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修《太祖实录》，修《永乐大典》这样极体面，极荣耀，也是极需要学问的重大差使。
如果，他安于此，老于此，解缙很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然而，一个太政治化的文人，还有心思坐得下来做学问吗？他那奇佳的胃口，奇精的脑袋，已经全身心地盘算着那个胖子朱高炽大明王朝未来的第四任皇帝了。试想，朱元璋、朱允、朱棣，他都无一失手地周旋应付过来，有什么理由不从现在起，就进行前期投资呢？芽此时，他还不到四十岁，他以为来日方长，若是像欧阳修那样活到六十多岁，他认为自己很可能还要侍候第五位、第六位皇帝呢！可是，一肚子学问的解缙忘了，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牌桌上同样也没有常赢的赌客，他怎么可能永操胜券呢？
据《明史》：〃先是，储位未定，淇国公丘福言汉王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曰：'皇长子？穴朱高炽？雪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高煦？穴朱高炽之弟？雪由是深恨缙。而太子既立，又时时失帝意，高煦宠益隆，礼秩？嫡，缙又谏曰：'是启争也，不可。'帝怒，谓其离间骨肉，恩礼寝衰。〃封建社会中的大位继承，从来就是伴随着血风腥雨的难产过程。狗拿耗子，用得着你多管闲事么？解缙不自量力地介入这场最危险的宫廷游戏，分明是在找死了。
１４１０年（永乐八年），他又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缙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缙谒太子而还。〃应该聪明，却是一位笨伯，应该灵敏，却是一只呆鸟的解学士，在这第四场博弈中，连连败绩，现在又做出这等授人以柄的傻事，只好将身家性命统统搭进去了。〃汉王言缙伺上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帝震怒。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好了，他的故事到此也告结束。１４１５年（永乐十三年），〃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呜呼，解缙诗云，〃天风吹我不能立〃，他要是有一点先见之明，预知最后冻死在雪堆里的命运，还会如此耽迷政治，热衷名利，酷嗜权力，到成瘾成癖的地步吗？不过，看时下一些同行，经营竞逐之积极，张罗奔走之忙碌，上下其手之努力，攀援迎附之热烈，好像还很难说这位学士就肯消停下来的。
十个文人，九个轻狂，这种说法，也许不无道理。
细雨骑驴入剑门
李国文
饮恨一生，爱国不成，这八个字，便是诗人的生平概略，这也是中国历来士大夫说不尽的哀史。
在那种做一个悲哀的中国人的日子里，只有陆放翁的诗词，能让我读得热血沸腾，读得慷慨激昂，让我感到不那么悲观，不那么绝望。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１１７２）十一月，陆游由南郑赴成都，经剑门关，写了这首无人不知的小诗：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身合是诗人末？细雨骑驴入剑门。
虽只四句，但剑门之美，羁旅之情，战士之心，诗人之思，跃然纸上。古往今来，堪称绝唱。
蜀道天险，剑门关隘，历来都是名流雅士，骚人墨客，忍不住要赋诗一首的地方。这种中国式的表现欲，也是中国文人说来颇有些可怕的职业病。好像过剑门关，不诌出两句诗来，对不起自己似的。心就抓挠，手就技痒。但有唐人卢照邻、李白、杜甫的诗在前，更有宋人陆游的这首诗在上，知道难以超越，通常也就罢手。与其丢丑，无如藏拙，这就是聪明人了。
不过，在中国，这样的聪明者，好像不多。
近人某公是最具有强烈自信的名人了。此公游兴高，诗情盛，我琢磨他在世时，不把中国的名山、名水、名景、名胜，走遍写遍，是不肯罢手的。所以，在神州大地，他的墨宝，比比皆是。可无论什么事物，再好，多了就要贬值。
他在剑门，也曾留下过一首五律：
剑门天失险，如砥坦途通。
秦道栈无迹，汉砖土欲融。
群峰齿尽黑，万砾色皆红。
主席思潮壮，人民天下雄。
对某公这首诗，不敢恭维，好在在政治上，纲举目张，无懈可击。“思潮壮”的“主席”，“天下雄”的“人民”，比肩并立，谁敢摇头说个不字？但应景文章的弊端在于应景，一旦走出剑门关外，在旗亭里喝杯茶，也就会忘个干干净净。在人们的记忆里，还是陆游那句神来之笔，“细雨骑驴入剑门”，那是怎么也磨灭不了的。
好诗，是心田里流出来的，这是陆游的诗歌得以不朽的缘故。
身居要位、儒林泰斗的某公，与报国无门、壮士扼腕的陆游，是大不相同的。同过剑门，同赋词章，某公临池砚墨，挥笔龙蛇，掌声雷动，笑脸殷勤；陆游霏霏细雨，驴蹄橐橐，形单影只，茕茕独行，岂能同日而语？一位，如此大幸，一位，如此大不幸，正是这幸与不幸之分，写出来的诗，也就有了天壤之别。
