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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只要陷在非其所宜的封建官场浑水里，想要保持清纯的文人本色，想要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这种鬼话，说给谁去听，也不会相信的。
二
其实，要想了解文人，还是从他的作品下手为宜。
虽然“文如其人”这句话，并不百试百验。但无论如何，“文为心声”，总会有蛛丝马迹，可以稍知秘辛，总会在字里行间，微露堂奥底里，而元稹这篇《莺莺传》，应该是进入他内心世界的最佳门径。
再没有比这篇美文，更能表现元稹做人与做文的强烈反差了。
这篇叙述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为唐人传奇中的名篇。经唐末、五代的战乱，一度湮没无闻，不见著录，直到宋初太平兴国二年，官修《太平广记》时，才从民间搜寻出来，编入这套类书之中，得以重张天日。后来，经北宋苏轼、秦观、毛滂、赵令等文人的推介传播，大为人知；后来，又经金章宗时董解元，改编为《西厢记诸宫调》的弹词；再后来，更经元成宗时的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敷陈为杂剧搬演出来，《西厢记》遂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
由《莺莺传》而《西厢记》，最大的改变，是在结局的处理上。
中国戏剧，特别要考虑到的是观众的欣赏习惯，你要让他买你的票，坐下来看你的戏，有一条，最为重要，那结局必须大团圆。也许因为五千年来的多灾多难，中国人常常不得团圆的缘故，便非常在意这个团圆。现实世界里有太多的不团圆，至少你在戏里，给我一个精神上的大团圆。戏曲大师王实甫深谙此理，便在戏的第五折结尾处，打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旗号，然后落下帷幕。
但在《莺莺传》中，元稹毫不顾及中国人的口味，偏不皆大欢喜，偏要此恨绵绵，倒不是他别出心裁的创造，确确实实是他个人的自身经历，是发生在公元７９９年（唐德宗贞元十六年）以他为主角的一次爱情悲剧。
依今天的观点，这本应是最情投意合的爱情、最美满匹配的婚姻，却活生生被这位诗人，以无情而又残酷的手段毁灭了。他的市侩心理，他的犬儒精神，他的实用主义，他的势利取向，导致了这场得到了她，又抛弃了她的悲剧。
这种始乱之、终弃之的故事，这种女人痴情、男人负心的故事，这种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故事，这种天谴人责、另觅新欢的故事，长期以来，是章回小说和戏曲文本的母题，也是一个永远有话好说、有戏好唱、有泪水可赚、有票房价值的创作源泉。
于是，《莺莺传》从此成为这种类型故事的标准范本。
其大致梗概，无非：一，邂逅惊艳，一见钟情；二，诗柬传话，小婢通容；三，花前月下，幽会西厢；四，海誓山盟，私订终身；五，长亭话别，静候佳音。后来通行本《西厢记》改进的地方，就是增添了一个大团圆的尾巴。而在《莺莺传》中，那个负心的张生，却是卷铺盖一走了之。对那个为情人奉献了全部的爱，然后又被情人抛弃的美丽少女来说，西风落叶，长安道远，“倚遍西楼，人不见，水空流”，只有彻底的绝望，和无可奈何的残生。
在他笔下的她，面临即将分手的局面，也曾预感到将是永别：“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然而，又抱着一线希望，“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这是个既有聪慧认识，又有多情天真的少女。我们把全部的同情心，集中在这个最后被抛弃的“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的弱者身上。
爱上一个女人，到了论及婚嫁的地步，遇到另外一个更值得娶进门的，娶了以后会获得更大效益的女人，马上改弦更张，背弃承诺，不作任何交代，不作任何善后，就跟她分手，是他在这篇《莺莺传》中，应该写，却没有写，或不敢写出来的卑污。
事实上，是他来到都城，准备会试期间，攀上京兆尹韦夏卿的高门，还不过觉察到有可能成为这位长安市长，后来又为洛阳市长家的乘龙快婿时，马上，他那“见事风生”的性格，果断地，毫不犹豫地，便把一往情深的，苦苦等待着他回去的莺莺，抛诸脑后，一刀两段。这种背情，这种负义，这种不能原谅的行径，他大概觉得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有意给忽略掉，免得被人谴责。这就是大诗人元稹在自叙体传奇文学《莺莺传》中，所描画出来的自己。
我一直弄不明白这位诗人，一定要将自己这场爱情悲剧，借托他人的口吻，委曲详尽地讲述出来，用意何在？
