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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公，即陈继儒（1558—1639），为明代文学家和书画鉴赏家。此人自命隐士，然以闲人身份奔走于忙人之间。翩翩如鹤，周旋官绅，口给交御，干谒权贵。作清高状，干蔑片事，时人对其鬻隐求显的行径，颇为不屑，时有讥评。蒋士铨拿前朝文人开涮，是冲着当朝文友袁子才而去的。
蒋苕生和袁子才，加上赵瓯北，时人称为“乾隆三才子”。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随园老人，仓山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三十出头年纪，即弃官归隐，退居随园，终身不求仕进，但求快活，是一位日子过得亚赛神仙也似的文人。
蒋士铨（1725—1785），字苕生，又字心余，江西铅山人，曾充武英殿纂修，因母丧乞假归，先后主持江南诸学院，讲学授徒，声誉卓著。后供职国史馆，记名御史，专修《开国方略》，是一位诗词戏曲诸体俱工，文章学问为时所重的文人。
赵翼（1727—1814），字云松，号瓯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翰林学士，内阁中书，在清廷要害部门军机处任章京，进奉文字多出其手，顷刻千言，倚马可待，深为宰辅所重，是一位在史学研究上，在文学创作上，都具有开创意义的文人。
袁善于诗，赵长于史，蒋则以戏曲杂剧著称于世，“江右三大家”并驾齐驱，既是好友，也为劲敌。其实乾隆年间，也有类似时下文坛的歪风邪气，随便几个小瘪三，暗箱操作，私下猫腻，就把相好的哥儿们姐儿们，或某公某老某前辈，吹捧上了排行榜，穿上一袭皇帝的新衣。这种给文人定出前后高低的闹剧，排排坐吃果果，还真有人当真，为之打破脑袋，撕破脸皮。沐猴而冠者，如中六合彩，欣喜莫名；名落孙山者，如死老子娘，泣血稽颡。这种焚烧冥币式的哄鬼游戏，竟弄得一些文坛大人物，也趋之若鹜，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其实，在文学领域里，施行这种体育比赛的做法，究竟有多大准确性，恐怕连笨伯也会质疑的。文学本是形象艺术，无法量化，此文人与彼文人，其作品很难进行比较。被称之为大师者，有他功力的软肋；三流作家，未必不具有他的强项。被称之为史诗的作品，会有败笔；而世俗的消费读物，说不定有其精彩之处。这和运动员跑百米，一秒或几分之一秒定乾坤，是绝不相同的。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先生，曾经喟叹过“愧在卢前，耻为王后”的不平之鸣。看来，古代文人也有被这类低智商游戏搞昏过头而进退失据的。乾隆年间，以袁枚为首，蒋士铨次之，赵翼再次之的位序，也弄得蒋和赵，既不服气，也不买账，只好变着法儿，著文立说，宣泄满肚子的无名火。但云中鹤却毫不在意，飞来飞去，美不滋滋地当他的金牌老大，就更让二位添堵了。
可是，我国乃礼仪之邦，而我等文人则更是孔孟之徒，每到公开场合，如开会听报告，如饭局打牙祭，蒋和赵两位，又不得不拘着面子，作谦谨状。让袁走在前面，让袁坐到主位，让袁先举筷子，看老先生夹了菜，也许是一整条海参，也许是一大块鲍鱼，拖进豁牙半齿、说话漏风的嘴巴里，大家这才风卷残云，大快朵颐。于是，接下来的节目，顺理成章，第一个拿起麦克风即席讲话的是他，第一个拿起毛笔蘸墨题词的是他，第一个拿起剪刀揭幕剪彩的是他，第一个拿起小姐的玉手翩然下场共舞的也是他。
却之不恭嘛！在众人一迭声地“你先请”、“你走先”的逊让之下，老先生也就不客气了。只见他搂着小女子，踩着华尔兹，“老夫聊发少年狂”，满场飞舞，裤裆生风，那身体内部雄激素的残渣余沥，居然回光返照，蠢蠢欲动起来，果然应了孔夫子的话，不亦乐乎了。
这当然是以今度古的拟想了，不足为凭，聊发一噱而已。不过，文坛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热闹过来的，我们都曾有幸看到，文人一老，而不自量，而不安生，而不甘寂寞，而不肯淡出文坛，不停裹乱，不断搅局的讨嫌场面。好像不到八宝山，躺在那儿再也起不来，人们是无法阿弥陀佛，如释重负的。
因此，居然活到八十一岁的袁枚，自然也是可憎面多，可爱面少，可恶面多，可敬面少的文学老人之一了。
他的翰林院两位学弟，蒋士铨死在他的前头，赵翼死在他的后头，硬是拿这位特别自信、特别自我感觉良好的老先生没法办。他只听他想听的话，而把不想听的话拒之耳外，听见也当没听见；他只由着性子做他想做的事，而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一个文人能达到如此不进油盐的境界，实在是了不起，让我对他膺服不已。我在文坛厮混数十年，发现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同行，多得不可胜数，一片污泥浊水。然而，他们比起这位老爷子的文、老爷子的才，甚至老爷子的风流，有着天壤之别。可今人之神气活现，几乎都超得过袁老爷子。因此，我觉得袁枚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怎么烦、怎么笑话，他在南京城里的随园里，坐定了头把交椅，那就更理所当然了。