不是后来诗人写不出好诗，也不是后来诗人没写过好诗，而是谁也不能违背文学规律：凡是太快活的人，太满足的人，太神气飞扬的人，太想达到政治目的，达到了还嫌不够，还想锦上添花的人，心田里塞满了欲望，即使有诗，通道堵塞，也流不出来了。古人云，诗“穷而后工”，还是很有道理的。
时下的那些脑满肠肥、肉食者鄙之辈，声色犬马、蝇营狗苟之徒，尽管在文坛招摇过世，在儒林张牙舞爪，在市场签名售书，在报纸抛头露面，但那些不是自心田流出来的，而是从腋窝，或从其它什么部位排泄出来的文学，无论怎么炒作，怎么畅销，那来路不正的味道，总是遮掩不住的。
陆游早年，就盛名鹊起，被时人目之为“中兴之冠”，为南宋诗坛的领袖人物。这位爱国诗人，不仅写不来那类形迹可疑的作品，连敞开大嘴，自吹自擂，或拿大，或倚老，或卖乖，或作秀，也不符合他的诚实做人原则。所以，他的一生，除了文学的辉煌成就外，个人事业，官场业绩，爱国情怀，杀敌抱负，可谓不甚得意。这一次，过剑门，折翅铩羽，尤为沮丧。
陆游（１１２５—１２１０），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生那年，适逢北宋亡国的靖康之耻，从此，这种“准亡国奴”的身份，对诗人来讲，是他终生摆脱不了的厄运。据说，他死前三呼“渡河”而后气绝，说明他一生就以“横扫虏廷，雪我国耻”为其终身的奋斗目标。
诗人还在幼年，就蒙异族侵略之害，不得不由原籍淮北，辗转逃难至江浙。成年后，又“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诩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跋傅给事帖》），“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跋周侍郎奏》）。在如此深刻的抵抗潮流影响下，以雪耻报国、抗敌御侮为其生命基调的诗人，想让他具有当代文人的那些苟且勾当、下流作派，是学不来，更做不到的。
精神时代，出精神斗士，物质时代，出物质庸奴！这就是时代赋予文化群体的总体特色。
乾道七年（１１７１）他在夔州任上，分管教育、农业，甚不如意。正好，枢密使王炎宣抚四川，聘他为幕宾。他终于如愿以偿，到了南郑幕府。并有机会巡行汉中一带，在接壤金兵的最前线，施展其军事才能。栉风沐雨，驰骋沙场，霜凝铠甲，奔走边关，终于实现其“恨不以此劳，为国戍玉关”（《雪后苦寒，行饶抚道中有感》）的理想。
然而，这个世界，是个绝对偏心眼的世界。好人想做好事不成，坏人想做坏事必成，已是一种规律。在王炎幕下，任干办公事兼检法官的这位诗人，主张抵抗，也在说服长官抵抗。“为炎陈进取之术，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宋史》）
这当然是给主张不抵抗的皇帝添堵，是给主张不抵抗的投降派好看。于是，两者沆瀣一气，联手出来镇压。第一招，将王炎调回临安，闲置起来；第二，长官一走，幕宾自然也就只好作鸟兽散，各谋出路。我们这位诗人，灰溜溜地离开南郑，经剑门到成都去，再豁达，再想得开，这心情也好不起来。
在中国历史上，凡统治者对外孬种之际，必是对内凶恶之时。对金人，他们称臣称侄，忍辱蒙羞，纳币强虏，苟且偷安；对抗金将士，他们排挤之，打击之，排挤、打击还不行的话，则杀戮之，屠灭之。中国人这种在狼前为懦弱之羊，在羊前为狠毒之狼的劣根性，是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人种基因上出了什么问题？否则，为什么几千年来，始终不断出汉奸，出卖国贼，出假洋鬼子，出民族败类呢？
一腔热血，换来一盆凉水的陆游，在郁闷中，在惆怅中，无法写出那“思潮壮”、“天下雄”的时代最强音。爱国有罪，何“壮”之有？抗敌有过，“雄”从何来？一直到乾道九年，他的一首《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仍可读出诗人被剥夺了爱国权利的忿懑、失去了杀敌机会的激愤：
当年脍鲸东海上，白浪如山寄豪壮。
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
今年摧颓最堪笑，华发苍颜羞自照。
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
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
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
不过，从这首诗看，时在成都任参议官的他，仍是壮志未泯，仍是精神不死。屡遭挫折，收复山河之心不变，远离前线，憧憬颦鼓之声依旧。可是，生在这个极不争气的王朝，碰上这些极不争气的皇帝，他一生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一个比一个窝囊废，又能有什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