喜的则是河南戏。在洛阳时，我常和贺大哥去听河南戏，河南大戏跟平剧一样，气魄大，场面大，例如“大战宛城”，马踏青苗，曹操的八员大将，表现得威风凛凛，绝不输于平剧；我们也非常喜欢河南的“乡下小戏”——那些朴实可爱的河南大汉扮演的各种角色，亲切而生动，腔调别具风味，词句、道白、分外幽默。我一直无法忘记我最爱听的几出戏——“南阳关”、“陈州放粮”和“打潼关”。
“南阳关”中有这么两句：
师字旗呀嗨，
空中飘！
哦，上又上写着（念做昭）：
提兵调将的伍云昭——
“陈州放粮”里的大宋皇帝一上场这么唱：
有为王出期来，
比官儿还大，
右思思，左想想，
俺是朝廷。
巡一步，退一步，
等于不走，
白萝卜、红萝卜，
都不是大葱！
包拯功在国家，皇帝赐宴犒赏他时，这么唱：
正宫娘娘烙的饼啊，
孤王亲自卷大葱——
听来好亲切，好一个平民化的可爱的皇帝！
“打潼关”里的秦琼出来这么唱：
秦琼跨下黄骠马，
秦琼手使剑青铜，
有人问俺名和姓，
姓秦名琼字秦琼。
接着，程咬金出来有这么一段道白：
拉马来到潼关，
不知是何地方？
待俺下马观看，
啊，上写三个大字：
潼关！
上面这几段滑稽的唱白，我和贺大哥立刻学会，并且变成了我俩平日问安道好的代用语，只要两人一见面必先对唱几句。一直到十数年后，我们还有这种“习惯”。
在洛阳我曾碰上一次日本飞机轰炸。洛阳很少防空洞，只靠散兵壕改的防空壕躲避。一天，我和贺大哥在城外散步，敌机来袭，我们分别躲在两个小壕里，敌机正好在我们头顶上下起“蛋”来。弹尾风轮转动的尖锐声响，听得非常清楚，一下子我眼前完全黑了，几乎失去知觉，挣扎了一下，才觉出头顶上和全身上都压着一层厚土，心想：怎么这么快已经被炸死，又被人埋葬了？
突然，贺大哥的声音响了：
“醒亚，醒亚，怎么样？”
我，用力由土堆中钻了出来，看到贺大哥满脸满身是土，正向我咧嘴苦笑。原来敌机一连在我们附近投下几个小炸弹，炸起来的土把我们给盖了起来。
“又是一度再世为人！”回城里的路上，我跟贺大哥说。
他搂紧我的肩膀：
“咱们这才真是生死患难弟兄。”
就这样，在贺大哥的爱里，我度过那一串难忘的好日子。
部队整编期间，我们看到了由后方寄来的国立编辑馆编印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书内有文章记述了两年前跟随我们部队转战南北的四存中学学生，于河北衡水与日军激战，那些初生之犊不怕虎的青少年居然能够单独战斗，勇猛异常，上百同学与多位老师均壮烈战死，因而获国府明令褒扬，着将光荣事迹宣付国史，且令地方于收复后建祠纪念。
我们读到这册教科书，在悼念为国捐躯的青少年勇士之余，也为他们名垂青史感到安慰。然而，我们又得知：衡水战役后不久，八路军集结贺龙、刘伯承、吕正操三万大军将我们的部队层层包围于深县北马庄，血战两夜一昼，双方死伤惨重，被俘之四存中学学生三百人之多，因有三民主义青年团员身分，竟全被枪杀——这一史实则未见载于教科书中——我们真不禁要问：政府要“容忍”到几时呢？
另一桩令我们悲愤的事发生了，随军电台的同志传来“新四军事件”：
近年来，驻防江苏安徽地带的新四军（原是中共红军，七七战起，接受政府正式改编，给予国军番号），曾不断袭击敌后的国军与民团，扩张武力与地盘，自行成立政府，企图消灭苦撑在敌后的江苏省政府——如今，则更违抗统帅部调动他们北上与日军作战之命令，反而围攻中央军第四十师于三溪——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事态太过严重，无法再忍，下令还击——约两周后，电台同志告诉大家：经过剧烈战斗，新四军溃退，军长叶挺被俘。
我并不为此高兴庆贺，因为我清楚知道：无论如何这又是一场国人同胞自相杀戮的大悲剧。我心痛。我中弹的右肩已不再流血，我的心在淌血——
我们的部队开拔赴中条山时，贺大哥坚决要我和贺蒙退伍。他要贺蒙去投军校炮科（那正是贺蒙所渴望的），要我去大学读政治系，而他要到中央述职，并且奉调到中央训练团受训，正好带我们一路入川。