在这篇传奇中，看不到他的自责之意、负疚之感，既没有《复活》里面那位聂赫留朵夫伯爵的忏悔，也没有《安娜·卡列尼娜》里那位渥伦斯基先生的懊丧。也许中国人是个不大肯认错，错了还要极力狡辩抵赖，错了还要继续错下去，缺乏反省意识的群体？芽就看元稹在文中振振有词的辩解，便可看到某些中国人，比不认错还不可救药的堕落，就是不要脸。他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娇宠，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万乘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这当然是混账逻辑了，他怎么能把美丽朴素、温柔婉约、感真情挚、聪慧可人的莺莺，附会到那样不堪的妖孽地步？你把那少女糟蹋了，你把那少女欺骗了，你还说人家是妖精，是祸水，简直岂有此理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也认为元稹的这番表白，纯系一派胡言：“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而且，尤令人费解的，当元稹坦然而又薄情，轻松而又得意，对他的文友，如白居易，如李绅，如李建，如前辈杨巨源，讲述这场情感上的经历时，在座诸公，固然“闻之者莫不耸异之”，“于坐者皆为深叹”，却没有人对诗人这样子的绝情辜负，这样子的势利转向，有过一点谴责的表示。甚至，“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矣”，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过：“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之不齿。”也许，唐代的社会风气，使之然耳；也许，人的生物属性，永远受制于人的社会属性，使之然耳。但我想不透的是，这位诗人既然舍寒门秀女而就市长千金，为势之所趋，为利之所择，天上掉馅儿饼，落在你的嘴里，你就偷着乐好了，似乎用不着大张旗鼓，写成文章，众所周知吧？
文人无行，古已有之，唐宋元明，离得太远，不得亲知亲闻。鲁迅在上个世纪的３０年代，七论文人无行，所鞭挞的那些鬼鬼祟祟，也已相当隔膜。但以今度古，从当代文人的德行，大致也能猜测古代文人的一二。可奇怪的是，也许我的某些同行，对待他们个人生活中的莺莺，说不定比元稹更下作、更苟且、更卑鄙、更无耻，然而，要让他们像元稹那样行之于文，笔之以墨，把自己供认出来的傻瓜，是绝找不到的。
元微之倘不是缺心眼、冒傻气，倘不是太浅薄、太无聊，那就别有隐衷了。
读北宋赵令的《侯鲭录》，其中《辨传奇莺莺事》、《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谈及这段故事，在他看来，元稹所以要写这篇传奇，是有他想说，必说，可又不便全说，不能直说的言外之意。
一，“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
二，“盖昔人事有悖于义者，多托之于鬼神梦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见他书，后世犹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为人叙事，安能委曲详尽如此。”
三，“况崔之始相得而终相失，岂得已哉。如崔已他适，而张诡计以求见，崔知张之意，而潜赋诗以谢之，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岂独在彼者耶。”
从这里，也就从“自避”、“心不自抑”、“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这三处提示，略可猜知诗人的心迹。
也许，这就是人的复杂性了。
对他来说，并不悔他的“始乱终弃”，并不悔他的背叛绝情，并不悔他对初恋情人的致命伤害。而让他魂牵梦萦的无悔之悔，就在于他痛惜自己错失了人间的至美。诗人一生，情之所系，爱之所在，经过时间的延伸，经过空间的移位，最珍贵的，最留恋的，最难忘的，最能激荡心扉，最能引发波澜起伏感情的，仍是那位“殷红浅碧旧衣裳”、“满头花草倚新帘”、“为见墙头拂面花”、“二十年前晓寺情”的莺莺。
他写过一首《古决绝词》：“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彻，有此迢递期，不如死生别。天公信是妒相怜，何不便教相决绝。”他不是不想终结这段记忆，然而，无论时间和空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份情，这份爱，仍是他欲罢不能，欲说还止，不吐不快，可又不敢直抒胸臆的心结，一份希望解脱，可又排遣不掉的沉重负担。也许，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脑海里已是一片空白之际，这个被他抛弃的女人的影子，还隐隐绰绰在。
因为，真正的爱，是不死也不灭的。
这就是他在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赞美所感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头，半缘修道半缘君。”（《离思五首》之四）
于是，我想，写出这首诗的元稹，在他心灵深处，至少还有一小块尚未沦丧的净土。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