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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原属沁阳，从这个县名，大致可知民国年间，才设县另治的。《旧唐书》和《新唐书》均称：“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怀，即怀庆府，现为新乡市。那年春天，我从北京坐火车到新乡，再转车焦作，然后又到博爱县的九府坟，编入刚召募来的当地民工队伍，沿着丹河，步步攀高，翻山越岭，往太行山深处的新线工地走去。
丹河逶迤出山处的平川地带，人烟稠密，物产富饶，自流灌溉，水美地肥，是著名的怀山药、怀生地的中药产地。而顺着河谷，蜿蜒而进，到达只有大白天里公然出没的狼，只有夜里令人心悸的寒号鸟，只有一出门就撞鼻子的大山，只有超负荷的强体力劳动的新线工地，唯见山高坡陡，地寡人稀，荒芜贫瘠，一片凄凉，真是心寒透顶。也许春风得意的人，不大能读进去李商隐。那几年里，随身携带的清人沈德潜的《唐诗别裁》，其中选他的40首诗，曾是我得以寄托的精神绿洲。
山里的春天来得晚，山里的太阳也得十点钟以后才露面。在这深山老林里，那些一无去处，二无消遣的民工们，劳动之馀，也只有抽旱烟，喝闷酒，兴致上来，扯开嗓子，吼几句梆子腔消磨时间。久而久之，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我也渐渐地听惯了乡民们所唱的，略异于正宗豫剧的“怀梆”。
那时没有样板戏，因而唱过野台班的老于此道的李商隐乡党，工馀之暇，断不了串上几出，作为消遣。若不去考究说雅不雅、说俗不俗的半吊子唱词，只是倾听、欣赏、品味其声调，这些业馀演员，唱到投入时，也是蛮能煽情的。怀梆苦戏较多，如泣如诉的悲哀，呜咽缠绵的伤心，一唱三叠的感叹，愁肠百结的情思，那苍凉、委婉、幽怨、深沉的唱腔，着实令我为之回肠荡气，胸臆共鸣。而且，最奇怪的，总能使我想起李商隐，想起他那首谜一般的《锦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不也同样如此吗？那种失去了全部的追悔，那种流金岁月一去不复的怀念，那种像蹀躞而行的负重牲口，不知道前途，不知道目的地的命运……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对着昏灯，守着寂寥，在古老的怀梆旋律里，真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锦瑟无端五十弦（2）
戴上右派帽子的我，不是罪人，胜似罪人，这等无刑之刑的日子，相当难熬。但比起公元9世纪的唐朝晚期，被卷进朝廷党争漩涡之中的李商隐，我觉得他的际遇，可能要更糟糕些。因为，我是碧落黄泉，彻底完蛋，也就破罐破摔，听天由命了。而他，至少保持着罐子的表面完整，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做人。可是，在中国，在文人的群体中，谁块头最大，谁分量最重，绝对是那些妒火中烧的文人们集中攻击的目标，李商隐为晚唐的首席诗人，岂能轻饶了他？殷鉴不远，记忆犹新，我们都曾亲眼目睹“文革”期间，那些文学大师们怎么被文学小人团团围住，咬得遍体鳞伤的。
然而，李商隐的痛苦，在于他在当时的朋党之争中，始终扮演着一个两面不讨好的，被唾弃，被鄙视，被排斥，被打击的可怜角色，而不能自拔。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对李商隐的尴尬处境，有着切中肯綮的论述：
至于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为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尤为可畏者也。
牛，即牛僧孺，主角其实为李宗闵，史称牛党。李，即李德裕，史称李党。前者代表新贵阶层，属于浮薄潮流一派，后者门阀色彩较浓，维护旧族利益，很看不起暴发户。两派交锋的实质，说起来振振有辞，似乎是思想意识形态之争。其实，归根结底，仍是官大官小，权力分配之争，吃肉喝汤，获益多寡之争。
这几位狗咬狗一嘴毛的晚唐朋党主角，都曾是不大不小的文人，都曾是不香不臭的诗人。在《全唐诗》中，至今保存着他们在朝时酬应唱和，在野时失意牢骚的诗篇。
文坛文坛，其实没有这个坛，只有大大小小的文学圈子。这种或暂时的，或长远的，或松散的，或紧密的文人集群，与黑社会的拜把兄弟，与青红帮的契结金兰，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不过没有杀公鸡歃血为盟，没有摆香案磕头发誓，稍微斯文一点罢了。
但只要形成圈子，第一抱团，第二护短，第三排外，第四利益共沾，这四大纲领，便是铁的纪律。因此，当李德裕、李宗闵、牛僧孺这班小人式的文人，文人式的小人，官做到节度使、兵部尚书、翰林学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高位，进入政坛，握有权柄，吆五喝六。原来的圈子，就会发展成为同进同退，同枯同荣，同声共气，一致对外的宗派主义政治集团，也就是朋党。
