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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唐诗之所以为唐诗，就建立在这种不断更新的宏大气象上。
于是，我在想，唐诗由初唐的王杨卢骆，到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到中唐的白居易、元稹、韩愈、李贺，进入公元九世纪中叶，当时的文学界，肯定也会有鲁迅写作时，这种受到被前人写尽，而不得不袖手的踟蹰，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犹如到果园去采摘，你兴冲冲地来了，可发现那些捷足先登者，已将最完好的，最甜美的，最具有市场价值的果实，席卷而去，只剩下残枝败叶，一片狼藉。际此地步，老兄，你将何以堪？这种无所适从，无从下手，无法收拾的局面，也是那个时期的杜牧、李商隐、许浑、张祜等晚唐诗人，所面临的现状。
唐诗有两个“李杜”，一为公元六世纪的李白与杜甫；一为公元九世纪的李商隐和杜牧。对后“李杜”而言，前“李杜”已经达到的高度，其不可企及之势，实在是难以逾越的巅峰。要想与他们比肩，必须要走出自己的路，必须要写出与他们的不同来，这才能拥有绝对属于自己的世界。你要当跟屁虫，永远也不会有出息。杜牧不会这么讲，但一定会这么想。
我是根据公元８３１年（文宗大和五年）十月中，杜牧为《李贺集》做的序，作出这样的判断。他在文章结尾如此写道，口气之大，令人咋舌：“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他对李贺的褒扬，也是对自己的期许。虽然，他在《献诗启》里说明他的创作原则：“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但他的为人一生，也许很失败，为文一生，却是一位有大志向，有大抱负，决心崛起，不甘雌伏的文人。清人赵翼指出：“自中唐以后，律诗盛行，竞讲声病，故多音节和谐，风调圆美。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创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矫时弊。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
《全唐诗序》说到杜牧，也认为他：“精思独悟，不屑为苟同者，皆能殚其才力所致，沿寻风雅，以卓然自成其家。又有甚者，宁为幽僻奇谲，杂出于变风变雅之外，而绝不致有蹈袭剽窃之弊，是则唐人深造极诣之能事也。”
所以，李商隐才有发自内心的“人间惟有杜司勋”的极高评价。要知道，文人称赞文人，同行叫好同行，不是虚头巴脑，不是顺水人情，不是当面点头，背后撇嘴，不是阿附谄谀，捧场讨好，而是由衷赞美，真心褒扬，是极少有的，因而也是极难得的。
这就印证南北朝时梁人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说过的金玉良言了：“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两句话，八个字，绝对是想在文学领域中，要干出些名堂来的人的座右铭。杜牧如此，他的朋友李商隐如此。你要想头角峥嵘，领时代之风骚，你要想独树一帜，引文学之新潮，那就必须有这种本领，在努力传承的同时，能够不断创新，在博采众长的同时，表现自我。幸好后一“李杜”，天降奇才，二十啷当年纪，果然创造出有别于前人的晚唐神采。
文学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有其相通相应的内在联系。如果说前者，其恢宏开阔的气势，似乎是盛唐如日中天的映照；那么后者，其精致、典雅、秀丽、婉曲，多少也是晚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写真。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时期，大师联袂而至，满天星斗灿烂；一个时期，文人缺席失语，文学暗淡无光；这都是属于造物主的安排，并无必然的规律可寻。
然而，老天对唐诗颇为关照，真让人嫉妒。尽管，公元８１６年（宪宗元和十一年），李贺卒，８１９年（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８２４年（穆宗长庆四年），韩愈卒，８３１年（文宗太和五年），元稹卒，８４２年（武宗会昌二年），刘禹锡卒，８４３年（会昌三年）贾岛卒，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诗坛凋零，四顾苍茫，文事寂寥，一派凄凉。这时，谁也料想不到，杜牧和李商隐的出现，以枇杷晚翠的绚丽，以鲁殿灵光的晚唱，又重新将唐诗的圣火传递下去。
因此，返顾现实世界，新时期文学也已二十多年过去，上帝不开眼，不赏你脸，不给你大师，又能奈何得了？虽然时下也有一些人捧和自吹的“大师”出现，不过是《穆桂英挂帅》中那句唱词，“几年不到边关走，砖头瓦块也成了精”的精神上极不健全者的梦呓罢了。