“你们年纪还很小，已经真刀真枪地跟敌人拚过命，对国家也交待得过去了，深造后，还有的是报国机会，”贺大哥一再劝阻我和贺蒙随部队开赴中条山，又劝阻我和贺蒙同入军校，“你俩一个学军事，一个学政治，将来军政配合，好好给多难的祖国做点事！”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已和我们建立了深厚情感的部队。在离开部队前夕，我们又听到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率领我们在太行山上与日军苦争恶斗忠贞爱国的总指挥——张荫梧将军，在被八路军指控为“摩擦专家” 之后，接着竟被当时我们的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上将不分青红皂白给予“免职”处分。我们的部队不禁一时哗然。那位挂满“为国流血纪念章”的老排长，气得一面跳脚，一面咒骂：
“他娘的，逼人造反呀！要不是军人讲服从，我不去揪住程潜老家伙的鼻子骂他一脑袋浆糊才怪哩！”
官兵们差不多是人人流着泪，开赴中条山的。唉，那真是一支好部队。
贺大哥带我们经陕入川。贺蒙做了成都中央军官学校的入伍生，我经贺大哥的协助，以战区学生的身分被教育部保送到重庆沙坪坝一家国立大学，做了一年级生。那年，我二十一岁。
三十九
贺大哥在复兴关受训，每个星期日，不是他来沙坪坝看我，就是我去复兴关看他。现在他是我在重庆唯一的亲人了。我和成都的贺蒙约好每周必定通信一封，一开始尚能维持原议，日子一久，贺蒙的信便疏少了，他本来就不太爱写信，每周准期来信时，也不过草草数语如电报一般；他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却从不欢喜在嘴上或纸上宣泄的人。
我每周和贺大哥见面时，他总要请我吃点好菜，四川话叫“打牙祭”。我们的牙祭打得很小，一盘榨菜炒肉丝或麻婆豆腐，两碗红烧牛肉面或双料排骨面（两块炸排骨），便很心满意足了。我们发现若干馆子门口挂着供应“飞机空来的大虾和海蟹” 的红条子，价目贵得惊人，据说每次到便争食一空；我们只有望“条” 兴叹，并对那一批食客发生反感，并非嫉妒他们吃得太好，只是觉得他们何必在这苦难的时代，非要如此摆谱儿，显示阔绰不可？
学校伙食很不好，两盘蔬菜中，用显微镜看，可以发现两片肉，米饭是名噪一时含有谷、稗、砂粒甚多的“八宝饭”，那实在还不如太行山上的黄小米饭好吃。不过，大家很少怨言，因为那伙食是白吃不付钱的，那是吃的国家发给战区学生们的贷金。比较有小办法的同学，都自备一个小菜罐，里面装满大头菜、榨菜、辣酱，有大办法的同学则把腊肉、香肠塞满罐子里，更有办法的同学则干脆不进大饭堂，顿顿径自往福利社或沙坪坝街上吃馆子。
我是属于根本“没有菜罐阶层” 的人，和我同样的同学并不太少，有时他们故意吃得慢，为的等候女同学走后，可以把她们桌上剩下的一点菜悄悄地端过来，再吃两碗饭。当过了丘八的我，不知怎么变得比以前还要害羞，我始终不好意思吃那种菜，我宁愿多干塞一碗“八宝饭”。同桌的同学，曾顽皮地对我说：
“张醒亚，你怎么不肯吃这菜呢？女同学嘴上筷子上的余香犹存呢！”
住的地方，是大宿舍，上下床。我本来被分配在下铺，可是睡上铺的那位同学又瘦又矮，上来下去很感吃力，我便自动提出和他调换，他非常感激。床上臭虫颇多，不过我那遍生过“抗战虫”的身体，已经习惯这些小生物的袭击。重庆的蚊子很厉害，被叮上就会“打摆子”（严重的疟疾），贺大哥已给我买了一个小蚊帐，同时还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
“只有重庆城中心七星岗一带从来没有蚊子，传说是因为当年赵云守巴州的时候，下过命令不许蚊子进城，以免把守军咬得不能作战！”（后来我得以知道七星岗地势高，蚊子很难飞上去）
我的衣物早在太行山上失落一光，现有的一切虽然简到无可再简，还都是贺大哥赠送的，我若如此长期做他经济上的包袱，委实有些不安。可是，我又无其它方法赚钱，我总不能裸醴上课。我只有尽量刻苦节俭。
贺大哥受训期满，仍旧奉命回平津工作。他改由湖南、江西、浙江，经上海再北去。行前，他带我去看了他的两位好友，殷切托咐他们给我照拂。他又陪我去看了当初姑父提过的两位我的父亲的旧友，那两位老人家热心地告知以后一定会给我帮助。
贺大哥给我留下五百块钱，他说：
“看起来，这笔钱不算少；可是，想供你在大学用四年，是绝对不可能的。以后物价恐怕还要涨，也许两年之后就不够买一只皮鞋了。然而，手边总不能不留一文钱。希望一、二年内我能从平津回来——”
“也许一、二年内我们就胜利了！”我满怀希望地。
“不可能，”他摇摇头，“起码还得四、五年。我并不是唱低调，我实在害怕一些人盲目地自我陶醉，误以为胜利很容易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