文人不能弄权。凡弄权的文人，不是制造别人的悲剧，就是制造自己的悲剧，自古以来，莫不如此。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互相倾轧，垂四十年。”我们看到，知识分子要是恶斗起来，那也是相当下作，无所不用其极的。后来，弄得皇帝也受不了，叫苦连天，“上（唐文宗李昂）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于是，本是天平节度使令狐楚门生的李商隐，忽然跑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那里，成为上门女婿。而令狐为牛党，王为李党，党同伐异，是人性恶本质的必然，皇帝都摆不平这帮打红了眼的朋党斗士，像他这样虽然声名藉甚，但仍须仰求乞食的诗人，为自己走错的这一步，当然，也未必就是完全错的这一步，不付出代价，行吗？
陈寅恪出于对诗人的同情，说出“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尤为可畏者也”的话来，为其诿过于当时之社会风气。其实，我觉得很正常，诗人也是人，也是饮食男女，也是性情中人，也是人间烟火之一员，也是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供求者。何况，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他能免了没起子的时候，能免了做没起子的事情吗？我是怀疑的。
因此，如果他有些卑鄙龌龊，有些投机取巧，有些急功近利，有些小人心肠，也是大可不必求全责备的。所以，诗人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所选择的这门错误婚姻，以及随后所付出的一生，我同情，也能原谅，但也无需乎为贤者讳。
顶多，为其惋惜：大师啊大师，前辈啊前辈，您的诗写得美妙绝伦，你的人却怎么做得如此一塌糊涂呢！
也许，大师未必时时刻刻都大师，未必没有不地道的时候，未必不做不地道的事情。因此，李商隐的苦果，很大程度上是他自找。俗话说得好，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也是不必为之回避的。
现在弄不清楚李商隐为何要离开令狐楚家，投奔王茂元。
也许，历史只是让人看到一半，那是字面上的东西，另一半，隐藏在字面背后，是谁都看不到的。因此，前人所言“史无信史”，“尽信书不如无书”，绝对为腐儒所深恶痛绝的看法，是有其道理的。而且，即使字面上的那一半，还有很大的存疑成分，更何况未知的，允许后人猜测、推断、想象的那一半自由空间呢？所以，新旧《唐书》里的《李商隐传》，不过是诗人表面现象的描写。那首《锦瑟》，其中的暧昧情节，才是几百年来的文人学者搜索枯肠、费尽思量的所在。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生于公元812年，死于公元858年，是个很不顺的晚唐诗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顺者少，不顺者多，也是无争的事实。但如李商隐这样“坎壈终身”的不顺者，而且不顺到只在世上活了四十七年就一命呜呼，还是不太多的。
“坎壈”，从字义来解，当有老百姓口头上常说的，沟沟坎坎，坑坑洼洼，不很平坦的意思。李商隐的一生，十岁丧父，三十岁丧母，四十岁丧妻，三次考场败北，五次幕府下岗，七次转业另就，这条实在太艰难的人生道路，真够难为我们这位诗人在其短促一生中，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熬过来。
因此，这首在最后岁月里写成的《锦瑟》，凝聚着他的全部人生历程，浓缩着他的全部感情体验。如同贝多芬那支《命运交响乐》，每读每新，总能敲动着人们的心扉，与之共鸣。
这种以千年为单位衡量出来的不朽，才是货真价实的不朽。
锦瑟无端五十弦（3）
惟其不朽，一千多年来，李商隐成为关注之焦点，研究之重点，大有成为一门显学之势。谈唐诗，首推三李，他是压轴的一位。虽然，他的作品，其费解、深奥、晦涩、隐喻之处，往往人言人殊，不得要领。但美不可言之处，对整个唐诗而言，可谓枇杷晚翠，异峰突起，形成闭幕前的高潮，结束一代盛事。尤其他的这首天鹅之歌，从宋之苏东坡起，一直到今人钱钟书，或注或释，或议或评，无不竞为时尚，显出高见卓识。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学者，把功夫用在《锦瑟》上，这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是颇为罕见的现象。
所有琳琅满目的名人解读，概括起来，无非两类，一类认为诗中有人，一类认为诗中有物。认为有人者，又各有所指，或情人，或恋人，或爱人，或亡人，或诗人本人。于是，关于这首诗的热烈精彩，就都从这方面着力，也都从这方面出戏。
诗中有人，一个极曼妙的女子，为最早出现的说法，也是最有影响的说法。
李商隐有《锦瑟》诗，人莫晓其意，或谓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刘攽《中山诗话》）
刘贡父云：“锦瑟，令狐绹家