在常见的中国文学史上，都认为杜牧的诗，以清新俊逸，豪健峭拔，风流倜傥，余韵邈远的风格著称；李商隐的诗，以深情绵邈，沉博婉曲，华彩丰瞻，邃密缜思的特色闻世。这两位诗人的珠联璧合，成为一时雅望所至。加之同时代如许浑、和凝、张祜、李绅、姚合之流的团队作用，遂变革着诗坛风气，创造出时代潮流，终于一改中唐以来声绮情靡、势弱力颓的诗风。
杜牧和李商隐，应该早在公元８３９年（文宗开成四年）前后，就相知相识了。
从性格上看，杜牧是外向的，李商隐是内敛的。从出身来看，杜牧是世家子弟，虽然到他父亲这一代，没落了，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他的灵魂，到他的诗文，无不豪爽大气，特立独行。李商隐则是从吏佐家庭中走出来的，总是仰着脸看人讨生活，因此，表现出来的精神，便是小心谨慎，低调缄默，尽量收缩，放下身段。
所以，杜牧的诗，以气胜；李商隐的诗，以情长。甚至，他俩的风流，他俩的浪漫，他俩的情感史，也迥然不同。应该说，文人有几个不风流，不浪漫的呢？也许不是所有能风流，会浪漫的人，都必然成为作家和诗人，但可以肯定，文人要不风流，要不浪漫，要想成为大文人，也难。
杜牧的风流浪漫，是张扬的，是放肆的，是泛爱的，是略无顾忌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大张旗鼓，引以为荣。而李商隐的风流浪漫，则是影影绰绰的，似隐似显的，钟情深沉的，浅吟慢唱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充满着无可奈何的惆怅。
可以想象，当李商隐在他所追随的恩公令狐楚的府邸中，当一名随员、见习生时，见到这位倾动长安的诗坛领袖，该是多么的倾慕和心仪了。那年，杜牧三十七岁，风华正茂，任职左补阙，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员外郎，标准的中级文官。对历任诸镇节度使，为地方诸侯，现回来京城，在朝廷里做到尚书仆射这样极高层官位的令狐楚而言，别说平起平坐，按常礼，杜牧应该垂手侍立才是。但李商隐所看到的场面，不禁失色。却是他的恩公，反客为主，趋前迎问，倒过头来巴结讨好这位大咧咧的诗人。
现在也弄不清杜牧是府上的常客呢，还是稀客？但据《唐诗纪事本末》，杜牧对于他的诗友张祜被逐科举，专门跑来找令狐楚帮过忙的。“一声何满子，双泪滴君前”的张祜，少年气盛，惹恼了白居易，而白老前辈也欠雅量，认为年轻人未免嚣张，不敲打敲打，不知马王爷长几只眼，遂让在皇帝面前说话算数的元稹，在会考时取消其资格，弄得张祜一辈子未能发达。
于是，激于义愤的杜牧，专门写过诗“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以鸣不平，由此可见杜牧的提携同志的热忱，对于老一辈指责后生的抗争。据新旧《唐书》，说到杜牧的“刚直有奇节”，“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万痛切。”正如他的一首《自贻》诗所言：“饰心无彩缋，到骨是风尘，自嫌如匹素，刀尺不由身”那样，事未必能做到，话一定要说到。
因此，他在令狐府上，认识这位比他小九岁，初露头角，稍有诗名的李商隐，肯定相见恨晚。但是，两位诗人的这段友情，很快就结束了。为什么这两位诗友，参商相隔，一别十多年，直到生命的后期才重得聚首呢？
这就是尼采说过的那句名言了，上帝要让一个人灭亡，就先让他疯狂。同样，要让一个王朝灭亡，一个时代灭亡，也是先得从疯狂开始。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便日渐衰弱，但似乎觉得死得还不够快，宦官之乱，方镇之乱，还不够，从公元８２１年起，到８５９年止，以李德裕为一方，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一方的朋党之争，像两台开足马力的官场绞肉机，互相格斗将近四十年，创中国历史上宗派斗争时间最长纪录。也是中国文人史上，一群由二、三、四类文人组成的队伍，在政治舞台上，所作的最恶心、最丑陋的一次表演。
从牛、李党争的这些主角身上，我由此也明白，为什么那些江郎才尽，或压根儿就不曾有过才的江郎，拼命削尖脑袋，为一顶乌纱帽而跑断腿，说破嘴，磕断头，求爷告奶的所为何来了？替他们想一想，诸公不干这个，还能做其它什么营生呢？
重重压力之下，杜牧离开长安，由黄州，而池州，而睦州，跌跌撞撞，一路外放，几近家破人亡，无以存身；同样，左右排斥，怎么也不是的李商隐，由华州，而桂州，而徐州，而梓州，蝇营狗苟，碌碌谋生，越活越差，每况愈下。根本原因就在于杜牧也好，李商隐也好，虽然在这场朋党斗争的棋局上，连兵、连卒这样棋子资格也不配。但宗派主义发展到疯狂阶段，红了眼连亲爹亲娘也不认的阶段，人人排队，个个划线，像过筛子一样，这两个诗人也不能幸免，卷入这台绞肉机内，落入了不知伊于胡底的被整肃的命运之中。
也许上帝制造天才，同时会嫉妒天才，因此，从不百分之百地成全天才。给了杜牧非凡的才分，多面的功力，超常的文笔，灵动的诗韵，也给了他一个跌宕的，多事的，不顺遂的，污言浊语的大环境，以及一群跟他过不去，看他不顺眼，总是要琢磨他，算计他的二、三、四类文人，让他气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