他这一辈子也真是开心，他的全部快乐，是建筑在他的识时务，知进退，善经营，能鼓吹，会炒作，擅公关，广交游，好风雅上。这当然也并非很容易就能达到的高水平，那是智商加上阅历，才华加上胆识的结果；仅此还不够，还要加上老脸皮厚，加上不择手段，方可臻至圆满境界。因此之故，长达半个世纪里，他在儒林，他在官场，他在民间，他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中所造出来的非凡声势，足以让蒋和赵自愧弗如。
那时候，老先生退隐在随园里，左拥佳人，右列美姝，谈笑鸿儒，往来俊秀；山珍海味，花舫堂会，茗茶美酒，水榭唱曲；官员慕名来访，商绅络绎于门，门墙桃李攀附，造请座无虚日；书商靠他挣钱，刻局赖他赐活，名流借他增光，诗坛由他主盟。他可以说是乾隆年间中国文人的风流魁首，引导时代潮流的浪漫先锋。那时，既无文联，更无作协，但他却成为众望所归的不具领袖名位的实际文坛领袖。
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君园馆花竹水古，幽深静丽，至棂槛器具，皆精好，所以待宾客者甚胜。
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
如此这般的人抬自捧，膨胀成一个巨无霸式的袁枚，弄得蒋士铨、赵翼这两位明白人，以及文坛、诗坛的一干人众，也被这位老先生所迷惑。就像今天我们被某些泰斗、名流、大师、前辈的泡沫现象唬住，是一样的。其实，列宁说过，市场上嗓子最高、声音最响的小贩，所卖出的货物也最不可靠，这几乎就是绝对真理。凡文坛、凡儒林、凡学界，那些叫得越响的风头人物，其货色也越值得打个问号，如果货真价实，用得着吆喝吗？“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就是所谓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于是“学问在诗外”，不得不借助于鼓吹了。
然而，中国的受众，又是最容易被名气的虚火、声望的假象、光圈的幻觉、冠冕的反光，骗得一愣一愣而魂不附体的。这两位也难能免俗，在结集出版自己的诗作时，竟然不得不亲赴江宁，敦请打心眼里鄙视的袁枚，为之序。很简单，“随园出而独标性灵，天下靡然从之”（《郭麟《灵芬馆诗话》），这是毋庸置疑的既定事实，蒋、赵也许不很在意他的名牌效应，然而，文坛在意、读者在意、书商更在意，因此这两位先生，也就得捏着鼻子，赶紧到随园给菩萨上供焚香，以示敬意。
那就怪不得袁枚要说几句风凉话了：
心余手持诗集廿集，向余云：“知交遍海内，作序只托随园。”
赵云松观察尝谓予曰：“我本欲占人间第一流，而无如总作第三人。”盖云松辛巳探花，而于诗只推服心余与随园也。云松才气横绝一代，独王梦楼以为不然。尝谓予曰：“佛家重正眼法藏，不重神通。心余云松诗专显神通，非正眼法藏，惟随园能兼二义，故我独头低，而两人亦心折也。”（《随园诗话》）
说到底，文人相轻这个顽症，不论古今，是神仙也治不了的。当着你，倾盖而语，谦和尊崇；背着你，数黄道黑，鄙夷蔑视，乃文坛常见现象，不足为奇。这二位，该不服，还是不服。所以，蒋苕生在《临川梦院本》里讽刺这位学长为一只云中鹤，还算是有所节制。而赵云松在《戏控袁简斋》一文中，对这位老兄，那就更刻薄了。
早入清华之选，曾膺民社之事，既满腰缠，即辞手版。圈偷宛委，占来好水好山，乡列温柔，不论是男是女。盛名所至，佚事斯传，藉风雅以售其贪婪，假觞咏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赠，辄登诗话揄扬，尝一脔之甘，必购食单仿造。婚家花烛，使刘郎直入坐筵，妓院笙歌，约杭守无端闯席，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尽称奇，到处都逢迎恐后，贼无空过，出门必满载而归。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称诗伯，引诱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门生。凡所胪陈，概无虚假，虽曰风流班首，实乃名教罪人。……罗织之词，虽曰游戏，亦实录云。（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文人能够真正心悦诚服于对手者，又有几何？何况袁枚的的确确就是赵翼描写的那种拆白党，打秋风，撒烂污，登徒子好色的行径呢？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笔》里提到：“蒋苕生蝇营獭祭之词，赵云松虎帐蛾眉之檄，同时俊彦，都已窥破此老心肝。”这也代表着时人对随园先生不敢恭维的看法。
中外古今，凡文人，大概无非两类，一是以文学为目的者，一是以文学为手段者。为目的，往往执著追求，弄不好要为文学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